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14日訊】最近，《清遠日報》總編潘偉在2010年新年賀詞中寫下了自己的工作體驗，比如“不惹麻煩的報紙才是最好的報紙”，“廣告客戶認為,有傳播效應的報紙就是好的報紙。因此，廣告多的報紙就是好的報紙”。此言論經過網絡廣為傳播之後，這位奉行“不惹麻煩”原則的報紙總編立即讓自己陷入了“麻煩”，各種斥責聲充滿網絡。其中的主流意見當然是認為報紙“是喉舌，是窗口，理應堅持職業操守，方纔符合報紙所承載的歷史和時代責任感”，……如此云云，不一而足。
一般網民的議論我就不談了，此處只談媒體人對這段話的反應。一些媒體人表態，一類是稱“大部分傳媒人都不會這麼想吧”，“作為一個總編輯這樣說話，只能說，他端起了飯碗，卻丟掉了職業操守”﹔另一類是研究傳播學的學者，說的是“用馬克思的話，報紙是 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我們政府要求政治家辦報也提倡監督，沒有讓不惹麻煩。任何時候都不能抹殺了報紙輿論監督的職能。”
如果這事發生在民主國家，比如美歐等國，潘偉受到批評乃理所當然之事。但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潘偉事件”（姑且名之）的弔詭就在於：中國的媒體人都知道潘偉的話是大實話，是中國95%以上媒體正在奉行的報導原則與經營理念﹔而批評潘偉的那些話，道理上雖然堂堂正正，但只是門面話、官話，哪家媒體真要去做“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定然是遭到宣傳部門黃牌警告，弄得不好關張了事。而作為“揭露者”的記者，大都沒有甚麼好下場，比如遼寧記者姜維平、山西記者高勤榮等，就都是因“孜孜不倦地揭露當權者”而身陷牢獄。即使一向政治正確的《南方週末》總編向熹，就因為在歐巴馬訪華時，舍不得放棄被美方“點名採訪”的殊榮，儘管內容完全中規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還是免不了被免職之命運。道理很簡單：你竟敢越過國新辦接受美國的採訪要求！你將黨的領導置於何地！
雙重人格是共產主義國家人民的通病，加之中國歷來就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傳統，中國社會一直流行兩套話，一套是專用於場面上說的官話，一套是非公眾場合說的半私半公的話，比如單位內部的講話（私交、親人之間說的話並不在此列）。比如潘偉在《清遠日報》社內部掌握的這套報導標準與經營理念，本屬於在報社內部講的半私半公範疇，不宜宣之於報紙之上。潘偉之錯，並不在於他奉行的標準較之同行有特殊性，而在於把報紙的內部講話寫進了給公眾看的新年賀辭，不經意之間揭了本行當的底牌。也許他本人與他的報紙在清遠那麼個地方生存，“久在芝蘭之室，不聞其臭”，早已經將這種生存法則視作天經地義之事。但他不知道本國許多同行──尤其是規模大、行政級別高的有影響力的媒體，雖然在做法上與他並無原則上的不同，但還得經常說些官話、套話為自己這個“飯碗集團”增加色彩與亮度，以保持媒體人的尊嚴──儘管這尊嚴經常被黨與政府撕得粉碎。
中國約共有四千多家報紙雜誌，它們的負責人95%以上都是“潘偉”，從業者起碼也有80%以上是“潘偉”。我不排除當中有部分人確實天性就偏好服從強權（畢竟是生於中國長於中國），但不少人確實是因長期受制於中國媒體的“生存法則”，漸漸發生人格變異的。中國媒體的“生存法則”可概括而為兩點：一是絕對服從宣傳紀律（政治壓力），二是市場原則。
宣傳紀律只有“原則”規定，具體操作時，這原則就體現在各級黨委宣傳部、新聞出版署（局）隨機發佈的各種禁載命令中。要言之，宣傳紀律的原則就是一切從黨與政府的利益出發，只讓受眾知道黨與政府需要讓受眾知道的事情，按黨給定的思維定勢思考，真相如何不在考慮之列。在媒體業只要有一年以上的從業經歷，就會對“政治雷區”瞭如指掌。隨著從業經驗日益豐富，也會日漸知曉其他“雷區”。部門主任的業務素質包括了解如何把關、規避雷區，不讓“惹麻煩”的報導見報。對媒體來說，最要命的是偶然出現但為媒體所在地領導人或者各衙門所忌諱的事件，這些並非媒體人全部能夠預先掌握，有些要等到觸了礁之後才知道犯事了，而且 “處罰”還特別重。比如你要是無意間得罪了本地交警部門，你報社的車上街輕則罰款重則扣押，直至報社以各種方式賠罪並讓對方心滿意足為止。這裡還有一個必須說明的“行規”，就是中國傳媒的行政級別決定了媒體受誰的管轄不受誰的管轄。比如《人民日報》是直屬黨中央的部級單位，報導省市縣的醜聞時，省市縣領導們就只能通過關係“情商”，而不能訓斥。《清遠日報》這一級別的媒體，哪怕揭本市黨政機關一個科長或一個鄉長、村長的醜聞，都有可能會惹來滔天大禍。
市場原則，即追求經濟效益。中國媒體，黨與政府機關報有財政撥款，其餘的大多數依靠市場化生存。前者的生存壓力雖然相對後者要小得多，還是需要企業廣告與贊助，否則本單位的福利無法提高。所謂媒體的“市場化生存”，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主要依靠發行量，如《讀者》、《南方週末》等。這類媒體數量很少，因為宣傳紀律對政治與社會話題的嚴格限制，使得報導空間大為縮小﹔另一種主要是依靠廣告收入與企業贊助，這種媒體遍佈中國，它們之間的競爭處於白熱化狀態。我曾聽過一位報社副總編在內部會議上說過：“甚麼是報紙需要的一流人才？能拉來廣告與贊助的就是一流人才。能寫的記者到處都找得到，經營人才卻非常難找。只要給我經營人才，沒有現成的記者我也能辦出報紙”，這番話對記者們頗有幾分冒犯，但他卻經常不經意就說出來。他比潘偉高明的地方是知道說話內外有別，不會將此寫進報紙社論及新年感言之內。
寫下此文，絕無讚揚潘偉奉行如此理念之意。我想說的是，批評者與其拿自己也沒能秉持的新聞原則去批評潘偉，倒不如探討潘偉的這番種媒體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探討一下中國的言論思想管制對人的戧害。那開口就是“我們政府要求政治家辦報也提倡監督”的學者，煞有介事地拿著假話當真話說，讓人聽了渾身直起雞皮疙瘩。因為他說這些話時，竟然假裝忘記中共設置各級宣傳部門充當思想警察這回事，也假裝忘記中國制度化地嚴格控制媒體、管制言論這回事。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