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8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何平報導）中國大陸近來不斷發生罷工事件，導致工人工資上漲。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高導致沿海工廠紛紛向內陸遷移。對此，本台記者何平邀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與旅美中國學者程曉農進行討論。
記者：感謝夏業良教授和程曉農博士加入到我們今天的討論。中國的經濟學術界目前集中在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方面，始終圍繞在農民市民 化方面和區域經濟平衡問題。夏業良教授您認為目前出現的工廠企業內遷是不是目前市場選擇的一個正常的結果的呢？
夏業良：我認為不是。因為中國目前推行的不是市場化的路徑，而是一個計劃回歸的，更多的用權力和壟斷來控制資源這樣一個路徑。所以它並不是說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發生的自然演化；而是在制度變革滯後的情況下，發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扭曲。成本上升的壓力始終存在，尤其是工資成本。珠江三角洲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工資平均增長率大約只有5 ~ 8%。而在長江三角洲或者其它一些發達地區，工資增長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面也只增長了不超過15%。有些工人染上了職業病、傳染病，還有一些工業污染，這樣的問題其實長期都存在。表面上看起來增加工資，但實際上反映的是勞資之間的尖銳的矛盾和衝突。它背後突顯的是一個制度，制度變革的滯後造成了利益階層的分化和對立，從東南沿海一帶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 20年來看實際上不是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在被迫的、沒有辦法解決資源配置的扭曲問題的時候所做出的極端化的反應。
記者：那麼程曉農先生，我們注意到中國近期發生的一些連續性的罷工事件，人們認為工人增加工資的結果將會轉移到商品價格的成本上去，將意味著產能萎縮，這也就等同於經濟動力的喪失。那麼就剛才夏教授提到的中國特有的勞資體制目前向內地的轉移，您有什麼看法呢？
程曉農：工人要求加薪這個在企業微觀層面的現象被一些人扯到了宏觀經濟層面，認為會導致產品價格上升，然後產能萎縮、物價上漲。這種說法把因果給顛倒了。實際上仔細去看，目前大部分外商投資的企業，特別是港台企業壓低工資，他們的產品主要不是在國內市場銷售的，所以如果有產品價格上升，其實只不過是對國外市場有所影響，對國內並沒有太大的直接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天天在喊內需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勞工階層收入過低。我們就以郭台銘這個富士康為例，郭台銘為什麼在台灣實行產業升級，高度的自動化，而在中國實行的是壓低工資？因為台灣有工會，是民主制度，而且有言論自由、有輿論自由。結果把這種落後的靠壓榨工人血汗的經營方式轉移到了中國來，實際上是中國政府給它創造了這種制度環境。轉移到內地並不意味著產業升級了，相反他只不過是落後產業和殘酷的剝削搬了家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制度環境是不利於產業升級的。」
記者：那麼夏業良教授，我們注意到中國在近些年經濟的發展，資本政策和資源有向東部明顯傾斜的趨勢，而相對來講，中西部的發展較為緩慢。從「21世紀經濟報導」的這篇文章來看，它認為工廠企業的內遷潮的形成對於東部成本昂貴化的減低，和為中西部增加動力，減少社會矛盾，解決經濟的兩難問題都有好處。夏業良教授您對這個觀點有什麼看法呢？
夏業良：我覺得它把一個不好的東西、負面的東西儘量說成是正面的東西。其實我們知道這種轉移是被迫的轉移，不是主動轉移。本來是根據經濟發展應該有一個梯度升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政府權力相當集中的這樣一個經濟，所以在中國搞政府主導型經濟，似乎效果非常的明顯。但是這個「明顯」背後是有巨大的社會代價和經濟代價，而且往往對後續的發展形成負面的影響。向中西部轉移本來我們看是一種無奈的轉移，是一種扭曲，或者是一種被動的調節。但是它把它說成好像是一個主動態的，是一個比較好的措施。可能是把壞事想變成好事的一種自我安慰的做法。但是我覺得這種改進顯然跟主動地、積極地向中西部推進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記者：那麼陳曉農先生，我想請問就目前中國+經濟轉型出現的工商企業內遷，我們應該從哪些社會學的角度關注這些問題呢？
程曉農：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講，除了要有企業本身的投資和企業的研發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的責任，那就是提高勞動力的素質，換句話講就是提高普及教育的作用。在過去這十幾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農村居民的平均教育水準實際上是在下降當中。農村大量的中小學被關閉，很多農村的年輕一代不能受良好的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反過來又形成一個結果，就是由於勞動力素質低下，因此只能引進勞動密集型的，靠延長工時、降低工資，以這種經營方式為主的這些企業，換句話講是劣質型企業。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實際上中西部省份由於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的落後，現在面臨著一個很大的瓶頸，產業升級剛才我談到是一個空話；另外一方面這種劣質企業即便遷移到了內地，它只不過是短期內用短平快的方式拉動 GDP，但是實際上對當地經濟的長遠發展並沒有真正有效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