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17日訊】1951年，土改中，農民斗地主。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 土改運動開始，一直持續到1952年。
1947年，黃店屯村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這年6月，共產黨打回來，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隊進村，發動大夥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則是，村里的大戶——老周家的戶主周春富死了。
黃店屯村位於遼東半島中西部的複縣（今瓦房店市）。東北光復不久，八路軍接收了偽滿政權，1945年10月，复縣民主政府成立，黃店屯村也隨之“解放了”。可沒想到，一年之後，國民黨軍隊又打進來。又過了半年，遼東地區東北民主聯軍反攻勝利，黃店屯又迎來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後，黃店屯最激烈的變化，就是土改工作組進村了。工作隊來的時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們回憶，“工作隊的人當年大都是兵，還有乾部，有從瀋陽來的，有從膠東來的。”
也就是在這個月，隨著土改的進行，周家的戶主周春富，被當作“階級敵人”的典型，打死了。
家業
“老周家也是闖關東過來的。”83歲的黃店屯農民閻振明說。具體哪年哪月從山東遷來的，周家後人也不明曉，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推測，大概是在清初。
和東北其他地方一樣，复縣長期地廣人稀。清初召民墾荒，一些山東人來到這兒。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當時，八旗官兵“跑馬圈地”，戍邊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輩在內的移民們，則自己動手墾荒。周家的先祖在這裡定居下來，開荒、種地、生孩子，一戶人就這樣繁衍生息下來。
後來的移民，能選擇的好地越來越少，有人乾脆租地。天災人禍、家道中落等變化，也會導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這裡的人地關係遠沒有中原地區緊張。民國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記，明確土地所有權，3年後統計，复縣共有耕地面積1517570畝，農戶46610戶，其中87%是自種戶、自種兼租種戶，僅有少量農民完全靠租地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這一輩，並不算富裕，按閻振明的說法，周春富“繼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來，那些浮財不過是過眼雲煙，只有土地才是結結實實的保障，地裡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孫也能受益。
於是，這個勤儉、精明的農家子弟，開始一點點地攢錢、置地。他的勤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黃店屯，年長些與周春富有過接觸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這人無論吃的還是穿的，都很寒磣，褲腰帶都不捨得買，是用破布條搓的。”周春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摳門。一個流傳甚廣的細節是，“周家吃剩的粉條用筷子撈出來，放到蓋子上曬乾了日後吃。”
在周家做過多年長工的王義幀回憶說，周春富從“從不閒著”，伙計鍘草的時候他幫著續草，他續草鍘出的苞米秸長短勻齊，牲口愛吃。“有個特殊要求，無論是伙計還是兒女媳婦，幹活時不准穿紅掛綠，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幹。”
“周家院子裡是不能有雞糞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鏟子往院坑里拾掇。家裡不養牛養騾馬，腳力快也乾淨。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養成了習慣，冬天天沒亮點了火油燈，家里人做飯的做飯，餵牲口的餵牲口。人家都起來了，你伙計還能賴在被窩裡嗎，起來沒有事摑著筐揀狗糞。”2006年，王義幀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訪談時回憶說。
在黃店屯，老周家的5個兒子也讓人羨慕，“家里人手多，大兒子乾農活，二兒子管家，三兒子趕車，幾個兒子都有分工，個個勤快。腦子也靈，都能掙錢。”
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爺，孟令騫多年來尋訪了幾十個與周家有交往的人，據他介紹，周家“掙錢了就買地，地多了就僱長工，從三五個到七八個的時候都有。太姥爺和長工一樣幹活，一大早就趕馬車出去，回來掛一鬍子霜。”
長工王義幀對周春富買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頭把家，就願意買地。和人家在地頭說話，末了就問，你賣不賣啊？”
周春富憑藉自己多年的努力，為周家積攢了一大份家業。1947年，也就是土改隊來到黃店屯的那一年，這份家業包括40天（約合240畝）土地，還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個雜貨舖。
階級
在土改隊到黃店屯來之前，周春富對“土改”這個詞兒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決定放手發動與領導群眾運動，“從地主手裡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東北黨政軍萬餘幹部下鄉，在各地黨委領導下組織了許多小型工作隊，半個多月的時間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為東北農村的流行語。不過，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沒太大關係。當時的主要內容是“減租減息”以及分配“敵偽大漢奸”土地給無地和少地農民，周家沒土地出租，也沒人當漢奸，算不得改革對象。
1947年年底，當土改工作隊第二次進村的時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黃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樣，他夏天上身不愛穿衣服，後背曬得黑紫黑紫。如果沒什麼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樣，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徹底交給下一輩，自己含飴弄孫。
但周春富的命運卻因為一紙通知而發生了徹底改變。這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土地改革會議，之後發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東北局發出《東北解放區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遼寧各地黨政領導決定，“貫徹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消滅地主階級的階級路線”， “徹底解決平分土地問題”。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一年12月，中共复縣縣委抽調上千名幹部，組成工作隊進村了。
早在1933年，毛澤東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對農村的階級關係進行了分類。那些“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債，或兼僱工，或兼營工商業。”而對富農的描述則是，“富農一般都佔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這一分析成為農村社會關係分析的主要依據，但是按此判斷，周春富似乎劃為富農更合適，因為他僱傭了長工，但並無土地出租。
學者黃宗智則把這類人，稱之為“經營式農場主”——他們僱傭了3到8個，耕種100到200畝土地。在黃抽取的33個村莊的樣本中，有17個村莊里有這樣的農戶。
對於這些“經營式農場主”，最初在1942年，中共內部曾提出應當視作為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的，應當和富農歸為一類。因為黨內很多人看來，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要先進。
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這些理論上的劃分只是參考，村內的政治氛圍和工作組的工作方式決定了一切。在黃店屯，擁有20多口人，200多畝土地的周家最終被劃作了地主。人均十畝地，在地廣人稀的東北農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還有幾個坊鋪，這在村里是被認為“很有錢”的象徵，而“有錢” ，則是劃分階級，平分財產的一個前提。周春富費盡心思積攢起的家業，最終成為了致命的包袱。
同樣在黃店屯，擁有40多畝地，10口人的閻振明家，被劃為中農。閻振明回憶，黃店屯以及附近三個屯，有300多戶，被劃為地主富農的有六七戶，貧農和雇農不到20戶，其他都是中農。
批鬥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故事內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東北農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黃店屯土改的一個背景說明。
在小說中，“土改工作隊”的蕭隊長率隊進駐元茂屯。他們調查研究，組織隊伍，發動群眾，在《白毛女》的歌聲中，通過“訴苦會”等多種形式，不斷強化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仇恨，調動他們參加土地改革的積極性。於是，村民們逐漸意識到，村里的富戶不僅有錢，不僅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東家，不僅是鄉親，而且是“我們的階級敵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黃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學。“周春富被拎過來，貧下中農代表們控訴完畢之後，上去圍攻，打啊踢啊。” 閻振明至今還記得當年的場景。
“你踢了嗎？”閻振明一楞，沉默了兩秒鐘，臉扭向一旁，苦笑著說:“誰敢不踢啊，階級鬥爭，階級一劃分那就是敵人。你不踢，不表態，就說明階級立場有問題。”
在這樣的氛圍中，周春富的一些問題，逐漸被“挖掘”出來。一個當年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若干年後回憶，“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個兒媳婦，得被他逼著幹活！一個月頭10天，大兒媳婦做飯，二兒媳婦做菜，第三個兒媳婦當‘後勤部長’，推碾子拉磨什麼都乾。這10天四兒媳婦可以‘休息’，給孩子縫縫補補做衣服。下一個十天，就按順序‘輪崗’……對家人他都這麼摳，對我們扛大活的長工，你想想得狠到什麼地步！”
這種憶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續到文革。文革中，時任革委會主任的孔慶祥找到曾在周家當過長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講講周春富的問題，對貧下中農進行再教育。他是當年周家4個長工裡年齡最小的一個。
孔兆明上台開始講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著講著不自主地說起，老周傢伙食不錯，“我們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餅子，苞米粥，還有豆腐，比現在還要好。”幹部們一聽，急了，趕快拉他下來。
60多年過後，當“階級鬥爭”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漸淡忘，而他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憶起來。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你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幹？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幹。”而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多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老長工王義幀則說:“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伙計還行。沒說過我什麼，我單薄，但會幹。老頭說，會使鋤，能扛糧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這樣帶有傳統鄉村溫情的話語是不可能得到表達的。“我經常聽父輩們回憶，唉，人家周家有那麼壞嗎？但那個時候誰敢說他好？”1947年，趙桂春出生於黃店屯附近的黃堡屯。61年後，她坐在大連圖書館，看書，反思以前的事兒:“在暴力面前沒有人道，在血面前誰不恐懼？”
暴風驟雨很快席捲了周家，“數不清的腳踏進院子，翻箱倒櫃挖地刨坑，然後把篩糠樣的地主老財父子婆娘揪鬥到街上戴高帽掛鐵牌，鞭棍啐罵一浪高過一浪。太姥爺的幾個孩子扶著破碎的窗櫺驚恐萬狀。親朋們早就鳥獸散或作壁上觀或劈天跺地劃開界線。”孟令騫根據自己的尋訪復原了當時的情景。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運動中，地主命運的一個縮影而已。包括《中國的土地改革》在內的不少史志都記載，一些地區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財寶”運動成為風潮，不僅僅如此，還發展成了“打堂子”運動。開始還以村為單位，即讓地主、富農淨身出戶，把他們的財物都拿來分掉。後來覺得本村的是熟人或親屬，不好下手，便發展成為以區、甚至以縣為單位的“聯合打盪”，在村與村、區與區之間互相“掃堂子”。
在重新劃分階級，徹底平分土地的大風潮下，不僅僅是地主，就連一些中農也未能倖免，在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並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西。”
幾乎是土改剛剛開始不久，周春富就被“鎮壓”了。周春富具體是怎樣死的，由於沒有正常的法律審判程式，已經找不到檔案記載。村里的一些老人們說，周春富就是開批鬥會時，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個給高家放過豬的那個小孩，多年後回憶，“周春福（富）讓人民政府召開公審大會給槍斃了！那天我們家鄉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們都非常高興。”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這樣的大風潮下，並算不得什麼特別突出的事件。但讓周春富“揚名”的則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後兩年，那個曾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參加了解放軍，在行軍打仗的途中，開始動筆根據自己的經歷撰寫長篇小說。
後來，“在總政文化部首長和解放軍文藝社領導、編輯的關懷、幫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體指導下，我每天加班加點，廢寢忘食，反復修改書稿。《解放軍文藝》把我改出的書稿全部連載了。”
這個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戰士作家”高玉寶。 1955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單行本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高玉寶講述了一個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備受剝削，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說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雞叫》。在這個故事裡，綽號“周扒皮”的地主，為了讓長工早起幹活，半夜鑽進雞籠學雞叫，最後反被長工們戲弄。《高玉寶》在國內外有二十幾種版本，僅漢文版印數就高達450多萬冊，並被改編為24種連環畫和12種文藝演唱形式及其戲曲書籍，其中尤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1964年拍攝的同名木偶片影響深遠。
黃店屯村的孔慶祥回憶，“有一年我在到黑龍江的火車上，正好遇見高玉寶，我問，大舅，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嗎？他沒吭聲，說是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然後又說，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他地方就沒有。”
但真實與否已不重要，這個“周扒皮”的綽號，以及“半夜雞叫”的荒唐舉動，最終成為了中國千千萬萬地主的代名詞。
黃店屯9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三間老屋裡，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不是惡人，不霸道。”在傳統的鄉村道德語境內，“好”和“惡”是最基本的兩個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