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13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媛採訪報道）定居澳洲23年的齊家貞自第一部自傳《自由神的眼淚》後，第二部自傳《紅狗》再次得到海外媒體的關注，即將來香港出席新著討論會的的齊家貞，週五在澳洲接受本台記者專訪。
1941年出生於重慶的齊家貞因為父親曾是國民黨官員，1961年她20歲時為了想到美國讀書，逃避被歧視的命運，和父親一起到廣州試圖偷渡，結果父女倆雙雙被捕，並被以叛國投敵罪名分別被判刑13年和15年。由於獄中表現好，齊家貞由13年減到10年出獄，此後經過16年的磨難，直到1987年定居澳洲。
齊家貞的第一部自傳是2000年5月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的《自由神的眼淚》，描寫了父女倆在獄中的真實故事；而《紅狗》則描寫她出獄後，到澳洲之前16年間的心路歷程。
齊家貞週五在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我當時出獄後，腦子被洗得很乾淨了，我講的話他們說比省委書記還進步，但是兩年後，我親自看到的這些事實就把我完全的改變過來了。
從監獄裡放出來，又進入中國那個鐵幕似的大監獄中，身上打下了勞改烙印的她，在街道鄰里的睽睽眾目之下，沒有重獲自由的感覺，也沒有拾回應得的尊嚴和愛情，反而備嘗生活的艱辛。以致她甚至有重新回到監獄的願望，只因那裡至少還有東西吃，有地方住。即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齊家貞都還懷著夢想，但是她的夢一次次破碎。有一次，一隻遭人活生生剝皮的小狗，血肉淋漓地出現在齊家貞的夢裡，她驀然發現自己就是那隻小狗，受人壓榨、凌辱，痛苦卻又無法言說、無力反抗。她的第二本自傳的書名《紅狗》就是一種自我比喻。
齊家貞說，這本書除了對我周圍事物的認識之外，還有就是我個人的婚姻，愛情。對我來說，徹底毀掉了我的理想，我的美夢，我的追求，甚至於我的個性。我過去是很調皮搗蛋的，但出來後我的幽默感沒了，我也不會多講話了，我什麼都沒有了，唯一有的就是我的愛情和婚姻，但是我的愛情和婚姻也很不幸。其中還有我的個人奮鬥，就是為了我要寫書，我必須要增長知識，所以也講到了我是怎麼樣自學高等數學，當了電視大學高等數學的輔導老師，書裡面也講了我為了要去讀一個電視大學，我所奮鬥和經歷的故事。我認為它不是一般的個人婚姻、愛情，個人讀書求學的普通故事，我認為我的故事包括所有的在政治風暴下，把他們吹刮到正常生活軌道之外的這些人的愛情、婚姻，他們的愛情、婚姻是不能與普通人的相提並論的。經過了政治風暴後，他們的婚姻、愛情是操控在當政者的手裡，用政權的力量操控了他們的生活。
作者還從自身的觀察經歷出發，揭露一個長久被噤聲的禁忌題目——勞改營中的「性」問題。許多人因為正常的生理需要，而受嚴重懲罰，乃至丟掉生命。
《紅狗》在2005年完成，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及時出版，06年11月，齊家貞的三弟齊治平病逝，齊家貞給弟弟寫悼詞，她回憶了弟弟的一生。發現齊治平是家裡最聰明的一個孩子，他嚴格要求自己並有與眾不同的抱負和聰明才智，受到小學老師的讚揚，但是，在上初中的開學典禮上，學校教導主任不忘提醒全體學生他們中有一個學生，姐姐和爸爸都是反革命，從此以後，12歲幼小心靈受到重創，開始非正常活著了，他的一切理想、抱負，對知識的追求興趣完全沒有了。
齊家貞說，如果說《紅狗》初衷所表達的是那個年代他們的不幸生活，奮鬥史。那麼，弟弟去世後她才體會到了這本書更深層的意義。即書中所有人都是非正常活著的人。
她說：當我寫他的悼詞的時候我才想起，我們老說非正常死亡，但是還有這麼多人他們沒有死，但是他們卻沒有了正常的生活，他們是非正常地活著。然後我再反過來看《紅狗》這本書，這本書裡面所講到的每一個人，找不出一個人是正常地活著，也就是說《紅狗》這本書寫在前，我只認為這本書裡面婚姻、愛情各種各樣發生的故事，跟通常意義上的婚姻愛情不同，因為它受一種政治力量的操控，這是我最初的認識。但是當我寫了弟弟的悼詞後發現，齊治平是在非正常地活著，我就認識到《紅狗》這本書實際上是寫包括我本人非正常活著的一群人，這就是這一次我們要在香港開《紅狗》的討論會，它的標題就是非正常活著的中國人。
該討論會本月19號在香港舉行，屆時，齊家貞將會到港參加。此前她先往台灣安排她2008年創立的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三次頒獎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