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明:中國「二代」氾濫 血統論延續?

【新唐人2010年3月20日訊】編者按:中國官二代、貧二代、漂二代、農民工二代等「二代」的興起,似乎「血統論」以多樣化的形式滋生並氾濫,平等與人權在中國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夢」。

三月五日是人權捍衛者遇羅克遇難四十週年忌日。中國民間自發組織悼念,但在北京的活動受到警方全面阻撓。遇羅克何許人,當局怕甚麼?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句對聯,自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橫行全國,二十四歲的北京徒工遇羅克寫下《出身論》,向「血統論」發起挑戰,呼籲平等與人權,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羅克被捕入獄,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處死。直到四人幫倒台後平反。遇羅克用鮮血和生命換取了血統論的覆亡。

可是,近年來,中國官二代、富二代、軍二代、漂二代、貧二代、農民工二代等「二代」的興起,似乎「血統論」以多樣化的形式滋生並氾濫,平等與人權在中國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夢」。

官二代:特權陰影

今年三月二日,在山東新泰市委又一個記者被「禮送出境」,這幾天到此地採訪的記者大多遭此命運。這源於該市最近發生的「八十後提拔門」,曝出新提拔的六名副局長,一名法院副院長,其中六個是八十後,最年輕的王然只有二十三歲。網民隨後人肉搜索,爆出七人中有六個「官二代」,掀起了一波波聲討浪潮。

網上有關官二代不正常的提拔事件,已經不是這一起,可以說是接二連三的發生。官二代原本並無貶義,老子是官,其小子並非不能為官,有的甚至能超越老子。只是,官場體製成為「世襲制」,甚至還有「軍二代」,彰顯中國目前的「人治」,而無「法治」,不能不說社會在倒退。

據社會學家的研究,現在官員子女做官的機率,大大高過其他階層,尤其高過平民。平民出身的官員,即使已進入「幹部隊伍」,但到了一定級別,就會碰到玻璃天花板,無論如何升不上去。即便僥倖上去,也通常成為「反貪」典型。過去一年落馬近二十位省部級高官,大多都是平民出身。

貧二代:拼爹遊戲

這是第七次,張一男在應聘簡歷的「家庭經濟狀況」欄選擇了空白。這個浙江大學二零零六級的理科畢業生,正面臨著找工作。「見過的人民幣從不超過十張,家庭收入怎麼寫?」張一男反問。她來自福建貧困農村,紅薯是她年少記憶裡的主食。她不知道,很多企業就關注一條。

五分鐘後,面試結束了。北科大的付曉匆匆走出面試房間,借來的套裝,穿在身上整整大了一碼。「面試官怎麼問的?」等待的同學圍上來。「他就問了問家裡的情況。」付曉勉強笑了笑。「他們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兒。」

實際上,面試官劈頭蓋臉第一句話就是「家裡是幹嘛的,如果我們需要相關資源,你能提供嗎?」他愣了。付曉的父母面朝黃土背朝天,幹上一年的純收入不過五百元左右。他的大學學費,由外出打工的姐姐提供,生活費則是依靠勤工儉學。

「貧二代」這一名詞已迅速成為各大高校校內網和BBS上的熱門詞彙。「出身貧寒、社會關係缺乏,求職過程中全靠個人奮鬥」成為校園「貧二代」的簡單特徵。和「富二代」相比,他們天生弱勢,沒有老爹的財富、人脈資源,除了自身一無所有,不僅求學過程備嘗辛酸,走上工作崗位也蹣跚趔趄。

漂二代:我們等不起了

隨著中共「兩會」召開,「戶籍制度」改革再次成為廣大「漂族」的關注熱點。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學生家長表示,儘管自己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優異,並獲得北京市三好學生,但因戶籍不在北京,依然不能在京參加高考。

眾多在大城市隨「漂父母」生活的「漂二代」,即便回到原籍參加考試,也會面臨「考的不是學的」的窘境。中國的「戶改」與「教改」並不同步,近幾年各省在教材選擇、高考(即大學考試)科目、考題擬定等方面已有較大的自主權,存在較大差異。考生回原籍參考會處於很大劣勢。

對此現象,眾多考生和家長感覺十分憂心。一位署名為「流動的孩子」的網友在兩會專題留言時沉重地表示:轉眼兩年後我就要參加高考了,我等不起了!

不只是高考,對「漂族」而言,工作、結婚、銀行開戶等,都需要戶籍證明和身份證,沒有戶籍就是黑戶,限制了進城人口原應享受到的住房、生育、社會保障和交通等大量福利。

可是,十三家大陸媒體三月一日共同發表呼籲戶籍改革的社論,遭到當局封殺。北京《經濟觀察報》高層受到整肅,社長兼總編輯遭嚴重警告,副總編輯受記過處分,而負責起草該份社論的副主編則被解僱。

農民工二代:最大夢想成家立業

而對於「漂族」中的最底層農民工,境況更慘。「我是三無人員,沒房沒車沒老婆。」二十七歲的農民工二代高巖說。華龍網近日推出重慶首份農民工二代的調查報告稱,85.1%的農民工二代沒房沒車,86%無法落戶城市,六成未婚。

「我最大的夢想是成家立業。」對於二十六歲的唐鵬而言,成家立業還隱含著傳宗接代的使命。在農村,唐鵬的同齡人中,有的小孩兒都會打醬油了。「收入低,又是農村的,很難找老婆。」

唐鵬的遭遇並不少見,調查顯示,64.7%的農民工二代還未婚。在35.3%的已婚農民工二代中,77.8%的伴侶也同樣是來自農村,另外22.2%的伴侶是城裡人。

十九歲的銷售人員王傑表示,自己初中未畢業就隨父母到了重慶,「小時候在家,也看爺爺奶奶翻地插秧,但我從來沒動手,根本不會種地。」只有39.1%的農民工二代表示會做農活,但都只會些基本的。

農民工二代回不去農村也融不進城市。他們的工作並不穩定、收入低,他們中33%沒有存款,八成存款低於五千元。調查中76.7%的農民工二代常常為工作感到焦慮。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第163期《新紀元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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