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23日訊】 “各位家長：我校這次處在政府儲備地的拆遷騰退範圍內，為配合政府部門的相關工作，我校將遷到朝陽區十八裏店鄉。”這是北京市朝陽區東壩鄉騰龍打工者子弟學校給農民工家長下發的通知。許多家長看後，整個節日都在隱憂中度過。
拆遷波及上萬個農民工孩子
2010年1月18日，是騰龍打工子弟學校的最後一天。
“那天校長通知我們，學校已經解散，教師自謀出路，1月23日前學校全部清空。有的教師捨不得孩子，都流淚了。學生、家長都不知道接下來往哪里去。”騰龍學校的老師曹靖華說。
與眾多將拆遷的打工者子弟學校一樣，騰龍學校在2009年秋季學期開學初就接到朝陽區教委公告，由於即將拆遷，學校不能按學期收費，而要按月收費。原來的600多名學生中陸續有人被家長接走，但仍有500多名孩子留在學校，參加了期末考試。
“新校址離現在的學校有20多公里，那麼遠叫我們怎麼去？旁邊的學校也都拆了，這要孩子去哪上學？”一位來自河南的農民工激動地說。
1月19日上午9點，朝陽區另一個鄉——崔各莊鄉政府召開了拆遷學校校長會，告知北皋實驗學校、育英學校、崔各莊實驗學校等8所打工者子弟學校將被拆遷，並要求他們在2月28日以前騰退全部校舍。
“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不知道孩子春節過後還能否上學。”育英學校一名學生的家長劉女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憂慮。她的兒子剛入校就讀一年級。
即將消失的小學中有多少農民工的孩子？中國青年報記者向眾多的打工者子弟學校校長、教師以及公益組織進行瞭解。
在石景山區，雍王府一帶有4所小學將被拆除：春雷小學，學生約400人；紅星小學300多人；太和小學約600人；先鋒小學400多人。
在大興區，舊宮新苑學校有600多個孩子；榮乾學校有860多個孩子；團河實驗學校有900多個孩子。
在昌平區，有正規辦學證的回龍觀村向上學校有1500多個孩子。
朝陽區有7個鄉拆遷，其中包括：東壩鄉，騰龍學校600多個孩子；藍天學校700多個孩子，育英學校1600多個孩子。
在崔各莊鄉，經營10年的京華學校有440多個孩子；北皋學校有300多個孩子，桃園學校有890多個孩子，崔各莊實驗學校有700多個孩子，青蓮學校有1000多個孩子，星星學校有400多個孩子。
在十八裏店鄉，新利學校有1000多個孩子，英傑學校有1600多個孩子。
在來廣營鄉，紅軍營小學有500多個孩子。
據公益組織新公民之友總幹事劉文華介紹，在朝陽區7個鄉，共有20多所打工者子弟學校要被拆除。
孩子們的成長鏈條不能一次次被打斷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瞭解，這些在農歷新年期間“教育斷檔”的務工子女基本有三種選擇：一是全家跟著孩子以前就讀的學校搬遷；二是就近尋找新學校入學；三是離開北京回老家上學。否則，就將馬上面臨失學的困境。
原本在北京市北五環的紅軍營小學就將搬到六環外某處繼續辦學。
“雖然學校有校車，但是更多的孩子因為學校特別遠，不願去。”公益組織“打工妹之家”負責人焦方鳳說。
採訪中，有家長表示已經考慮為了孩子的學業搬家，但他們是少數。而若不搬家，對普通打工家庭來說，學校住宿費是難以負擔的。
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騰龍學校的校址遷移通知上說：“為給家遠的學生提供方便，本校提供住宿。”住宿生的收費標準是2050至2800元不等，而此前普通學生每學期學費僅為小學生700元、中學生1050元。
而對於能否就近入學，一位家長道出了普遍的苦惱：“現在是春季開學，學校不招生，很難給孩子找到新的學校入讀。”
曹靖華老師指出，目前北京的部分公辦學校除了要求外地孩子必備“幾證”外，還增加了一條門檻：考英語。
“我的一個學生要轉學，語文、數學都考了90多分，但英語只考了40多分。我們打工者子弟學校英語條件哪能好？可公立學校就卡這個，硬是不讓進。”
“以入學考試作為接收兒童的先決條件是違反《義務教育法》的原則的，義務教育規定適齡兒童都享有就學的權利。”長期研究流動人口教育問題的北京 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韓嘉玲說，“然而由於《義務教育法》關於兒童接收義務教育的入學條件，採取了就近入學原則。但‘就近’是以戶籍為基礎的。
公益組織“同心家園”負責人馬小朵無奈地說：“我們也幫著到豐台、門頭溝找新的打工者子弟學校，但幾乎沒有一個社區說是不拆的。現在，家長們就只能在原地觀望，還抱著僥倖心理，指望著最後會突然說不拆……”
公益組織“華夏志願者服務社”的志願者方潔說：“讓孩子們併入其他打工者子弟學校？半年、一年後，這些學校依然面臨拆遷，孩子們的成長鏈條一次次被打斷，對他們而言，心靈和成長所受的影響我們無法忽視。納入公辦學校？各種證件要求、入學考試、高額捐獻款……這種想法極不現實。讓孩子們回鄉接受教 育？他們從流動兒童轉為留守兒童，已經難以融入農村生活，其成長又會發生更多的問題。”
校方也對此表示不滿。“1月15日剛放寒假，2月28日就要求騰退完畢，我們對此難以接受。”桃園學校的王校長說，“我們的教學設備根本沒時間賣掉，我們對教室的裝修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另一位元校長告訴記者，為了使打工者子弟學校的教學設施能更接近正規學校，他剛剛新建了一間舞蹈教室，但這次拆遷將使孩子們一直盼望的舞蹈課化為泡影。“現在給農民工子女辦所學校實在太難了！”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瞭解，在此次拆遷中，有辦學證的學校獲得了每平方米500元到1000元的補償金，而無證學校則沒有獲得補償金。
但崔各莊實驗學校的校長為此憤憤不平：“拆遷時說我們非法，但區教育部門一直都是按正規學校管理、檢查我們的，我們學校還被定為朝陽區重點扶持學校。”
韓嘉玲研究員說：“不少打工者子弟學校存在校舍簡陋、教學水準不一、師資力量不穩定等問題，但它的存在彌補了正規學校的教育空缺，是當代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特有的產物。”
韓嘉玲認為，在拆遷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應該事先統籌考慮在拆遷土地上的人，不是只管拆遷建築物。“鄉鎮政府能力很有限，只協調流動兒童入學證明 等工作；而區縣政府教育的部門是統籌教育工作的，怎樣消化這些學生，區政府應全盤考慮，應在拆遷後把由此失學的學生就近安排到區內其他學校。而不是把找學 校的責任扔給家長，這樣往往影響了流動兒童的就學權益。”
上萬張課桌何處安放
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朝陽區教委社會力量辦學科，相關工作人員對此回答說：“肯定得家長自己解決，你不可能讓我們教委一一給安排到公立學校，那是不可能的。”
工作人員解釋說：“如果在朝陽區選擇學校，那學校不接收，可以讓教委來協調。但是讓我們硬性安排不太合理。一是我們不知道這孩子在哪兒住，比如 這孩子住在金盞鄉，我給他安排到十八裏店去，那就太離譜了。如果人家搬到外區、外鄉去了，我們還怎麼給安排？如果他還在本鄉住，可以自己就近選擇沒被拆遷 的學校。”
“二是學校前期接到拆遷通知時，應通知家長做好相關準備。關於孩子入學轉學的問題，家長至少提前應有心理準備，想好自己要搬到哪兒去。不可能到了拆遷這一天，才來找教委給他找學校，這不可能做到。”
記者敍述了目前家長的部分困境，工作人員回答：“讓他就近選擇，自己選擇！”
但就算政府提前通知拆遷，也難以解決大批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
韓嘉玲研究員舉例，2007年北京市海澱區要取締部分打工者子弟學校，把打工者子弟學校的兒童併入公立學校，所以給家長寫了一封信通知，但個別打工者子弟學校校長不願意學校被取締，就扣留信件，沒有把通知發給學生。
“即使拿到通知書，家長也找不到新學校。由於通知書並非具體安排學生的入學通知。最後許多家長還是找不到學校，孩子依然進了原來的打工者子弟學校就讀。整件事的處理是失敗的。”韓嘉玲說。
記者問朝陽區教委的工作人員：“市、區政府或教委有沒有相關的農民工子女安置政策？”她回答：“到目前為止，沒有聽說有政策。因為這次拆遷的不止一所學校，幾個鄉都拆了一批學校。”
志願者方潔說：“孩子都是一樣的，不管來自城市、農村，不應分貧困、富有。我們一直在做的興趣小組項目，就是希望給打工者子弟同城裏孩子一樣的成長機會。隨著拆遷，不僅我們的活動無法繼續開展，更重要的是，這些孩子最基本的受教育權利都遭到威脅。”
“有些孩子隨著這一聲‘拆遷’，將面臨輟學，他們能感受到城市的關愛和溫暖嗎？他們一直生活在這個城市中，卻不能把這個地方叫做家，這種痛苦多少人能體會？城市希望這些孩子對自己懷有怎樣的感情呢？會是愛和溫暖嗎？”方潔說。
“學校裏的老師、同學，社區裏的好朋友、夥伴關係對孩子的成長很重要，而拆遷會使孩子離開好朋友。頻繁的拆遷會對兒童的成長造成一定的影響，也有可能導致兒童的適應障礙。”韓嘉玲研究員說，“這些都是在拆遷過程中，要考慮到的。”
“我們倡議政府更認真地考慮，拆遷對巨大的農民工群體、打工者子弟學校的孩子們，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方潔說。
打工者子弟學校教師張樹軍說：“我們希望透過媒體呼籲，應該為拆遷學校的孩子在公立學校預留座位。孩子是最重要的。”
辦學十二年的育英學校校長說：“現在我們感覺政府忙著拆遷，這一大群農民工子女被暫時遺忘了。我們特別希望政府能關注孩子們和(打工者子弟學校)老師的去向，即使只是關心一下我們也特高興、特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