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16日訊】最近，波蘭民主轉型時期的代表人物、“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論的倡導人米奇尼克先生訪問中國，與中國部分自由知識分子及維權人士開展了兩場對話（一次座談與一次推特對話）。從兩次對話的內容來看，我感覺與其說讓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進（包括本人在內）在這次對話中找到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還不如說讓大家看到了波蘭與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巨大差距。有時候認識差距也是一種必要，因為只有認識到差距才會知道他人的經驗有多少可資借鑒。
米奇尼克在兩場對話中主要是答問，思路隨問題而生，比較零散。但其中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其余“要有力量，有對話的意願，還要有耐心”；“面對共產黨，我們缺乏想像力”等都是圍繞這一觀點的闡發。
一、“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
米奇尼克首先聲明他不了解中國（從後面的談話看，這並非自謙之辭），因此他的所有判斷與建議確實只能依據當年他在波蘭民主化進程中積累的經驗。因此，參與並讀到這些對話的人士只能根據中國現狀來判定哪些建議可行。
7月9日北京座談會的主題是“分享波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聯合、非暴力與和解”，其中“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應該算是米奇尼克的重要告誡。米奇尼克還談到：“我認為，波蘭的模式對各位來說，應該是一個很有興趣的模式。圓桌會議就是一個既不毀滅國家又能消滅專制的方式。各位一定要組織一個公眾輿論的機構，輿論是力量聚集所在。”米氏所談到的，中國異議人士與維權人士其實都早就想到了，近年的網絡輿論與以南方報系為主的一些媒體都在努力踐履。與中國知識界早在80年代初就成形的“必須借助於體制內的改革派，形成從上到下的合力”的策略相比，米氏建議亦無新意。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各界包括政壇精英，一致承認中國社會當時正處在從專制逐漸向民主過渡的社會轉型期，除了胡耀邦、趙紫陽被公認為黨內改革派的領袖人物之外，連鄧小平都被視為改革派的強大主心骨，陳雲、鄧力群等人及其周圍人物則被視為黨內反改革的代表人物。當時中國知識界提出的“借助於體制內改革派”的策略，不僅具有一定現實基礎，亦較好地付諸操作，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成為當時改革重點，深圳蛇口甚至一度創造“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
但自1989以後至今，從江朱到胡溫，其經濟與社會分配政策日益向利益集團傾斜，意識形態上更是明顯地一步步向左回歸。盡管知識精英中的民主派日漸式微，但異議人士中的溫和派倒是從未放棄“借助於黨內改革派力量”的想法，問題是他們自己可能也無法確定哪些人才是黨內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目前要在中共黨內高層找出主張政治轉型的“改革派”，確實得發揮非凡的想像力，至少應該具備類似清雍正時期湖南儒生曾靜策反岳鐘麒的那種“想像力”。其實，米奇尼克提到的對共產黨的 “想像力”，在中國民間從來就不缺少，上世紀80年代民間對鄧小平、“六四”期間對萬裡、90年代中後期對朱镕基都曾寄以厚望。胡錦濤備位期間直至上任兩年後，對其能力與志向發揮“想像力”的不僅是中國社會，還有國際社會。許多文章的豐富“想像力”，可能讓作者自己都不願意再回頭檢視。充滿深情的“胡哥”之稱從互聯網上消失只不過是昨日之事。
二、自我克制的革命與中國非暴力革命理同勢不同
米氏談到：“波蘭有天主教因素，很有力。自由運動三大因素：知識界、工人和天主教。歷史上講，波蘭工人運動都是自發的，比如60年代，沒有政治上的結果。”“沒有力量的真理是無法說服當權者的，我們首先要有力量，有對話的意願，還要有耐心。我深信，中國必然會發生民主化的變化，要不，通過協商；要不，通過衝突。
這裡應當稍稍介紹一下波蘭轉型前的社會狀況。在共產黨國家中，波蘭率先出現了具有大規模號召力的民間組織――團結工會，當時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論成為團結工會的行動綱領（也是波蘭民主化進程的行動綱領）。但這一切並非從天而降，此前的波蘭已經歷了長達20余年的一系列變革。在政治上，1956年波茲南事件後，波共開始了政治上的改革，1957年1月進行了新的議會選舉，開始實行了差額選舉制，意識形態控制明顯放寬，民主化思想如春潮湧動，在國際上造成相當影響。其間雖然經歷了哥穆爾卡的鎮壓，但其後任蓋萊克執行了一條更大膽的改革路線，政治透明度大大提高。正因為當時的波共領導層保持了這種開放姿態，米奇尼克才確定了他的行動綱領：不要求建立民主，而是贏得自由；不向共產黨奪權或分享權力，而是限制共產黨權力的範圍，並在共產黨政府之外開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動空間，建立起真正的民間社會。蘇東波到來時，波蘭的國家與社會已成二元對立之格局：國家（即政權）掌握在共產黨手裡，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執政黨和反對派形成分庭抗禮之局。在此背景下，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這一鬥爭策略，並非一廂情願的想像，而是審時度勢之後的明智選擇。
正是在知識界、工人和天主教這三者合力推動之下，波蘭最早實現了由共產極權轉入自由民主的偉大變革。但這些因素在當今中國全數缺位。中國沒有能影響大部分社會成員的宗教，知識界的主流已成為政權的同謀，現階段的工人“運動”只是為了加薪等有限的經濟目的聚集抗爭――如果說1976年瓦文薩與米奇尼克在建立團結工會之初時就提出“反對所有旨在社會及經濟方面要求的罷工”的戰略，那麼在中國現階段，除了經濟方面的要求比如加薪與工資談判權等，幾乎再也沒有其它可以將工人組織起來的動員口號。即使是有意避開敏感政治問題（如不談自由民主等政治改革要求、不談六四、不與敏感的國際組織聯系）、希望“脫敏化操作”的維權活動，目前也因中共政府有針對性地實施“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而幾乎陷入停滯狀態，中國的民間社會是如此弱小，根本無法凝聚成任何讓政府感到威懾的力量。
而與民間力量分散弱小相對的是當下中國政權的異常強大：中共掌握了政治、經濟與所有的社會資源，國家牢牢地控制著社會，不允許民間結社，在中國從事環保、慈善、醫療救助的外國NGO一律被政府視為“顏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設法限制其活動。經濟發展成果也被用來強化政權的壓制力量，2009年中國政府投入的“維穩費用”高達5,140億元，占GDP總量（335,353億元）的1.53%。比較一下同年教育經費只占GDP總量的3.48%這一事實，從中可以看到中共擔心亡黨的恐懼感之強烈及其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執政權的決心。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中共就將一切反對力量扼殺在萌芽狀態確定為治國戰略。由於各種源於對社會不滿的泄憤型報復事件頻發，今年5月30日，政府竟藉《瞭望》新聞周刊宣布中國有1億多精神病患者需要逐步收治，為了保持政權穩定，將整個國家變成“第六病室”亦在所不惜。
徐友漁一直崇尚和平轉型，主張耐心等待中共變革。在這次座談會後他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采訪時卻表示：“當他（米奇尼克）談到和解的時候，我最大的啟發是中國現實條件和當時波蘭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一方不能絕對壓倒一方的時候，才能提和解， 但是如果現在統治者自認為可以使用暴力絕對壓制對方的話、根本沒把對方當一回事的時候，談和解是不行的。你知道中國近年也有很多人提和解，並成立了一些相 關的東西，理念上我當然是贊成的。談和解要掌權者對你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有一定能力讓他們認真傾聽你的聲音，如果沒有的話，現在談和解純粹是一廂情願 的。”
三、波蘭經驗能夠適用於中國嗎？
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台之後，亞洲共產黨政權卻頑強地延續下來，中國更是藉經濟改革獲得了更強大的生命力。中國民主先進們的思考並不輕松，“為什麼東歐能夠完成政治變革而我們中國卻不能”成了壓在他們心頭的一塊巨石。
與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先驅們交流相關經驗，對於中國的民主先進們絕對必要。但如果因為人家的成功就罔顧國情地將其所有經驗奉為圭皋，確實又有膠柱鼓瑟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毛式共產主義革命與蘇聯十月革命都屬於原發性的，在這兩個革命的搖籃裡，崇拜威權與暴力革命都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去除其影響非常不易，比如已經完成民主化的俄羅斯在普京的強權統治下有回歸前蘇聯的明顯傾向。而波蘭、捷克、東德等國的共產黨政權則是蘇聯在二戰後用坦克機槍送進去的，即外部強力輸入型政權，統治者絕大多數是經過蘇聯政權挑選出來並在莫斯科培訓的“代理人”，共產革命在這些國家本就缺乏原發性基礎。作為“蘇聯代理人”的共產黨政權始終面臨本國民族獨立和社會自由的強烈訴求。顯然，在這兩種國度裡祛共產主義之魅的難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波蘭本土並無共產主義革命的基礎，這個國家歷史上的災難大多由外國制造，其中也包括曾經吞並其大片領土、殘殺波蘭數萬精英的蘇聯共產政權。正因為如此，它與捷克一樣，無論是當政的波共還是民間力量，早就與莫斯科離心離德。也因為如此，米奇尼克得以在波共統治下致力於創建一個“公民社會”，並在時機成熟時推動整個國家脫離蘇聯陣營，實現波蘭國民數代人的獨立自由夢想。但米奇尼克如果生在中國，恐怕就沒有這種好運了。中國知識界關於這一點的思考由來已久，早在2004年，“畢巧林”在“米奇尼克方式適於中國嗎——讀書斷想”一文中就談到：“東歐的統治者與民眾之間有許多可以相互妥協與談判的因素，除人道主義傳統和基督教民主主義而外，民族主義——對蘇聯嚴密控制的共同反感，恐怕也起作用。這使統治者不想過多地加害民眾，不想成為歷史的罪人。亞洲一些類似國家不具備波蘭和東歐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權力階層是最自私、最沒人類意識、最無現代政治理念、最無能，因而最喜歡用最凶殘、最簡單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群。因而對他們不可抱有希望。他們從青年時代起就都是小爬蟲，現在也不會有多大改變。 按米氏和哈氏的辦法，在亞洲很容易變成犬儒主義。”希望了解中國社會的犬儒病如何形成，胡平的文集《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是本很好的讀物。
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權力之路未經歷過暴力革命，其權位不是“靠流血犧牲、拿人頭換來”的，因此少有依靠“菜刀、盒子炮”起家之徒的那種心狠手辣及不擇手段。而亞洲的共產黨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前並無比較發達的市民社會和建立在普及現代教育基礎之上的公民文化，在這樣的社會裡，共產黨的暴力革命比較容易得逞。更重要的是，亞洲共產黨國家的權力階層普遍缺乏現代文明的熏陶，篤信“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迷戀暴力，放縱權力並蔑視民眾。長期的暴政統治極易養成犬儒主義。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與其說東歐共產政權晚期的經驗可資借鑒，還不如說通過比對中國與東歐社會的差距，可以反思中國更需要什麼。
還是借用黃萬盛在“革命不是原罪”中所講的一個小故事來做為本文的結尾吧。“哈佛的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的重要學者，一次，他在課堂上講關於‘無知之幕’的理論，那是他的公正理論的邏輯起點，突然，一個學生舉手提問：老師，你講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這套理論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麼辦？羅爾斯怔住了，他說，讓我想一想，這是個重要的問題。他在課堂上沉思，整個教室了無聲息靜靜地等著，十分鐘以後，羅爾斯抬起眼來，嚴肅而平和地給出了一個答復：我們只有殺了他，才能討論建設公正的問題。”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