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4日訊】前波蘭團結工會顧問、現任波蘭《選舉日報》主編的米奇尼克先生在中國的講話引發海外一些學者的不滿，因為他們感到這個曾經滄海的反共鬥士如今對共產黨的認識實在讓人跌破眼鏡。所以，研究極權的住德國學者仲維光，住美國經濟學家何清漣，北京的劉自立等人寫出文章對米奇尼克發表的“共產黨會改變”“對共產黨要有耐心，等待黨內出現改革派”等眾多的誤導之言加以反駁。
這些海外中國學者的反駁遭到網絡寫手不銹鋼老鼠劉狄的指責，她說“筆者認為，米奇尼克先生說他不了解中國，這或許並不是謙辭，他對中國的了解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超過交流時在座的關心中國現狀的網友們；但是另一方面，米奇尼克先生對中國的了解要遠遠超過海外某些自認為了解中國的中國人。”劉狄還反駁了何清漣指責中共嚴加控制民間社會的言論，說她自己就在中國做了許多當年米奇尼克不能做的事情，比如NGO（非政府機構）的工作。所以她認為：“中國當局進行的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或許存在種種弊端，但其結果確實是削弱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使民間社會擁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也為中國的轉型創造了條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評論中國問題時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何清漣女士在推特上對劉狄的這篇文章做了三點簡潔的反駁，她說：一、劉狄的文章以她那個小群體的特殊生存狀態概括為全體，不是中國的實際情況，廣大的上訪和維權百姓絕沒有她那種“空間”；二、她有意視而不見中國政府對外國NGO的種種的限制政策；三、她把領會中共政府的意旨混同於“了解中國”。
我在此想說明的是，如果劉狄認為海外的人不如那些“關心中國現狀的網友們”更了解中國的事情，那隻能說明生活在中共新聞封鎖狀況下的劉狄太不“了解”海外的信息是多麼的通暢，也不能體會信息通暢對人們思想的通暢和對大是大非判斷能力的提高的妙處。
現在是信息社會，信息社會的絕妙之處就在於，一個人只要具備正確的價值觀，你不必非要去這個國家，就可以從通暢的信息中得到這個國家的充足的真實信息而做出你的正確判斷。相反的是，在新聞封鎖、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民反倒得不能中國的真實信息。所以像我這個十幾年沒回國的海外華人，卻比我的在北京生活幾十年的兄妹更知道中國每天發生的事情，他們只能打電話問我中國真實的消息和狀況。他們也都是“關心中國現狀的網友們”。英國劍橋大學早就為此做過一次實際研究，它對該校在中國南京大學學習一年的英國學生和在本校學習中國文化的學生進行考核，竟意外地發現，有關大的負面的中國消息，那些在中國學習了一年的英國學生不知道，而在英國學習中文的學生卻知道。所以，隨便說海外的人“不懂中國”是堵人嘴，或是不讓別人批評中共政府。
由於網絡的出現，信息村的發達，中共政府封鎖新聞和控制媒體就越發瘋狂，迫害記者和網絡寫手也越發殘酷。另外，那些中共收買和豢養的知識分子、經濟學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為中共鼓譟宣傳，他們在不同階段製造出許多不同的套話說辭，原來散佈“人民素質低，民主要慢慢來”，現在散佈“對共產黨要有耐心，等待共產黨內部出改革派”，誤導人民幻想中共可以讓權使中國和平轉型。事實是，隨著底層民怨的不斷爆發，中共越來越草木皆兵、風聲鶴唳，連幻想能夠與中共和解共治的劉曉波也被抓進監獄，這正說明中共這個最殘酷無恥的極權政府的無恥之處，把對它抱和平轉型幻想的人把玩於股掌之中，誘使對方自慰於“空間”之下，一會兒讓你在民間社會有“向因言獲罪者提供法律和經濟方面幫助”的“空間”，一會兒讓你在監獄中感到“柔性化、人性化”的“空間”。可中共卻對權力不會有一絲讓步，只要它感到它的權力受到威脅，它就會把對方感恩戴德的“空間”完全擠掉。 《零八憲章》的遭遇正說明了中共的死硬和無恥，既便《零八憲章》把中共極權性質說成威權性質來討好中共也無濟於事，它和解共治的勸說還是惹怒了絕不會分權的中共。
對極權主義的正確認識也不需非要生活在中國才可以得到。歐洲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經對極權主義有了深刻的思考和定論。遺憾的是，至今在中國，對極權主義的認識仍被那些對中共抱幻想的人士混淆著。二十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原籍德國，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撰寫了《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在這本書中她對極權主義給以深刻的剖析，她說，極權主義是一種在政治上“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
中共政府就是這麼一個“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政府。如劉狄所言，經濟的變化帶來中國民間社會的變化，但是劉狄沒有看到的是，中共的本質沒有根本改變，它只是形式的改變，它只是從教條僵化的第一階段的極權主義改變成為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第二階段的極權主義，也可以說是晚期極權。中共政府的這些變化早已被那些歐洲的極權主義研究學者言中：極權政府並不是靜止不變的，它根據需要在與時俱進地運動和變化著，它的變化不是變好而是變換形式，變得更具欺騙性。
處於晚期極權階段的中共政府現在就變得充滿投機性，它可以給某個對它有利的小圈子一些活動空間，以此表現國家的“和諧”和穩定。同時，擠壓和打擊它認為對政權有威脅的人群的空間甚至生命，中共對法輪功百姓的群體迫害和屠殺就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共產黨極權統治從第一階段變化到第二階段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今天的中共極權政府正是阿倫特所說的典型的“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政府，它已經走到不惜利用墮落和腐敗，不惜以破壞國家環境等毀滅性的極端手段來維持它的極權統治的極端。這個“充滿投機性”的共產黨政權變得更加不擇手段，它可能把手段從“大刀砍頭” 變成“軟刀子割頭”， 把“開水煮青蛙”變成“冷水煮青蛙”，都是致你於死地，只不過給你多喘兩口氣的幻想“空間”。唯一不變的是，它仍牢牢地堅持著傳統共產黨的原則，一切順應共產黨統治的都可以容忍存在，一切超出這個一元論的封閉世界的東西，一定要剷除，不給任何空間，它對網絡公司雅虎和谷歌的態度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那些說共產黨變好了，說共產黨從極權變成威權的人只不過是在為共產黨掩飾其機會主義的欺騙性。
這個晚期階段的中共極權政府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巧取豪奪也更加肆無忌憚。
當我在海外看到下面報導時：“家住無錫市北塘區錫園新村178號102室的袁年生二00九年11月30日遭拆遷辦僱傭的一群不明身份人員綁架及暴力毆打住進醫院，12月9日因搶救無效離開人世。”我不得不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寫了一篇文章以證明我不但了解中國的現況，而且還深受中共其害，並深感何清漣女士描述中共本質的準確：它是“最自私、最沒人類意識、最無現代政治理念、最無能， 因而最喜歡用最兇殘、最簡單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群。下面，我以親身經歷例舉中共政府這幾個“最”的實證如下：
我先生王勝林就是無錫市北塘區的人。中共建政前，他父親在這裡開私人診所。後來診所被中共公私合營了，但那棟做診所的三層小樓作為私產僥倖保留了下來，我先生就是在那所小樓中長大，我們在無錫結婚時曾住在二樓。這座小樓地處無錫鬧市，勝林父親為了生意興隆才特意把他的診所選在鬧市。他們所在的整個一個弄堂裡都是擁有私房的幾十年的老鄰居，鄰里之間親親熱熱地像一家人。
不料想，這個弄堂在四、五年前遭到野蠻強拆。背後有政府支持的地產商給我先生家的房子開價是十七萬人民幣，他二哥一听就火了，這不就是明火執仗的強搶嗎？其他的鄰居也都一樣憤憤不平。
鄰居中有個派出所所長，是鄰居中最大的共產黨官員了，他出頭要帶著鄰居們抗爭。但不知何故，第三天，這個派出所所長就搬走了。大家都說，“他被高價收買了，拆遷背後是無錫市政府。小老百姓哪敢跟政府對著幹？”群龍無首了，大家都無可奈克、忍氣吞聲地先後搬走了。
只有我先生的二哥死活不搬。你不搬，敢和政府鬥，行啊，人家給你停水停電，推土機隆隆地推土把你的房子埋起來。在美國這邊的我們很擔憂，我先生求二哥趕快搬，說這口氣咱們只能忍啦，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也住在裡面，二哥能扛，老母親也不能扛啊。那些拆遷辦公室的官員們太曉得怎麼對付你這孤軍作戰抗爭的小百姓了。他們這時候出面了，說：“再給你加兩萬，你走人，否則我們就不客氣了。”二哥無可奈何地也也搬走了。
後來我婆婆病倒，兩年臥床不起，最後死去都與這次搬遷有直接的關係。還有，老太太臨死前在醫院搶救一個月，被醫院敲詐八萬多元人民幣的情節就更是驚心動魄。那醫院高收費也是有中共“醫療產業化”政策支持的，人家醫院說這是合理收費，被敲詐的百姓反倒沒理。一葉知秋，從我家的遭遇就可以看到中共國是多麼的昏天黑地，這不是一家兩家的災難，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災難。
這樣一個無恥至極、罪惡滔天的政府怎麼能和平轉型？它自己非常清楚它不能有絲毫讓步，只要它退讓一步人民就會跟它算老賬。它知道自己罪惡太深重，禁不起人民跟它算賬。它只能堅持這種不惜利用墮落和腐敗，不惜以破壞國家環境等毀滅性的極端手段來維持它的“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的極權統治。如果人民沒有力量推翻中共，它就會腐爛到頭，帶動民間社會全面潰敗，把中國從自然環境到社會道德毀滅殆盡。現在中國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已經到了極端危險的關頭，我遇到的那些真不懂中國的海外擁共人士也都看出端倪。所以，我不得不把劉狄的話改動一下這樣說：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在國內，某些人如果看不到中共極權政府的本質這一點，評論中國問題時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三妹於海外芝加哥
二0一0年七月三十一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