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5月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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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了你發來的葉維麗和馬笑冬的作品《 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的前言和後記。真巧，我就是她們作品中所提及的新華社大院中長大的一個女兒，我家自一九五八年搬入新華社大院，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我父母從“五七乾校”又回到北京後才搬離新華社大院，搬入外文局的宿舍。可是，讀過葉維麗所寫的的前言和後記後，我對這兩個在美國生活多年又取得美國博士的作者非常失望。
從葉維麗寫的前言和後記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兩個人雖然在美國生活多年，雖然取得美國博士學位，但是她們仍沒有克服從小就接受的共產黨思維方式和黨文化的浸染，她們自身的濃厚的黨文化與她們以後身處變化世界而產生的混亂思想競相混雜便混成了現在這種大雜燴思想。從她們的前言和後記中不難看出，她們根本沒有正確的歷史視角，沒有思辯能力，沒有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身為美國歷史博士卻沒有歷史觀，確實可悲。對她們的糊塗言論，實在不值得花時間和精力一一評說，既然你要我說說自己的意見，我只好稍稍點評一下。
她們說自己寫的作品的“事情是中國的，而‘語境’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美國的。”在我看來，單是這個“前言”和“後記”的“語境”就充滿了中國共產黨的“語境”，其中許多表達方式還是共產黨貼標簽的方式，使用的說辭也都是五毛的套話說辭，當然這些套話說辭都是從共產黨那來的。比如，前言和後記中屢屢出現的詞彙 “冷戰思維”，就是五毛攻擊反共人士的套話和標簽；再比如，前言和後記中“非黑即白”的說辭也是對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和徹底否定文革的標簽；再比如，文中還引用了最典型的五毛散播的黨話，即以“多元”為藉口掩蓋共產黨的迫害史。多元本是對文化而言，中共卻搬用和散布這個對文化而言的詞彙來誤導民眾對罪惡滔天的共產黨的認識也要多元，許多像葉維麗和馬笑冬這樣的親共人士都急不可耐地、鋪天蓋地用這個多元之說來為中共辯護。這個多元之說根本禁不起簡單的挑戰，只要問問她們，在判決殺人犯的殺人罪時你怎麼多元？是不是要多元一下去說說殺人犯做過的好事？對希特勒法西斯政權是不是也要多元地去加以評判？那麼，對殺害八千萬中國人民的罪大惡極的中共極權政權又如何使用文化的多元概念來判斷？中共為了招架對它的罄竹難書的罪惡的揭露，散布了許多這類對應的套話說辭。為了“守護”中共的統治史，葉維麗在前言和後記中不斷地 使用中共這類用來招架對應的主要的套話說辭。
這兩位女博士對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完全無知，但她們卻也要說上兩句不得要領、是似而非的話。她們的歷史視角和對歷史的判斷的問題就更大了，葉維麗說“但我仍然感到對那個複雜時代單一的敘述是有問題的。這不僅因為它不符合我個人觀察世界的多元、分析、開放的基本態度，也因為它太貼近冷戰勝方的歷史觀。”對她們來說，對中共極權的判斷和對中共迫害史的判斷既要“多元和開放”，還不要 “太貼近冷戰勝方的歷史觀”，似乎共產黨的過去不是罪大惡極，似乎中共現在已經放下屠刀不再迫害中國百姓。把她們這段吞吞吐吐的話說透了，就是，不要“太貼近”西方堅守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她們的歷史觀就是這麼一大堆是似而非的黨話垃圾。她們對中共的感覺和判斷根本就不符合過去中共所作所為的史實，也不符合現今中共所作所為的事實。
葉維麗在前言中還不置可否地提到“革命”，給人印象還是吞吞吐吐的說得不清不楚 。前言和後記中這類混淆大是大非的含糊不清的話比比皆是，如：“幾乎每個國家的歷史上都有污漬，都有不堪回首之處。” 下面這段更是西方左派聳人聽聞的渲染：“十幾年後的今天，這個世界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變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著血腥的種族殘殺，激烈的宗教衝突，帝國主義改頭換面的復興，資本全球性的橫行，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女性地位的繼續下降和觸目驚心的環境危機。這是一個令人不安、十分不確定的世界。‘歷史’並無終結的跡象。”其中對 “帝國主義”的描述令人啼笑皆非，不知她們是否現在還把中共的“帝國主義”的標簽按在美國頭上？
西方當前的主要問題不是葉維麗所渲染的那些問題，而是西方世界認不清中共極權邪惡本質和認不清共產主義扭曲人性的問題，西方左派對共產主義的幼稚狂熱使他們在歷史上多次失誤，這是幾十年來西方與極權國家打交道中一直存在的問題；現在則是西方大企業和政府由於貪婪經濟利益對中共極權妥協、無視本國民主建國理念的問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近幾十年中的飛速完善說明資本主義制度不是問題，而近二十年中共極權政府利用人性的貪婪以經濟利益把世界拉向世界性墮落才是當前世界面對的最大問題。雖然谷歌的行動讓我們看到大公司追求正義和自由的一個實例，但是面對中共的巨大的利益誘惑，放棄谷歌的 “不作惡”原則的西方大公司仍然居多，這才是我們應該擔憂的問題。
為甚麼說共產主義扭曲人性？因為它的核心價值是否定私有制，基於這個核心價值，大同思想則是不能實現的迷惑人的空想，無論用甚麼方式去實現大同空想都會剝奪人的自由和權利，都會最終導致邪惡的共產極權。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已經證明共產主義對人類的毀滅性的破壞，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導致一億七千萬人死於非命，而其中近一半的受害人是中國人，他們死在我們父輩追求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成功後所建立的中共極權的迫害中，由此可以證明，中共極權政府是共產極權國家中最為邪惡和殘酷的政府。
葉維麗在前言和後記中顧左右而言它，詞不達意地說來說去無非就是要“守護”中共極權的統治歷史，可是她又不能把中共殘酷的迫害史說圓，所以就這麼胡謅成了這樣的一鍋胡粥，真是玷污了美國的博士學位。實在可悲。
雖然我與她們也是“一塊布上裁下來的”，但是我對她們這種“守護”共產黨罪惡歷史的“語境”和思維感到極大的恥辱。我們這些共產黨的幹部子弟如果不能反思自己父輩追求共產主義時的狂熱的迷失，如果還對扭曲人性的共產主義抱有幻想，就還是沒有搞清“‘我’是誰？”的問題，就還是在骯臟邪惡的黨文化圈子中玷污自己。
三妹寫於芝加哥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附：《 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的前言和後記
序言
葉維麗
這是一部兩人口述的成長史。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和馬笑冬決定做這件事的時候，我們均在海外，彼此僅是初交。相識未久即共同來做這件頗為個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見面時幾個回合的問答，就使我們明白對方的“來歷”，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識”。打量一下對方看來年齡相仿，聽口音都是北京的，最關鍵的還是這樣幾句像接頭暗號似的問話：“哪一屆的？”“插過隊嗎？”一旦“接通”了，兩個住在美國波士頓的中國女人幾乎異口同聲：“咱們都是老三屆的。”
不久之後，我們就決定每個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週末，坐下來，對著一部小錄音機，“話說從前”。人到中年，想回過頭去看看自己是從哪兒來的，這幾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們也不例外。我們的回首，從記事時講起，一直到20 世紀80年代我們相繼出國時為止。事情是中國的，而“語境”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美國的。這不但因為我們的眼光和視野潛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國學習、生活多年的影響，也因為我們身處的環境是90年代中期的美國。恰恰由於那樣的時間、那樣的地點，使我們的“憶舊”少了一點中年人的閒在，而多了一些困惑。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冷戰”結束，世界進入資本全球化的時期。於是在美國有人宣告“歷史的終結”和資本主義制度全面、徹底的勝利。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框架下，西方公眾眼中的中國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基本上成為政治迫害史，在美國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國人撰寫的個人傳記將這個主題表現得淋灕盡致。其中有幾本在西方造成極大轟動，有些讀書人如果只看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籍，往往看的就是這裡面的一本。一般來說，這些書的作者要麼是歷次政治運動的直接受害者，要麼是受害者的親屬，他們寫的主要是政治運動的慘無人道。我因為有親友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對這些內容有相當的體會，對作者們十分同情。我理解他們想把長期壓抑在心中的悲憤一吐為快的心情。說實在的，他們所描寫的不過是當年殘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無論對個人還是對歷史，寫下來都是交代和見證。
但我仍然感到對那個複雜時代單一的敘述是有問題的。這不僅因為它不符合我個人觀察世界的多元、分析、開放的基本態度，也因為它太貼近冷戰勝方的歷史觀 (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0f history)。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這種一面倒的歷史觀是頗含深意的，其中的潛台詞是：人類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道路，以往其他的經驗和探索都是徹底失敗的、毫無價值的。這個世界似乎已經不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另類”思想和實踐資源，人類真的走到了歷史的終結。
同時，我也發現，如果用這類書籍的說法去套我個人的歷史，我就得丟掉很多令人珍視的、對我至今仍然有意義的東西。那樣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自我，講不清楚自己是怎麼回事了。我和馬笑冬最初做個人成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對抗冷戰後西方話語不容分說的霸權，守住自己不願失去的歷史。
我是學歷史的。對百年來在中國幾次出現的對自己歷史的全盤否定，我深感惶惑。“五四”時期曾高呼打倒像徵傳統文化的“孔家店”；1949年以後、特別是“極左”思潮肆虐時期，又一筆抹殺了大批非共產黨人對民族和國家的貢獻，以至於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對過去的偏頗進行艱難的反正。在今天，我們中國人似乎又面臨著新一輪歷史失語的尷尬。海外不去說了，即使在國內，由於中國近年來的令人目眩的飛速變化，使得有些年輕人覺得他們出生前的歷史都是“前歷史”，失去了參照的價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胡風曾經歡呼“時間開始了”，仿佛此前的歷史不算“時間”。後來所發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賦予諷刺地證明瞭胡風歷史觀的失誤。難道今天我們中國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歷史決絕嗎？一個無法從自身經驗中汲取精神資源的民族是可悲的。但同時，我也明白雖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甚麼都該守護的。我們需要認真地清理自己的歷史，包括我們做過的錯事、走過的彎路；我們需要理性地審視過去的時代留在我們身上的印記。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和馬笑冬面臨著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我們反對全盤抹殺，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深刻地自省。這使得我們做的事情有了某種“緊張”和難度。
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一樣，從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國的悉心塑造，也沒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軌跡象我們的一樣，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狀態如此重合。清理這代人的歷史，涉及如何評價共和國的歷史。要講這代人，就不能不講“毛澤東時代”，不能不講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不能不講“革命”的意識形態，更不能不講“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為特徵的紅衛兵運動決定了這一代人在西方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對照的是，在國內，我們的同齡人更加偏愛上山下鄉的崢嶸歲月，而對“文革”往往語焉不詳。但我們這代人是無法回避“文革”的。
在開始做這個口述史時，我帶著一個困惑，就是如何解釋我們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作所為。由於那一段經歷，海內外對這代人眾說紛紜。有人堅持 “文革”前受的是“淨化靈魂的教育”，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長大，“文革”的發生突如其來、莫名其妙。但若果真如此，該如何解釋“文革”初期我們中間很多人凶神惡煞、傷天害理的行徑？又有人說這代人從小就喝狼奶長大，只知道仇恨和階級鬥爭，和“世界優秀文化”隔絕，成為“打砸搶”式的紅衛兵順理成章。但如果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從小靈魂就是扭曲的，又該如何解釋他們在 “新時期” 伊始，即在各個領域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衝鋒陷陣？這個“後勁兒”是從哪裡來的？插隊的經歷固然使我們這代人意識到中國社會不變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沒有起作用？
對這代人成長過程截然不同的看法，體現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困惑。正因為如此，認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許這件事應該從每一個人做起？集腋成裘，我們這代人中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湊在一起，就編織成一幅斑斕的歷史畫面。從個人來講，從頭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紋路；從宏觀上講，也許能反映出中國近幾十年來翻天覆地變化內在的邏輯、矛盾、衝突和動力。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部口述史，既是個人的，也可以看做是關於一代人成長過程的兩個個案。我們無意也無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們自覺地把自己看做這一代人中的兩個成員。不同於很多同代人僅關注“文革”前後的做法，我們從幼時講起，時間跨度30多年，涉及了若干歷史階段。這樣做，是想從頭看看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也試圖對那個頗有爭議的、關於我們這代人成長歷程的問題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敘述中，我們大量地涉及發生在家庭、學校、大院裡的日常生活：少先隊的隊會幹甚麼，一家人在週末去哪裡，大院裡是甚麼樣的氛圍；也回憶平時唱甚麼歌，讀甚麼書，看甚麼電影，等等。這些生活的細節對我們絕非次要的點綴，而是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構成了我們生活的主要內容，培養和塑造了我們的志趣和性格。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細節是有史料價值的，能為當時的社會和時代提供具體的、有質感的說明。我們是怎樣長大成人的，當然要涉及我們所經歷的政治運動，“文革”時期的政治衝突無疑是最賦予戲劇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對理解那個時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們這樣做，也是為了對應一般歷史回憶中重視政治史，而輕視社會史、生活史的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國人寫的回憶錄中，這個傾向尤為明顯。他們那樣做從個人遭遇角度講可以理解，但卻無法涵蓋豐富多面的大乾世界，不符合大多數中國人複雜的歷史經驗，也容易落人本質主義和意識形態化的窠臼。
我們都是女性，成長在中國社會大力宣傳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別意識敏感的美國生活了多年。在今天的中國，女性的形象和我們當年有天壤之別。如何看待我們那一代女性走過的道路，是個眾說不一、見仁見智的話題，也是我們當初決定做這部口述史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帶著“性別意識”的眼光，我們來審視自己作為女性成長的過程：怎麼在十四五歲的“花季”、在不知不覺中脫下花裙子、穿上藍布衣，成為“不愛紅裝愛武裝”的一代；在愛情和婚姻的問題上，我們情感和經驗的參照物是甚麼；作為“過來人”，我們對毛澤東時代的“婦女解放”懷著甚麼樣的心情，等等。今天來探討這些問題，不但對我們那一代人，也對當代中國年輕女性仍然有意義。
在我們的生活中，母親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對這一點，葉維麗多年前即有所感悟，馬笑冬則在近年來一點一滴地追尋回味。西方的婦女研究很注意母女之間在性別意識和角色上的傳承。我們的母親均已去世，她們那一代人也大抵離開了這個世界，但她們是我們最重要的人生教師，她們的生命在我們的身上延續。通過這部口述史，我們寄託對母親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們成長史的敘述，從未曾謀面的祖輩開始。由於1949 年以後片面的歷史觀，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自己的祖輩一無所知。在這裡將他們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認祖歸宗的意思，也想通過個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輩的革命史，溝通20世紀的中國歷史，將自己這一輩的骨肉生命與前輩們的接續上。這樣做，也算是一種反抗歷史遺忘的姿態吧。說到“革命”，這個在我們年輕時使用率極高的詞，在“告別革命”的今天，已不時髦。革命是否已經過時，還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遺產”確實有待清理。這個任務，對我們兩個出身於 “革命幹部”家庭、成長在“革命時代”的人來說，有著多重含義和一言難盡的感慨。清理的對象不僅是外部的意識形態及父母輩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有在我們身上的烙印。
歷史從來就不是“自然”和“純客觀”的。我們不是在“記錄歷史”，而是在今天的語境中，用新的眼光，帶著新的問題，來重新審視自以為爛熟於胸的過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視野不斷在開拓，我們的認識不斷在深化，我們對自己更加瞭解。這個不斷審視的過程，並沒有因為我們口述史的結束而告終結，它使我們用一種開放的心態，不斷地與過去對話，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們兩人中，馬笑冬在拿到美國東北大學社會學的博士學位後，於1999年秋返回國內，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在美國馬塞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任歷史教員。本書材料一部份來自我們兩人 90年代中期的錄音記錄，一部份來自此後我們做的文字補充，以及我作為原始材料整理和貫通者所做的編輯、補充和潤色。在每章前我都添加了簡短的前言。原始錄音是對話的形式，目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對話的色彩，但大部份篇章都將兩人的故事分開敘述。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對完整，而不致過於細碎。
這本書已出英文版，內容和中文版大同小異，又有所不同，因為讀者對像完全不一樣。英文版的對象是不瞭解中國現代史，又受到“冷戰思維”嚴重影響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對象是國人，特別是我們的同代人。
在做這個成長史的過程中，貫穿始終的是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的？身在海外，立足於今天，我們回首過去。它喚醒我們久違的童真的歡悅，也觸及我們內心深處的傷痛。我們訴說著，傾聽著，有時互相補充，有時互相質疑。兩人的故事穿插進行，揭示不 同角度的思考，表現不同看法的撞擊。雖然從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經歷而言，我們是“一塊布上裁下來的”(cut from the same cloth)，這確實是我們這部成長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塊布也能做出樣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異，也許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後記*
葉維麗
“我”是誰，是從哪裡來的？十幾年前，這是個十分困擾我的問題。
100多年來中國和世界的滄桑劇變，造成了我們中國人巨大的認同困惑。身在海外，我的困惑尤甚。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和馬笑冬著手做這個口述成長史時，不絕於耳的是“歷史的終結”的勝利宣判和全球資本主義充滿自信的進軍步伐。在它大步的踐踏之下，我個人的歷史一時變得支離破碎、面目皆非。“我”是誰，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自己去艱難求證的。做口述成長史的初衷，即源於我的認同危機。
十幾年後的今天，這個世界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變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著血腥的種族殘殺，激烈的宗教衝突，帝國主義改頭換面的復興，資本全球性的橫行，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女性地位的繼續下降和觸目驚心的環境危機。這是一個令人不安、十分不確定的世界。“歷史”並無終結的跡象。
十幾年來，我們兩個人的生活也分別發生了很大變化。因為一些變故，我曾不得不將口述錄音的整理一度擱置。再將它拿起來時，進行這個工作本身成為我生活中的巨大支撐。在梳理個體經歷的過程中，我尋找著一種歷史敘述的方式，將自己的生命與延綿不絕的中國人的歷史“鏈接”在一起。我奶奶臨終前給“太太”下跪，我母親在延安窯洞前曬她的病腿——這些畫面在我眼前變得栩栩如生。通過奶奶和媽媽，歷史和我有了骨血的聯繫。這聯繫是個體的，同時卻有著宏大的、關乎眾生的意義，折射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身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做“二姨太”的奶奶，到投身“一二.九運動”、成為共產黨員的媽媽，到今天的我，僅僅3代人，我們跨越了多少路程！將“小我”置於不息的生命長河中，使我獲得了某種“歷史感”，我的經歷也具有了某種“歷史性”。我不再感到那麼孤立無援，沒著沒落。
同時，梳理個人往事，使我一步一個腳印，逐步將自己過往的經歷撿拾起來，細加審視，從中找出脈絡、邏輯和關節處；重要的是，我在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從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紅衛兵”到改革開放之初各個領域的促進者這一巨大角色轉變中看到了希望。畢竟人是可以獲得歷史主體性的，不會總是任人拿捏的工具。儘管這很難，但不是做不到。
回答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是個不斷自我考問而又自我肯定的反覆求證過程，它是開放式的，不斷提出問題的，而不是斷然作出結論的。
今天，我可以說：我是我媽媽的女兒。這不僅僅是因為她生育了我，更因為她的精神在繼續滋養著我。從小，是她告訴我：做女人，要爭氣。
我生命的“底色”奠定於“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作為一個孩子，那個時代教給我的，是相信光明，追求上進，凡事要認真。
“文革”前後的經歷，讓我對這個世界多了幾分懷疑；在內心深處，我開始抵觸絕對的權威，一統的精神和違反人道的政治。
農村5年的生活，讓我的腳跟站在了中國的“大地”上；從此我多了一份對“受苦人”的認同，少了一份城裡人的輕狂，做人有了一些根基。
這“有根”的感覺，是我到美國後才體會到的。在那個陌生、奇異而又富足的環境裡，我沒有迷亂張皇，妄自菲薄。
同時，在美國的學習、生活和經歷，也讓我逐漸對世界採取一種開放、理解、分析和批判的態度。我眼中的事物，也開始呈現出它們的複雜、多面、矛盾、悖論和變動，呈現出它們的“赤橙黃綠青藍紫”，而不再僅僅是黑白兩色。對於我這樣一個受過“17年”正統教育、從小就被告知歷史的發展具有“必然規律”的人，一個經歷了10年“文革”、總被強迫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這個變化是深刻的。我出國時國內的思想解放運動方興未艾，我到美國後所經歷的視野的開拓和觀察事物方式的改變，也算是我個人的一場小小的思想解放吧。20多年過去了，我早已從學生變成了在大學教書的教員。每日耳濡目染，對美國社會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曾經令我不解、近年來卻讓我見怪不怪的是，那種非黑即白、“一面倒” 的思維方式，卻在一個號稱自由、多元的國家頗有市場，我原以為它只是信息封閉國家的特產呢。慢慢地我意識到，如果說中國在80年代以來解構了許多革命時期的價值觀念，那麼美國作為冷戰勝方，非但沒有經歷反思，反倒在一些人當中強化了“道德擁有者”、真理化身的傾向。
而我，已再無法接受唯我獨尊、意識形態化的思維方式，不管它是“中國式”的，還是“美國式”的，不管它是以甚麼名義，披著甚麼樣外衣。正是基於這種立場，我質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絕對的“冷戰勝方”的歷史觀。我對它的回答，就是認認真真地梳理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壞的摒棄，好的留下。對我來說，求證仍在艱難地進行中。
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想通過梳理父母那一輩抗戰初期參加中共的“三八式”知識青年的經歷，來反思中國革命複雜的歷史遺產。
細心的讀者會記得，我曾在1998年去過一次延安，踏訪1941年重病中母親的足跡。從那以後，我陸續訪問了數十位那一代的革命者，其中大半人今天已經辭世。我曾經十分健壯的父親如今也已嚴重中風失語。很快，那一代人就將徹底離別我們而去。我這個當年在別人眼中不那麼“革命”的人，在“告別革命”的今天，倒是不想輕鬆地道別，而是想要好好清理一下革命的是非功過。畢竟，那是一段我們中國人非常重要的歷史，在包括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梳理個人的歷史，也使我更加意識到全面認真清理中國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遺產”的重要性。我和馬笑冬所作的成長史應該屬於這個範疇。清理工作是一個全方位的、複雜浩大的思想工程，卻是我們中國人不能回避的。對待自己的歷史，我們不應似是而非，一筆糊塗賬，而應勇敢直面，不管它會勾起多少難堪甚至痛苦的回憶。
有筆債在我心中日益沈重，那就是作為“老三屆”一代人，我們對“文革”初期“紅衛兵”暴力進行的反思和清算還遠遠不夠，以至於我們的子女對那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幾乎毫不知情。也許這樣的集體失憶背後有重要的政治原因，和“文革”結束後形成的、為了經濟發展一切“向前看”(向錢看)的國家“歷史政策”有關。但對歷史終究是無法欠賬的，越不勇於正視，就越容易導致對歷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盤抹殺、全部否定。到頭來，惡果還是要自己吃。值得欣慰的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這代人已經開始正視自己“文革”初期的歷史，開始反思，認錯，道歉。據我所知，在一些原師大女附中“老三屆”同學的聚會上，出現了當年傷害過同學的“老紅衛兵”向被傷害同學沈痛道歉的場面。與此同時，“文革”初期女附中師生代表會的負責人，也在仔細回憶和認真思考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歷史，並問自己：為甚麼“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惡性暴力事件會發生在一所有名的女校？我們當年所受的教育出了甚麼問題？她提出的問題也正是我們在書中問的。這位當年的學生負責人還多次拜訪8月5號被打的5位校領導中唯一的幸存者梅樹民老師，傾聽梅老師壓抑多年的憤懣，反覆地、真誠地為當天沒有保護好老師們向梅老師道歉。
去年(2007年)是師大女附中(現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成立90週年。值此大慶之際，以老三屆為主的一些校友們提出不該忘卻卞仲耘校長“文革”初期被學生毒打折磨致死的慘劇。為了記住這一女附中歷史上的奇恥，更為了警示後人，校友們、特別是眾多的老三屆學生們，紛紛捐款，為卞校長建立一座雕像，以志永久的紀念。從1966年算起，42年過去了，卞校長的老伴王先生已是87歲高齡，這一天等得太久了。但我們畢竟沒有忘記，我們又豈敢遺忘！
幾乎每個國家的歷史上都有污漬，都有不堪回首之處。近年來，不論是用南非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方式，還是用加拿大總理(向原住民兒童)道歉的方式，一些國家的政府和民眾紛紛直面歷史上遺留的問題，尋求真相，並就過去踐踏基本人權的行為向受害者或其後代公開表達遺憾和悔恨之意，承諾不容歷史悲劇重演的決心。
個人的反省不能替代國家的道歉。我們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國家的行為也不能代替我們每個人的態度。眾人拾柴火焰高，民眾的推動可以對國家起促進作用。一個有“清潔的精神”的國家，它的良知應該根植在每一個公民的心上。這良知不僅體現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後舉國上下所顯示出的仁愛之心，也應體現在一個民族勇於面對自己歷史的真相、敢於承擔道義的責任。在這個基礎上達到的人與人之間的諒解，是一個和諧社會堅實的基石。這，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軟實力”。
今天，我們這代人已經鬢發灰白，我們中的大部份人已經退居歷史舞台的邊角。該是我們靜下心來，仔細清洗歷史的傷口，認真償還歷史欠賬的時候了。於無聲處，聚光燈外，我的校友們，我的老三屆的朋友們，正在實實在在地這樣去做。雖然這一切才剛剛開始，但開始了就好。我深受感動。我自己說了這麼多，該講講我的合作者馬笑冬了。她在重病中。她的病已不可逆轉，她的生命在一點一滴中被銷蝕。想到當年她是那麼一個要強、出類拔萃的女性，我的心中只有悲哀。
馬笑冬1999年從美國回國後，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社會學，同時投身於對貧困地區婦女婚姻和生育健康的研究。她選擇的“點”，恰恰是她在本書最後一章中提到的、她當記者時採訪過的陝北某貧困縣。在美國生活10年，她未敢忘懷那塊土地。她對女性問題的關心和她與中國農村的不解之緣，已在本書中充分表達。實際上，她在美國寫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中國農村婦女的。回國後，她多次在陝北的村莊裡和老鄉共度春節。她對我說，在她／他們中間，她感到“自在”；談起 “她的”兩個村子和那裡的婆姨娃娃，她的眼睛發亮。她上海的同事們大惑不解：她為甚麼放著大城市舒適的生活不過，總是往最窮的地方跑。看過這本書，讀者們也許會對馬笑冬多一點理解。在病倒之前，她正著手寫一篇關於陝北的文章，題目是《黃土地，我對你說》。她還有很多話要說，可惜再也無法說了。
婦女問題、性別問題、城鄉二元社會等一系列問題，貫穿在本書若干章節中。它們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然至關重要。我們過去的經歷，給我們認識這些問題提供了基本的參照。馬笑冬回國後，身體力行，繼續著對它們的探索。“過去”和 “今天”用這樣一種令人感動的方式承續著。在馬笑冬身上凝聚著我們這代人美好的品質：“不可悔改”的理想主義，對社會正義的執著追求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奉獻精神。在商業社會的今天，它們已不合時宜；唯如此，更凸現出它們的真誠和可貴。
近鄉情怯。獻上一本由兩個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國女性講述自己成長經歷的小書，令我心情緊張。比起同代的很多人，我們的經歷(尤其是我的)實在平常，既沒有轟轟烈烈，也沒有大起大伏。我深知，由於出身、背景和經歷，我們的認知受到諸多局限。只是因為我們身在海外，和中國的事情有了一定的距離，也有著一些格外的感觸，才由此生出仔細梳理過去的想法。我等待著讀者的批評，更希望這本書能夠拋磚引玉，引起大家、特別我們這一代人，從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場，對過去的歷史進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回顧和反思。這樣出來的歷史，才能較為接近我們所經歷的大乾時代，它也將是我們能夠留給後代的最好禮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