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24日訊】
1、作為一名普通消費者，您對商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放心么？您相信商品廣告么？調查顯示，年輕人對廣告的信任程度更高，您怎麼看？
當然不放心。我們已經喪失了對本土商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的基本信任。國際大品牌的廣告，相對具有較好的信譽度。但本土產品廣告，還是有不少令人疑慮之處。最惡劣的是那些冗長的深夜電視購物廣告，它們幾乎成了公共詐騙的代名詞。
年輕一代更信任的往往是洗頭水之類的廣告，它們主要是外資或合資企業，投放廣告的歷史有的長達二十多年，恰好伴隨了年輕一代的成長歷史。如果他們連這個都不信任，那麼他們就要被迫面對一個 「被騙的童年」。
2、提到食品安全，我們也會注意到這樣情況，在2009年，很多企業或個人把自己塑造成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體健康的天使、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最後的結果卻是集體淪陷，這是不是意味著一種道德和商業、和人生是可以分裂的？
商業倫理的崩潰，是國民整體道德體系瓦解的結果。沒有任何領域可以倖免。在一個零度道德的社會，人們只能依靠謊言來維繫問題產品的公共形象。這不是價值分裂，而是用公共謊言來遮蔽產品有毒的真相。
3、 在被調查者中，「防範陌生人」幾乎成了通識。您平時相信陌生人么？陌生人之間為什麼會如此疏離和防範？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從信仰危機、信念危機到信任危機的三個波段。這是一條可悲的歷史下滑線。人與人之間發生猜疑和防範，是社會信任危機達到高峰值時的癥狀，它顯示了社會倫理的全面瓦解。
4、您在澳大利亞呆了8年，對澳洲那邊的誠信狀況印象如何？在西方國家，陌生人之間似乎更容易親近，也有人將之歸結于基督教民主、平等、博愛等精神的紮根，您怎麼看待東西方的這種差異？
西方社會也有人際關係疏離的問題，但那可能更接近社會學範疇，跟道德沒有直接關聯。西方社會誠信制度的維繫，一方面依賴於基督教義的力量，另一方面還要依賴於對人類普遍價值的認同，而這兩方面我們都不具備。中國人自有的傳統儒家價值觀，當然也能部分地用於現代倫理建構，但就連這些老古董，經過文革和反道德的 市場化運動，現在都已蕩然無存。國學運動試圖對此加以修復，但是已經為時晚矣。
5、在這次調查中，人們的信任程度依照親疏關係出現差別，家人、親戚朋友、同學等是社會信任的第一可靠對象，排在最後的是媒體工作者和政府官員。對前者，有人認 為這是儒家中按血緣關係組成的親疏遠近的人際關係秩序，對後者，有人將之解讀成人們對社會公正和正義缺失的不滿。您怎麼解讀這個排序？
這個排序的內在邏輯，當然跟華夏文明的人治傳統有關，但同時也表達出對公權力的質疑。大量事例已經表明，公權力沒有扮演公民庇護者的角色，相反，它正在被到處濫用，肆意擴張，構成對公民個人權利的嚴重侵犯。我想這應該就是民眾懷疑、抵觸和抗拒思潮的主要源頭。
6、最近《小康》雜誌舉行的調查中，「小姐」的信任度在政府官員之上。在政界精英、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同時遭遇信任危機的同時，小姐、農民、學生等相對處於底層社會的群體信用度最高。您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
「小姐」作為「性工作者」，自然要遵循地下行業的遊戲規則，但民眾在問卷中對小姐所表達出的「信任」，與其說是一種職業評價，不如說是一種修辭性的嘲諷，用以表達對「上流社會」的鄙視。儘管社會精英佔有各種稀缺資源，但只有一種稀缺資源掌握在底層民眾手裡，那就是道德資源。這真是一場歷史性的諷刺。「上流社會」的形象正在變得醜陋可笑起來。
7、房地產機構和城管為什麼形象最差？
這當然是因為這兩類機構跟民眾利益的正面衝突最吸引眼球。房地產商的暴利（背後則是地方政府的暴利），直接威脅民眾的經濟安全，而城管的暴力，則直接威脅民眾的生計安全。
8、厚黑學和權謀文化流行，您稱之為「流氓意識形態」，您怎麼看待這種權謀文化的盛行？
這是數千年的歷史傳統。在跟基本道德的對抗過程中，這種厚黑學的權謀，緩慢地滲透到儒家倫理中，逐漸被國家倫理體系所接納。在帝國的晚期，它甚至成為社會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厚黑和權謀，都已經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風景。
9、在中國，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鬥爭文化和相互的不信任有何土壤？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嚴酷的鬥爭關係您經歷過么？
文革應該是一個罕見的高潮。家人之間、親戚、朋友、同事之間，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都互相檢舉揭發。它徹底擊破了血親信任的歷史傳統。我記得我們家的親友之間突然間都不來往了。路上相遇也裝作不認識的樣子，因為誰也不知道對方的政治面目，生怕受到牽累。這當然不是一個孤例。只要社會出現嚴重病灶，這種信任危機就會不斷浮出水面。
10、作為50年代生人，您經歷的各個年代都留給您什麼樣的大致印象？我記得您在某個採訪中提過，80年代給您的印象是平和，而80年代也被很多人懷念，認為那是 個文化和價值復甦的年代，是這樣么？從90年代起，整個社會的道德指數和誠信狀況是否就走上了一路墮落的的軌跡？很多人簡單地把它歸罪於市場經濟，歸罪於 個人的逐利本性，您認為呢？
市場經濟本身並不是殺死誠信的兇手。改善了中國民眾生活質量的消費市場，同樣需要良好的商業倫理的支撐。誠信之死的原因，在於人類普遍價值的淪喪。我們在放棄平等、自由、獨立和民主信念的同時，也放棄了個人尊嚴、誠實和教養的道德底線。也就是放棄了作為一個完整健康的人格的自我塑造，轉而成為追逐實利的低級經濟動物。我們不幸擁有世界上最大數量的拜物教徒。
11、您是從事文化批評的，在您看來，現在的批評家們現在是否都能堅持自己的立場，說真話，保持良知和水準？
堅持這種立場的確很難。一方面要保持獨立性，一方面還要正確地說話，也就是堅守普遍價值的底線。批評家能做到其中一項就已經很不錯了。在利益交換的平台上，良知的重量輕如鴻毛，它隨時可以被一場交易的小風吹走。
12、誠信體系的崩潰，在中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甚至文藝界抄襲的行為現在都習以為常了。誠信的常識、尊敬規則的常識、是非曲直的常識，這些基本秩序在中國完全遭到了破壞，您認為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底線失守的情況，到底是哪邊出了問題？
基於厚黑、權謀和利益被尊重的原因，誠信只能在其中扮演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在許多人眼裡，被曝光和失去誠信，不是人格破產的標誌，而只是一次權謀方面的過失，也就是「不聰明」和「玩得不夠高明」的結果。這種用謀略代替道德的做法，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倫理危機。
13、作為一名高校老師，您認為現在的教育有利於學生和青年道德上的進化么？
當然不能。應試教育制度顛倒了考試手段和教育最終目標的關係，製造了結構性的惡弊。從行政官員、教師、學生到家長，所有人的努力都建立在衝刺考試分數線上， 為此可以不擇任何手段，作弊、抄襲、賄賂，都變得合乎情理起來。在這樣的環境里，任何培養健康人格的努力都只能是杯水車薪。
14、在您看來，這個社會怎樣才能實現價值重建，從扭曲走向正常？
我沒有什麼救世良方。文化學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作為一名普通的教師，我甚至不能改變周圍學生的現狀。根本解決倫理危機的希望，在於政治家的社會改革，只有他們能夠切入制度的根基，從那裡完成歷史的飛躍。（草稿箱存貨之二）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