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12日訊】這篇文章本來在《零八憲章》剛推出的時候就准備寫，結果因劉曉波被抓走而沒寫下去。現在劉曉波被判11年，憤怒之後慎思，覺得還是應該寫，算是異議人士中的異議聲音吧。無論在哪一個群體，在多麼“崇高”的事業中，沒有異議都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可怕的，都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劉曉波被抓、被判。
《零八憲章》的調子是溫和地呼吁中共改革，這已是共識，不需要我再強調。憲章除了“前言”的套話和當然沒錯的“基本理念”，其主要內容是“我們的基本主張”。而這個基本主張的關鍵是第一條：修改憲法。
中共憲法不能修，只能拋棄
我認為這種“修憲”的“諫言”之路是走不通的，因為：
第一，中國目前的憲法，整個是一部“國家”泰山壓頂般高於“個人”的憲法；一部以保護政府為主導精神的憲法（美國憲法則完全反過來，其全部精神是：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對中國這種憲法，壓根不存在“修”的問題，只有“拋棄”這唯一的出路。
第二，即使對這樣一部憲法，中共都根本不執行，建政六十年從來都沒有執行過（還需要比判劉曉波本人的案子更清楚的證明嗎？），那麼修憲的意義在哪裡？
第三，在一黨獨裁的現狀下，修憲機制怎麼產生？人民沒有選舉權，沒有選舉產生的國會。那怎麼修憲？誰來修憲？
第四，在一黨獨裁的現狀下，只有共產黨修憲這一條路。但在共產黨的完全主導下，能有修出一部民主憲法的可能性嗎？
第五，即使我們不談中國憲法是一部“國家高於個人”主旋律的憲法，從理論上來說，是不可修，只可棄的，也不談中共一黨統治下不可能修；僅從技術層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過中國的憲法（現在網上一查就可以找到），那是一個邏輯到處漏洞，前後條款矛盾到驚天動地的東西，怎麼還有修的可能？怎麼把那些邏輯混亂理清？怎麼把那些矛盾衝突擺平？
事實是：共產黨不垮台，修憲就只是共產黨一家的事兒；而只要共產黨修，怎麼修，都是以保住共產黨的獨裁為中心思想。所以，在“修憲”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完全不可行的前提下，再談什麼三權分立、獨立司法、宗教自由、甚至環境問題等等《零八憲章》後面那些“十分正確”的條款，就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是滑稽了。
別期待“狼”改邪成“羊”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零八憲章》有一萬人簽名，一百萬人簽名，又有多少實際意義呢？當然，沒有實際操作意義也沒有關系，如果它能傳播真理，把揭示專制本質的聲音傳到千百萬人的心中，那這個《憲章》的價值也是重大的。 但問題是，《零八憲章》這種“諫言”的形式和內容，所起到的瓦解共產黨政府的作用大，還是潛移默化強化人們承認這個黨統治的合法性的效果大，實在值得探討。我本人認為是後者。因為共產政權本身絕不可能改變其獨裁本性，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事實。所以，如果一再呼吁它改邪歸正，就無形中傳播了“它有改的可能”這種信息，因此而增加人們對“黨”和那個政權的期待；而這種期待就是延續那個獨裁政權的最重要根基。只有人民從骨子裡確信，共產政權絕沒有改變性質的可能，推倒它的契機才可能產生。
而且“諫言”這種思維方式和做法，別說中國封建統治幾千年，共產黨專制六十年，六四的鮮血淋淋還沒有把連下跪諫言都遭砍頭的事實說明白嗎？難道還需要劉曉波再做11牢才明白共產黨的本性嗎？這種調子持續下去，即使再有一次“八九民運”，也依舊會是在熱血澎湃的愛國主旋律下的要求黨內改革的繼續，更何況，再一次大規模民主運動的影子都看不見呢。
有人會說，那你躲在美國讓我們喊打倒共產黨去送死呵。首先第一個層面的回答：追求自由是自己個人的事，只有其結果是公眾可以分享的。沒有任何人有權要求誰，更沒有人要求誰去犧牲；誰都可以選擇沉默，或選擇做奴隸。別人只是評論那些自己選擇追求自由的人，你這樣做是否離自由更遠。每個人扮演什麼角色，也都是他自己的選擇，別人也只是評論，這個角色所起的作用是否會適得其反。
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劉曉波站在中共的對立面，說過很多到位的話，並沒有被抓。但那些想和共產黨套近乎的，都給他帶來牢獄之災：《六二宣言》高呼“我們沒有敵人”，結果被抓進去關了一年多，如果沒有悔過書，一定會被判幾年；《雙十宣言》呼吁國共兩黨要盡快聯手促進和平統一（那個宣言要民主政府和獨裁政權聯手組成“聯合當局”，實荒謬不堪！），被控要“顛覆政府”，判三年勞教；《零八憲章》呼吁修憲，肯定共產黨“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於是再被控“顛覆政府”判11年。這就是去跟中共政權講普世價值、人權、修憲，期待“狼”改邪成“羊”的結果。
錯在相信“請求”就不會死
二十多年來，劉曉波寫過很多揭示專制本性，遠比《零八憲章》深刻、真實的話。如果他這次是因為清晰地站在獨裁者的對立面，或者只是為他自己署名的東西而坐牢，相信在很多人心中會是遠比現在更高大的英雄。但為一個降格、折扣的東西，作如此重大的犧牲，這不是值不值的問題，而是對不對的問題。
但既然要求修憲也是“顛覆政權”，不如真犯“罪”。如果站著、跪著都是死的話，為什麼不站著死呢？其實問題就在這裡：是因為相信跪下“求”就不會死。但是，如果相信跪下求就不會死，那就是對專制的殘酷本質沒有足夠的認知，這又和劉曉波那些深刻的批判專制的文章有巨大的矛盾。那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或許會回答：“我不降調，沒幾個人跟我簽；而只有簽名的人多，力量才大。”那麼這裡值得討論的就是：到底是人多簽一個降調的、甚至傳播錯誤信息的宣言起到的作用大，還是個人發出真實的聲音起的作用更大？且不說，即使這個相當降調的宣言，也不可能在官方報刊上發出來，也只是在海外網絡發表而已，能看到的也只是關心這個問題的小圈子而已。就這樣一個聯署信，在國內任何刊物上都發表不出來（不實踐一絲一毫中共憲法的言論自由）的現狀下，還要求它去修憲，豈不荒誕？
提出“修憲”要求，就是相信中共有政治改革的可能。而吉拉斯在1957年的《新階級》中就否定了共產黨有改革的可能性；他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說：“戈爾巴喬夫想改革共產黨，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產主義是無法改革的。”半個世紀之後（半個世紀！），在蘇聯、東歐徹底結束共產統治二十多年之後，在六四屠殺發生二十多年之後，中國的先鋒自由派知識分子還在期待“修憲”，這難道不太令人悲哀了嗎？
喊出“皇帝光著腚”才重要
如果要想以人多顯示公民力量，應該是以“抗議”為主，而不是“建議”。兩者性質不一樣，角色不一樣。如果做不到一群人發出更強的聲音（譴責人權在中國如何被踐踏），那麼個體的真實聲音，也比妥協之後的群體虛話（甚至錯話），更有意義。需要的是一句真話的種子，撒在無數人的心中，給人們提供另一個看問題的視角。面對一個裸體的皇帝，到底是一個人說一句“皇帝光著腚呢！”更重要，還是一群人說：“哎呀，皇帝的新龍袍太單薄了點，會著涼的，再加件布衫吧”更重要？如果一個人不敢說皇帝光屁股，一群人商量一齊說，那還有意義。一個人有膽說，反而要找一群人降調，我理解不了這個邏輯。
你現在不是從政（連選舉都沒有，哪有從政的資本？），所以中國異議勢力不存在搞聯合陣線、聯合政府思維的東西，而是應把真話說到位。大概多數簽名者都沒有從政之心，也未見得都贊同《憲章》的主張（有人說連看都沒看過就簽了），或許都只是抱著同樣的心態，人多就聲勢大一些，而這種聲勢似乎又可以增加其正確性。但歷史什麼時候證明過，越多人認同的東西就越正確？就一定能成功、勝利？
恰恰相反，人類歷史絕不是靠多數推進的，而是靠極少數人的正確的理念。他們一開始雖然從來都是極少數，但就因為正確，所以終究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是認同共產黨繼續統治的，難道他們人多就更正確？大概所有《零八憲章》的簽名者都不這樣認為，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是十三億中的極少數的公開反專制者。
舉西方最近的例子來說，一百多年來，在全世界的知識分子中，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從來都是絕對的多數。我來到美國才近乎震驚地發現，為資本主義吶喊的知識分子少到令人目瞪口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推崇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們都飢寒交迫，找不到有很好經濟保障的教職或學術職位，而為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吶喊的則個個待遇豐厚，桃李滿天下，享盡資本主義的好處。直到共產主義已經徹底失敗的今天，全球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還都在一直拼死抗衡資本主義。但不管反對的勢力多麼強大，資本主義在頑強地往前推進著；盡管每一步都艱難萬分，都迎著鐮刀斧頭的砍殺，但資本主義是走在勝利的道路上，就因為它正確，而不在於支持它的知識分子的人數。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多數未見得代表正確，反而經常在錯誤的方向。所以，總想靠人數來獲取“正確”的信譽和力度，是沒有意義的。而一個正確的原則，哪怕開始只有一個人支撐起來，也一定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不能同時坐兩把椅子
肯定會有人異議：如今老百姓、知識分子都只顧賺錢，話說給誰聽呢？沒人響應，說了不是白說？其實這沒什麼值得沮喪和悲觀的，多數人從來都是只顧賺錢吃飯的，這是正常的；你只說給那少數的思想共鳴者聽就足夠了。真正有機會的時候，不是多數勝利，而是正確勝利。
薩哈羅夫提出“一個人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你要麼附和共產謊言，要麼起來反抗，傳播真實。而後者是個極高的標准，鮮少有人能去做。所以，許多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人可能這樣認為：我當然不想附和共產謊言，但在中國目前狀態下，不用這種軟性的方式，還有什麼路可走？換句話說：如果革命硬拼不可能，婉轉說軟話，祈求在體制內改革也不對（事實證明也走不通），那你說中國的事怎麼辦？中共政府到底怎麼才能垮台？
我不知道它怎麼垮台——目前像中國這麼大國家，如此經濟騰飛、政治獨裁的情形，人類史無前例；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任何推測、設想都沒有足夠的依據，所以沒有意義。我只堅信它一定會垮台。或許因發生大的經濟動蕩，導致某個環節的契機；或者黨內鬥爭導致轉機；甚至也不排除有魄力的軍官發動政變，百姓處於對中共的積怨而呼應支持（羅馬尼亞模式能叫暴力革命嗎？他們武裝結束了共產政權，同樣建立了民主制度）。我知道的是，應該一句、一句傳播到位的真話，一顆一顆地播種追求自由的種子；那麼一旦契機到來，那些潛移默化到人民心中的思想，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促成那個政權的垮台。
而那些有意無意強化人們對共產政權持續期待的信息，只能導致在有機會的時刻，又促使相當一批人（包括可能起到重大作用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產生對現政權的幻想，導致可能的勝利再次流產。共產黨抓判劉曉波本身（還有多少其他人被捕、被判、被監控！），證明了《零八憲章》所說的中國政府“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的錯誤。這種思維持續下去，不僅抓不住契機，更不能創造契機。
六四的血洗亮眼睛了嗎？
人類古往今來，多少事情都是“意外發生”；越近代，越意外；有些所謂被預言得的很“准”的事情，只不過是由於人類從不接受教訓，於是太過於頻繁地重復歷史，所以人們以為智慧的祖先預言得很准。事實是，你只有摔過跟爺爺一樣的跟頭，才相信爺爺的話是對的——我們的爺爺，我們的孫子也不例外。所以，中共的垮台也很可能又是一個讓全世界跌破眼鏡的“意外”，但這個意外必定有它內在的必然；而正確的思想，才是推動這個必然的力量。
我在好多篇文章中談過，知識分子應該清晰，你到底是跟那個政權說話，還是跟人民說話。不跟政權說話，不等於具體的共產黨人和中國政府官員聽不到你的聲音，更不等於不會促使共產黨內部、高層瓦解，最終從體制內崩潰。在美國獨立革命的時候，連華盛頓都是從潘恩的《常識》得到啟發和鼓勵，最終打贏那場戰爭。
如果《零八憲章》是劉賓雁起草的，我當然同樣不會贊同，但卻完全理解；他至死相信馬克思主義，只認識到要對黨第二種忠誠的程度。而劉曉波是認識到了共產專制的本性（但他的再次“我沒有敵人”又令人瞠目結舌），所以，他讓我不可思議。
劉曉波令人遺憾之處，是從正確的個人獨立思考，向錯誤的群體意識妥協——從黑馬走向黑點，硬要往人群裡擠。從站在專制的對立面，邁向一再給朝廷遞狀子諫言（修憲要求決定了這個《憲章》是跟誰說話，老百姓不能修憲）。而恰恰是遞狀子諫言，使他撞上了中國歷代皇朝的一貫做法：重罰諫者——因為在皇權看來，“諫”則是圖謀政權。
劉曉波被判11年，他自己可以高姿態地表示“沒有敵人”、沒有憤怒。但我對這個典型的因言治罪的政治案、對最近一系列囂張地殘酷鎮壓異議人士的暴行極為憤怒，對那個邪惡政權（自由公敵！）所犯下的罪孽永遠銘記，絕不寬恕！
迄今為止，《零八憲章》所起的最大作用，是由於劉曉波的被捕、被重判，讓一些人“恍然大悟”：原來共產黨沒法治。肅反、反右、文革、六十年的暴政還沒讓人們明白共產黨沒有法治嗎？六四的血居然沒有洗亮劉曉波的眼睛嗎？面對一個如此邪惡的政權，中國文化人到底還要經過幾個六四、多少個劉曉波被判之後，才知道共產黨是不可改革的呢？！更多文章見 caochangqing.com）
2010年2月8日於美國
转自：曹长青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