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14日訊】12月12日是西安事變七十三週年，西安事變這段歷史被中共完全扭曲，這篇在張學良2001年底去世之際寫的文章，旨在通過評介張學良，使讀者對西安事變有一個更接近真實的了解。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曆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蔣前的師軍長會議上，他宣布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後怎麼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這麼大的事怎麼可以先捉了再說？而在張決定陪蔣返南京時，部下勸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說。天底下像張學良這樣糊塗透頂、又獲得這麼高軍政領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這也是中國一絕。
著有《張學良側寫》一書的台灣作者郭冠英是張學良的崇拜者，和張“往來甚密”。但他也表示，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劃，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霉’……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 。 ”（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說張學良做事全無計劃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秘密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據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論文，“張學良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產黨，如今共產國際否決他入黨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見張與共產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等待來自莫斯科的是讚揚和無盡的軍事援助。”這位在論文中一口一個“毛主席、週總理”的中國歷史教授也承認，當時張學良認為捉蔣、聯合紅軍，蘇聯就會高興，給予軍援。
但完全出乎張學良意料的是，蘇聯竟聞訊大怒，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的舉動，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已證實的史料是，事發第四天，蘇共給陝北發去電報，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也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兇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大陸公佈的當時代表共產國際的蘇共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毛澤東們本已準備在延安搭台子公審蔣介石，但迫於蘇共壓力，只得派周恩來去勸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張學良最後釋放蔣，也是在眾叛親離，除了楊虎城之外沒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選擇。
在紐約那次聚談時，當提到周恩來，張學良仍誇周是“大政治家”，“說話簡潔，反應迅速，非常機敏。我們在一起談事情，三言兩語就能談清楚。”但他也抱怨說，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其實關鍵不是周“頭頭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張學良“頭頭無道”是“小土匪頭”，別人怎麼說，他就隨著往哪邊走，全無自己頭腦。張學良在聚談時也承認，他是東北的“白帽子”（過去東北趕大車的人都戴白氈帽），這是東北土話，相當於北京話“二百五”，廣東話“漆線” 。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評價張學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則評價蔣介石“有大略無雄才”。當年之所以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這也和蔣介石“沒有雄才”相當有關。
東北不抵抗是蔣、張共識，由張一個人擔負“不抵抗將軍”污名，蔣不但不予安慰，還派悲壯地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東北軍去剿共，損兵折將又不補充，怎能不讓張學良不滿生疑。張學良幾次向蔣提出抗日，蔣從不透露他的長遠抗戰計劃（不告訴別人，起碼該告訴一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吧），還像對兒女一樣訓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給我好好讀書！”當手下特務告知西安可能有變讓蔣盡快離開時，蔣竟自信滿滿地說“他敢！”連宋美齡後來都批評丈夫“不知安撫，刺激生變”。
而且蔣介石既然認為張學良“誤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後竟愚蠢地遵守在槍口下同意改變“讓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口頭承諾（沒有文字），承認紅軍為國民政府部隊，授予番號，頒發軍餉，寧可大事被誤。在他明確認定共產黨是“匪”的情況下，再按被匪槍口威逼之下的承諾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稱讚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說張學良是“二百五”，那麼蔣介石這種剛愎自用、同樣“大事糊塗”就是“二百六”，這樣的正、副司令主導下的國民黨怎麼可能不丟失大陸？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抵達南京後，受到軍法審判，以“劫持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張學良就獲特赦，隨後被長期“管束”，實則幽禁，直到蔣家父子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才獲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變，不僅使蔣介石喪失顏面，還有政府高官及蔣的幾乎全部衛士被打死。從蔣介石的角度，這種行為顯然於國民政府之法律、於中國文化之倫理、於長官下屬關係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當時軍法審判張學良，獲得國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識份子當時還提出“對張懲處極刑”。
但蔣介石為人話詬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後一直不釋放，終生軟禁張學良。如果蔣介石認為張學良觸犯法律構成死罪或終生坐監罪，應該當時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不應以家法代替國法，視法律為兒戲。
有人替蔣介石辯護說，當時如果釋放張學良，他和東北軍就可能成為共產黨的力量；而在去了台灣之後給張學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樣尋機投共，成為攻擊和統戰台灣的力量。但這些辯護仍是側重策略層面，而不是以法律為準繩；而且都是以假設的可能來剝奪一個在法律意義上已無罪的人的自由。
蔣介石處置楊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後，不予審判，長期關押，最後撤離大陸時在獄中把楊虎城和他的幼兒楊拯中處決。而且楊的秘書宋綺雲全家也是關押多年後被處決，即使宋的孩子（大陸《紅岩》一書中“小蘿蔔頭”的原型）也被殺死。如果說楊及秘書是共產黨人該處決（也應通過法律審判），但兩個不到10歲的孩子有什麼罪？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種“滿門抄斬”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到死都不怪罪蔣介石長期軟禁他。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張學良接著還提到，他父親張作霖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北京政府多次捎話邀請他回大陸看看。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透露說，他在台灣的一個侄女去大陸，曾見到張學良的東北“講武堂” 同學呂正操，呂捎話邀請張學良回大陸探親訪友。呂曾擔任中共將領和鐵道部長，文革中，呂和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一起被打成“東北幫”首領關在一起。呂對張學良的侄女說，當時他為保命過關，什麼都交待，讓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但張學思拒不認罪，反而高呼冤枉，結果遭紅衛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後因斥罵紅衛兵被活活打死。
張學良還透露說，在北京辦亞運會時，當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特地邀請他在台灣的那個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參加“亞運會”開幕式，坐在貴賓席。會後楊尚昆親自接見了他的侄女，並捎話給張學良，只要他願回大陸看看，他可派專機到台北接他。
張學良在透露這些內情后說：依我本願，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捲入爭執糾纏之中。我已遠離政治，唯一的願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卻，只當一個普通的小小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坎，不再有任何採訪，求閒雲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因此他給自己起的新名號是“閒雲野鶴”。
張學良的老同學呂正操後來還專程飛來紐約，面勸張學良回大陸，但張仍是至死也沒有回去他曾說過“想極了”的家鄉，而死在海外。
張學良為什麼選擇不回去？從紐約聚談的印象，以及張學良的其他談話可以感到，張學良對當年那種劫持蔣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說自己“魯莽衝動”即是委婉表達後悔之意。在紐約時還明確說他發動西安事變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產黨感激的正是他發動西安事變，使紅軍得以倖存最後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陸，共產黨當他的面捧他為“大功臣”，他會很尷尬；但如果他真實道來對發動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台。與其雙方尷尬，不如暫時避開，這可能就是張學良一再說等政治不再糾纏時再回大陸的真實心理。但中國人的事情，什麼時候會沒有政治糾纏呢？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張學良側寫》作者郭冠英說，“張學良這個人，大陸把他捧得太高，台灣又把他貶得太低。”台灣把張學良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最後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產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從蔣介石的剛愎自用，獨裁本性，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
但大陸把張學良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則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此評論說，“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這位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所以提出“延遲五年”就是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實在是孤軍血戰，犧牲太大，八年抗戰中國軍人陣亡300萬，平民喪生1,000萬。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導致中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對中國人、中華民族，都有害而無利。表面看張學良好像是“愛國”，但其實是害國。
張學良是“假英雄”
當然，以張學良的學識和認知能力，當時他完全沒有可能預見到共產黨後來會建立那樣殘忍、專制的政權，不要說張學良這樣沒有什麼知識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們，不是也有很多都選擇追隨共產黨了嗎？
關鍵的是今天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對當年他發動西安事變使紅軍倖存對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責任的認識。雖然不能說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就是由於西安事變，但畢竟它是一種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共統治下可能多達八千萬中國人因迫害和飢餓喪生。但張學良對這些都無動於衷，更無任何懺悔表示。
1994年張學良在接受陸鏗採訪時還斬釘截鐵地說，對於西安事變“我願負全部責任，而且從不後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紐約聚談那次，張學良仍表示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錯的，他的聯共抗日才是對的。如果蔣當年沒有採納張的意見，張以自己的政見沒有得到機會實行而批蔣還有邏輯可言；但事實是蔣已被迫實行了張的主張，聯了共也抗了日，結果不僅紅軍倖存，共產黨還最後坐大，至今塗炭大陸生靈。張從哪裡得出他的“聯共抗日” 是對的結論呢？他總不至於希望見到共產黨坐大吧？但這就是張學良的“可愛之處”，一生“大事糊塗”，糊塗死了！因此台灣作家柏楊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陸鏗撰文說張學良“對得起中國，對不起自己”。但事實是，在中國現代史上，除了共產黨人之外，沒有誰比張學良更對不起中國了！
張學良是“假將軍”
自張學良繼承父業，就被稱為“少帥”。中國方塊字這種象形聯想，使人想到英姿勃發、統帥千軍萬馬打勝仗的將軍。但事實上張學良是個“假將軍”。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認，“918之前他又打毒針又好女色，許多人對他的印象壞透了。”
這個公子哥是因父親被暗殺而獲掌東北軍權的。他曾指揮東北軍五個旅團和蘇俄軍隊交手，結果全軍覆滅；他指揮東北軍陝北剿共，直羅鎮、榆林兩戰，張的兩個精銳師兩萬多人被紅軍全殲；他指揮熱河保衛戰“只到前線去過一次，還是為了陪宋子文；汽車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來，讓他注射毒品……他每天總要打上百支毒劑；而這種毒劑，假如給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場……有次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他竟把下達的軍令公文隨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發出去。他自己說，當時散在前線的各個部隊，他連其位置都搞不清楚，還談什麼指揮作戰！”（畢萬富：“從新發現的史料談張學良的抗日主張”四之二，美國《世界日報》 1996年1月16日）
《紐約時報》在張學良去世後刊發的長篇訃告中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雖然有20萬東北軍，但他沉迷於毒品和女色，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兒（當時意大利駐中國公使的妻子）打情罵俏等社交活動。
張學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張學良在宋美齡的勸導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實他是個“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是懺悔，但張學良對做過的錯事卻從無真正的懺悔。
多次採訪過張學良的郭冠英說：“其實張學良從未懺悔，他當然不好大聲說他做對了，他只好說’做了就做了，沒什麼懺悔的問題’……”（引文同上）
在紐約聚談中，當《東方新聞報》主編李勇提到在中共統治下中國人喪生數量遠超過抗日戰爭時，張學良的回答竟是，“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當我提到剛過去不久的“六四”屠殺時，張學良竟說，“電視我沒看，對這事不太清楚。……什麼事不能只聽一方的。”對“六四”這個世界已經定論的事情，張學良竟是這樣的看法，天底下哪有這種沒心、沒肺、沒靈魂的基督徒？
蔣介石軟禁了張學良半個多世紀，固然是違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無數因大陸落入共產黨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國民黨人相比，張學良實在是過著瀟灑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僅不需要像黃維、杜聿明們那樣去做體力勞動、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沒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擔憂，在軟禁的頭三年裡還有一妻一妾輪流陪伴（如果不是由於夫人於鳳至因病赴美的話，這種日子大概起碼可以維持到張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裡，在張學良平靜的日子裡，即使他從未思考過其他中國人的命運，他是否想過有多少國民黨將領、士兵的家庭被台灣海峽隔了半個世紀，撐過各種磨難熬過來的倖存者們，重逢相見的時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趙四小姐，雖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個在身邊照料左右、那個熟悉的她。
即使張學良全然不在意其他留在大陸的國民黨人的命運，他怎麼也應該記起他的親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時候在大陸曾讀到過一篇回憶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思的文章，文中說，張學思在文革中被關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時候，想念東北食物，希望獄方能給他吃一點東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這麼一點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臨死的時候也被拒絕了。
張學良說“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不知這該殺的人裡麵包不包括張學思？如果他對八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沒有感覺的話，對自己的親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並被活活打死也毫無感覺嗎？
在張學良所謂“傳奇”的一生里，他和趙四小姐的“愛情”也是最為人津津樂道和關注的。但在張學良恢復自由來美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在被記者重複追問“ 您和趙四小姐這段深刻的愛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嗎？” “您覺得她怎麼好？”這些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時，他的回答竟是：“當年她年輕時，也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我這些年也實在不容易。”原來趙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過是個“專陪小姐”而已。
這還不夠，他還在91歲高齡時對東北同鄉祖炳民說：趙四小姐趙一荻對他最好，將一生都奉獻給他，但不是他最愛的女人，“最愛的女人在紐約”。
據最近台灣《中國時報》電子版“張學良和他的四個女人”一文，這四個女人是：他的母親、蔣夫人宋美齡、於鳳至和趙一荻。明顯地，那個“在紐約的女人”指宋美齡。像張學良這種無知、魯莽、玩膩了“小姐”的土匪頭子，崇拜受過美國教育，又表現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齡倒不足為奇；但蔣夫人是否像媒體渲染的那樣“關照” 張學良則是另一回事兒了。張學良首次來美國在紐約呆了幾個月，連我們這種毫不沾邊的小老鄉都見了，怎麼就沒有媒體報導說他見了一直住在紐約、近在咫尺的宋美齡呢？應該不是他不想見“最愛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後宋美齡也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
陸鏗曾對我說，趙一荻告訴他：她感謝蔣先生，因為沒有蔣先生的“管束”，張學良的身體早被“掏”空了。張學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聞，更不是英雄之舉。但跟到處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當然張學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歲，除了好色，沒有任何其他值得炫耀的東西）。沒想到陪伴了張學良73個年頭（其中35年沒名份）的趙一荻女士竟這麼可憐，他從張學良那裡得到的評價只不過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輩子，最後人家最愛的還是別的女人。
張學良在晚年熱衷什麼？ 1994年2月一群華人在夏威夷同張學良聚會時，張自我總結說：“我已經93歲了，我這一生有三愛：愛打麻將；愛說笑話；愛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這就是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張學良——全然一個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氣、最糊塗、最沒靈魂的那種。從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將中推掉了，活到超過一百歲，什麼人生道理也沒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張學良給無數人題了無數遍的打油詩，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畫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盡英雄；
我雖並非英雄漢，
惟有好色似英雄。
2001年10月24日於紐約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