何清漣:告別GDP崇拜與國土整治

【新唐人2010年8月30日訊】 今年8月以來,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條好消息伴隨著各種生態災難接踵而至。表面上看,這兩條消息似乎並無關聯,但如果了解中國模式的特點,就很清楚在中國這兩者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因為持續30余年的經濟發展,恰好是以過度透支生態環境為前提。各種不期而至的生態災難正向中國人發出警示: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失去了環境依托。

GDP作為經濟核算指標的幾大缺陷

中國將 GDP作為國民經濟的核算體系,其功能主要是衡量經濟規模的大小。由於中國的GDP崇拜帶來諸多問題,近年來受到多方質疑,質疑的焦點是數字注水問題。但其用來衡量社會發展的幾大缺陷卻少有人提及。六年以前我在《霧鎖中國》一書中專列“中國的GDP高速增長神話”一章談統計數字的宣傳功效,曾列舉過GDP作為經濟核算體系的幾大缺陷:

GDP不能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建設中,幾十年以來一直無法糾正的毛病就是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其原因就是這種巨額浪費永遠不會體現在各級政府用於考核官員的GDP指標當中。

GDP不能衡量社會總體福利的增長,因此中國成了一個社會福利只覆蓋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而大多數民眾卻與之無緣的制度。

GDP不能衡量社會分配是否公平。在GDP總量上升的同時,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切走了GDP這塊蛋糕的四分之一,而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近20年來始終徘徊於12-16%之間。官員腐敗獲取的巨額“灰色收入”,導致貧富差距過大。高低階層收入差距達55倍,基尼系數已達0.5,整個社會進入動蕩前期。

GDP更不能衡量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成本。早在五年前,世界銀行作出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占到當年GDP的8%;中國科學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到GDP的15%。

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分配的不公平甚至大政府小社會與惡劣的人權狀態等,中國人都可以寄望於政治體制改革加以改變,但被“GDP騎士”們掠奪得千瘡百孔的生態環境卻無法還原,中國成為一個災難頻發之國這一現實已經難以逆轉。

政府的“GDP崇拜”與生態資源的竭澤而漁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近30年的GDP增長完全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嚴重毀壞之上:中國1/5耕地受到嚴重的重金屬污染;城市河段70%受到嚴重污染,國人的飲水安全早已成為嚴重的問題;全球10大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8個;國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裡的速度自西向東推進。最嚴重的是,人口與資源關系一直高度緊張的中國,如今還面臨如何消化巨大的生態難民的難題。早在2005年,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就透露: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東部、東北部各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鑒於近三年生態難民的快速增長,人數恐已超2億。

舟曲之覆緣於大自然對人類過度開發的報復。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透露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全國共發生地質災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全國共發現地質災害隱患點20萬處,其中類似於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質災害隱患點1.6萬處。舟曲之覆只是拉開了一連串災難的序幕,

中國生態系統瀕於崩潰緣於扭曲的發展觀。以資源大省山西省為例,2006年山西省環保局曾做過一項調查,在接受調查的人群中,93.31%的民眾認為,環境保護應該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然而卻有高達91.95%的市長 (廳局長)認為加大環保力度會影響經濟發展。在這種“發展先於環保”理念指導下的山西省,因采煤造成的地下采空區面積就達萬余平方公裡,其中近5000平方公裡地面沉陷。

改變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體系

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4個基本要素包括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約束,作為生存底線的就業與政治整合力量。其中生態環境是一個社會的生存基座,這個基座堅實與否,決定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狀態。也因此,一個國家的生態安全是這個國家政治安全的最終保障。因此,中國需要告別GDP崇拜,另選一套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體系。

聯合國環境署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社會、經濟、環境、政府組織及民間組織等各項在內。 在會計行業,國際社會也提出了“社會責任會計”和“環境會計(綠色會計)”的新會計理念,其計算方法是要在現有統計基礎上扣除經濟活動產生的外部社會成本,扣除所計量資源的耗費,以計算國民經濟增長的淨效應。

在中國告別GDP崇拜非常不容易。在中國,這一由蘇聯統計體系與西方SNA體系雜交而成的GDP核算體系不僅是經濟,更是政治,它牽涉到無數官員的烏紗帽與仕途升遷。2003年至2005年間,時任國家環保局副局長的潘岳曾提出“綠色GDP”核算體系,結果遭到各級官員不約而同的抵制,最後被掐死在襁褓中。目前中國已經進入生態瀕臨崩潰的前夕,竭澤而漁換來的那點可憐經濟成就根本無法應付即將到來的生態危機。我希望大自然的報復能夠警示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對生態資源的瘋狂掠奪,將整治國土作為今後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否則,中國危矣,中華民族危矣。

(原載BBC·點評中國201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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