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5日訊】 富士康N＋1跳之後，中國血汗工廠的問題終於浮上水面。客觀評說，富士康確實並非中國血汗工廠的最壞樣榜：第一，在代工企業當中，富士康算得上相對較好的類別；第二，在那些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型產業――煤礦以及各種礦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 “黑窯奴工”，他們才是中國處境最為悲慘的奴工。
由於“富士康問題”並非只是富士康獨有的問題，因此，希望富士康悲劇不要再在中國上演，就必須考察中國為何會成為滋養“血汗工廠”的沃土。
一、企業：背靠政府這棵大樹好乘涼
任何企業在中國生存，都必須面對五種社會關系。這五種關系分別為企業與市場（代工企業的市場就是下訂單的客戶）、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員工、員工內部有效的科層組織，以及企業（政府）與媒體。其中企業與市場及政府的關系在這五種社會關系當中處於主導地位，決定了企業行為與企業員工的工作環境。由於中國政府事實上放棄了保護勞工權益的職責，勞資關系因而伸縮余地最大。
在五種社會經濟關系當中，作為一家代工企業最重要的關系其實是客戶。客戶的需求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因而這是所有關系當中最沒有伸縮余地的關系。但作為代工企業，即使是進入500強的富士康，面對蘋果、DELL等大客戶也並無多少談判籌碼，因為代工所需要技術並不復雜，可替代性較強。客戶選擇代工企業時，主要是成本考慮。當年中國就是憑借土地與勞動力成本優勢，再加上無環保成本，政策優惠，因而成為以代工為主的“世界工廠”。
企業必須與其所在地的政府保持良好關系。郭台銘的起家資本是1988年在深圳設立的黃田工廠，當時只雇佣了100多個工人，在港台資本中也只能算一條小魚。但郭台銘自有其過人之處，他不但能夠拉到源源不斷的訂單，還能把中國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如“五減三免”等用足用好，合法避稅。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期有限，郭台銘會隔三岔五地注冊一批新的企業，讓富士康能夠持續地享受各種稅收優惠。這除了程序合法之外，當然還需要當地政府裝聾作啞。
富士康加班並非秘密，但郭台銘有本事做到讓深圳市政府對此不聞不問。按照中國勞動法規定，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違反〈勞 動法〉行政處罰辦法》第5條規定，用人單位每日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超過3小時或每月延長工作時間超過36小時的，應給予警告，責令改正，並可按每名勞動者 每超過工作時間1小時罰款100元以下的標准處罰。
依據上述法律，富士康顯然違法，而且是嚴重違法。但何以至今安然無羔？這當然與深圳市政府的默許及縱容有關。
中國政府近20多年來陷入GDP崇拜。自1991年至今，富士康集團營收一直保持著年均超過60%的復合成長率，近年來每年出口額將近600億美元，躋身世界企業500強。在深圳市那塊龐大的GDP蛋糕中，有富士康貢獻的一大塊――在深圳10家產值超百億元的工業企業中，有3家富士康集團的分公司，它們是鴻富錦、富泰宏和群康科技。也因此，郭台銘的富士康自然成了深圳市政府的重點扶持企業。
二、富士康的工人一天到底要工作多久？
這次富士康出現連續跳樓事件後，郭台銘很自信地面對媒體聲明“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我相信他認為自己說的是真話。早在幾年前，郭曾投入巨資，自當總導演，編導了一部紀錄片（有媒體稱之為《深圳紫禁城》），宣傳富士康對工人如何仁慈，工人如何熱愛富士康。這部片子展現的游泳池等體育設施之高檔，娛樂設施之完備，確實為一般代工企業望塵莫及。可惜，這部紀錄片只是郭台銘的自述，並非富士康的全部真相。
人們也許還未忘記2006年8月郭台銘以名譽侵權為由將廣州《第一財經時報》兩位記者告上法庭，並開出天價索賠3000萬元一案。這篇惹怒了郭台銘的文章其實只不過披露了該公司超時加班的問題，其標題就叫做“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2006年6月15日C5版）
蘋果公司總部曾於2006年8月17日發布報告，指出富士康員工的加班時間超過了該公司《行為法則》有關最高每周工作60小時、至少休息一天的規定。富士康員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超出了35%。
今年1至4月間富士康接連出現跳樓事件之後，一些記者對富士康做了艱難的內部采訪，揭示出其陰暗一面：富士康一般實行 “13休1”制度，即上班2周放假一天的工作制度，超時加班是常事。普工有三怕：一怕管理層，是因為他們掌握著自己的績效。這是工人如數拿到工資與加薪的前提。二怕保安，因為工廠實施軍事化管理，員工隨時可能會被保安員毆打；三怕分流，因為可能無工可做或工作多得累死人。 （“揭秘富士康用工內幕：普通員工有‘三怕’”，《中國經營報》2010年4月6日）
一個由志願者組成的“富士康網友觀察團”通過臥底與內部調查方式摸清了一些情況，發文揭露富士康存在的九大問題，其中包括富士康工會形同虛設；保安人員非法打罵員工並限制其人身自由；富士康與員工簽訂霸王條款、變相限制員工的人身自由；法定工資偏低；強迫工人加班（幾乎每天五小時）等等。工人每天就是機械地重復幾個動作，幾乎就是卓別林主演的那部經典影片《摩登時代》場景的重現。
基本可以斷定，大多數工人每天工余之後最渴望的是睡眠。那些娛樂設施對他們來說，享用的機會實在不多。
三、在中國工會為何成了擺設？
在任何國家，決定勞工生存處境的主要是依靠勞資雙方的政治博奕。在中國這個不允許勞工與資方平等博奕的國度，則主要依賴政治賦予的制度保證。一旦政府成為企業的利益共謀，保護勞工權益就成了難於上青天之事。中國的勞動階層之所以被稱為“弱勢群體”，不僅在於他們的經濟地位低下，更在於他們政治社會權利的缺乏。
中國由工會出面代替全體員工與資方簽訂的合同，與其說是勞資雙方的博奕，不如說是政府刻意安排的一種政治表演，觀眾主要是時時對跨國公司生產鏈各個環節是否侵犯勞工權益提出杯葛的外國人權組織。中國政府在勞工問題上最大的政治成功就是將所謂工會變成了政府手中的政治道具。
迄今為止，中國的工會機構仍然位列政府的“黨政工青婦”幾套常設班子之中。中華全國總工會及省市縣工會的經費來源於財政撥款。從中央到省、市（地區）、縣的工會負責人，無不列入政府官員編制，國有企業的工會主席也是行政任命，處級以上 的工會主席還得經過黨的組織部門考察，大多數地方政府的工會成了安排當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機關。從其作用來說，中國工會只是政府的附屬品，其真正作用是將政府的政策傳達給工人，宣傳勞動紀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 表工人與雇主和政府交涉。2001年通過的《工會法》是解讀中 國勞資關系的一把鑰匙。 該法第27條的潛台詞是，如果工人自行罷工，工會的功能不是參與罷工的組織和領導，而是 勸導工人，協助管理層“恢復生產和工作秩序”，換言之，中國的工會有責任瓦解工人自發的罷工。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的工會只不過是政府機構對勞工實施管理控制的另一工具，在保護工人權益方面必然無所作為。有興趣了解詳情的讀者可以去閱讀拙作“世界工廠中的勞工現狀”。（http://www.danke4china.net/xssk/17.htm）
理解了工會在中國只不過是個政治道具，就不難理解富士康工會的存在價值了。富士康工會負責人由郭台銘的秘書兼任，絕對不是深圳與富士康特色，因為在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工會都具有同樣特點。廣東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獅山鎮總工會派員毆打罷工工人（5月31日），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實屬正常。可以說，勞動力供給極度傾斜，是中國勞動者面臨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們能獲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權利，尤其是自由結社、示威游行、言論自由等能夠保障權利的權利，中國的勞工群體決不至於墮入目前這種悲慘境地。
四、“血汗工廠”這面紅旗還能打多久？
對“中國制造”的代工企業與中國政府來說，目前最痛苦的事情與其說是勞工的罷工，還不如說是目前連維系“像刀刃一樣薄的利潤”也很困難。下面以富士康的利潤構成為例分析，因為在這一事關企業生死的問題上，富士康的難題其實是所有“中國制造”共同面臨的難題。
當年中國依據比較成本優勢理論，以土地、勞動力價格、稅收、原材料等各方面的低成本優勢造就了“世界工廠”。20多年過去，當年構成低成本的諸要素如土地、原材料及運輸成本等價格不再低廉，稅收優惠也已不再，唯一還可榨取的生產要素就是勞動力成本。具體到富士康，《中國經營報》有篇記者調查談到，盡管富士康是一家主要承接來自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等國際訂單的大型代工企業，但其利潤主要依賴對人力成本的調控。在記者獲得的一份有關國際客戶向代工廠商發送的“代工詢單”（Request For Quotation）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有關原材料/部件（component）在品牌、質量、數量上均已指定，與此後續相關的物流、維 修、培訓、用工量也都有清晰明確的計算。富士康基本上沒有可能從供應鏈上創造獲利空間。唯一可打主意的就是訂單客戶均按照較高的人力成本的價格支付給代工企業。此外，廠房、機器、維修等費用也需要在富士康賺取的人力成本中攤銷。所以富士康要想創造更多利潤，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賺取人力成本的差值。
使中國血汗工廠雪上加霜的是競爭者日多。目前，與中國擠在這條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條競爭之路上的同行者，已經有越南、馬來西亞、斯裡蘭卡、泰國、巴西及墨西哥等國。這些國家的土地成本遠較今天中國為低，政策方面也遠較中國優惠，中國能夠與之相比的唯一優勢就是勞動力成本的低廉了。
擺脫這種困境，唯一的辦法是自主研發。但中國產業結構多年來空有轉型之志，卻未能實現轉型，自有其無法克服的深層原因。因為在科技積累上，羅馬城並非一天建立的。僅僅依靠偷竊可以得一時之便，但最終還是無法成為科技大國。
資本最聽利潤的話，哪裡便宜哪安家。盡管蘋果、戴爾、惠普公司諾基亞與索尼公司紛紛表態要派遣專業團隊調查富士康員工的工作及福利狀況，富士康也宣布將員工薪酬提高20%。但這些跨國公司會在它們給富士康的訂單上增加訂金嗎？答案顯而易見，一旦找到成本窪地，這些企業會尋找新的代工企業。這就是那種“逼走富士康，就會有幾十萬人失業”之說的依據。
“血汗工廠”在中國行至窮途，這是國內環境與國際環境變化使然。但血汗工廠雖然山窮水盡，卻並不意味著產業結構轉型柳暗花明，更不意味著持續近十年的無就業增長狀態會就此改變。
（原載《中國人權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