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7日訊】今年11月9日，德國迎來柏林牆倒塌20周年紀念日，爲此舉行的紀念活動遠遠超出德國國界。在中國，紀念柏林牆倒塌也成爲持續半個多月之久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政府與民衆兩造，無論是觀察角度還是言說重點都很不一樣。因官方壟斷一切話語工具，並掌握在網路上消除“不和諧聲音”的權力，而民衆最多只能在個人博客與少數網站的BBS上發表一些不太尖銳的言論，因此官方聲音成了此次中國紙上紀念中的“最強音”。
一、阿Q的自傲：你的頭上也長有癩痢！
對於這樣一件大事，我憑經驗，相信早在紀念活動一個月以前，中宣部就開始行動，除下發若干條不准從某個角度談、應該從某個角度談的“參考意見”之外，還會組織許多專挑德國頭上“癩痢”的重頭文章。我的推測沒錯，果然出現兩篇文章，一篇是“柏林牆倒塌20周年，中國模式見優”，這篇文章首發於看起來象“外媒”（自由媒體）的《亞洲周刊》上；另一篇文章則是《世界新聞報》記者吳燦寫的“德東西部隱現柏林牆”。這兩篇文章幾乎在任何網站上的紀念專輯裏都出現，不少紙質媒體也爭相轉載，因此其基調成了這次中國官方的紀念主訴。
美國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成了《亞洲周刊》文章的全部立論基礎。在該文作者看來，“許多極具意義的訊息”是：“有6個國家的多數人民對自由民主的熱情降低，有8個國家則對自由經濟失去了以前的狂熱。在東德人 裏，雖有六成三的人認爲過去20年裏生活有改善，但也有相當可觀的比例認爲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差。在斯洛伐克，有高達九成七的人認爲只有政客商人得利；認爲 普通百姓得利的竟低到只有二成一。至於俄國，居然有高達五成八的人認爲蘇聯的解體是件不幸的事。”作者這種斷章取義的引證，只是爲了證明一點：相對蘇東政治體制改革先行的模式而言，中國採取經濟改革先行的方式，經過20年發展，“事實”已證明中國模式優於蘇聯東歐模式。 吳燦文章則強調東西德之間的生活差距與心理鴻溝，以及“東西部的人對現狀都有不滿”。文中特別引證了兩個資料，一個是“柏林社會研究所近期公佈了一份調查報告，內容顯示 23%的人表示他們自兩德統一以來，生活每況愈下。”另一個則是“2006年有資料顯示，東部普通家庭的收入只相當於西部家庭收入的83%”。
總之，中國的官方主訴就是：柏林牆倒塌之後20年，東德人民並未得到什麽實惠，貧富差距、心理鴻溝等使東德民衆感到不幸福。對原來渴望的自由民主的熱情劇減，評價大幅下降――只差沒能用重金收買到一位當年沖過柏林牆的東德逃亡者在CCTV上現身說法，表示“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了。
二、中國當局正在構築新的“柏林牆”
但是，中國當局（包括部分文人願意主動配合的）這種“紀念”並無意義，因爲可用來證明缺民主、無自由的“中國模式”之惡劣的事實，遠比上述兩文證明兩德“統一惡果”的事實要多得多。比如中國財富的高度集中，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有80%是爲850萬以黨政幹部爲主的群體服務、以公務員爲主體的財政供養人口約7,000萬人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占GDP總量的15，超過國民工資占GDP比例的13%）、統治集團的高度腐敗，等等。只不過，種種不滿聲音正被中共鐵腕無情地鉗制著，當局努力讓世界看到的是中共運用各種手段塗抹出來的“經濟奇迹”。
兩德統一之後，東德人從言論自由的鉗制下解放出來，部分東德人尤其是前東德共產黨官員群體的不滿從來就未曾消失過。我在2004年的德國之行中充分體認了這一點。但不滿歸不滿，卻極少有人希望回到東德的極權體制下生活。況且，這種不滿並不專屬東德人，西德人也有不滿。比如儘管總體上實現了言論自由，但在對兩德歷史的看法上，西德人也得克制自己，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教科書對東德歷史的解說。在大約300種 經許可的中小學歷史書中，爲了全德意識的緣故，部分書中犧牲了對東德不公正體制、尤其是國家安全部的全面描述。但是，只要有民主政治體制保障的言論自由， 所有的不滿得以傾訴，不公正現象可以留待未來慢慢改正。因此，控訴極權政治黑暗的電影如《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牆之隔》、《再見，列寧》、《竊 聽風暴》等影片不斷出爐，這些都可被視爲德國人通過藝術形式在控訴極權政治的罪惡，在紀念柏林牆的倒塌。
但德國人在控訴的極權政治，正是中囯共產黨當局極力想維護的中國現存政治體制。近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宣傳 “美國霸權衰落與自由主義式微，導致全球亂象叢生，世界不斷沈淪”，“中國模式”正在崛起。從胡錦濤上任伊始宣稱要走“延安道路”開始，中國的意識形態就急劇向左轉，先是於2005年發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宣稱中國“已經建成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接著又與俄羅斯普京聯手防止“顔色革命”，一步一步地向左轉，直到2008年公開表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適合中國，可以說，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德先生”登陸中國以來，它目前在這塊土地上遇到的阻力僅次於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8年。就在前不久舉辦的第61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中國控制言論與出版的事實被揭露並遭到批評之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還在開幕式的致辭中強調“意識形態不應成爲交流障礙”。
三、推翻中國的“柏林牆”是人權進步的始點
只要將柏林牆倒塌之後的德國現狀與中國的真實狀況兩相對比，就知道柏林牆究竟應不應該推倒。
衡量一種政治模式是否成功應該有幾個指標。政治標準關鍵要看主權是否在民。在中國，權力屬於少數精英，普羅大衆處於無權狀態，至今還無真正的選舉權，必須毫無選擇地由中囯共產黨“代表”自己。而德國則是主權在民。西德民衆本來就有選舉權，東德民衆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獲得了選舉權，來自東德的默克爾總理就是民選總理。她在政治上的脫穎而出是個極好的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護下的貪官污吏的橫行與官黑結合，更是成了社會公害。
社會公正方面，要看貧富懸殊是否過大。德國的基尼係數爲0.32，在正常範圍內；而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0.48，80%的人口的總收入在全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50%，權貴們掠奪社會財富使用的種種暴力手段引發的社會仇恨與社會矛盾，已經使中國已經達到社會動亂的臨界點。
中國模式所創造的“經濟奇迹”更沒什麽值得誇耀的，因爲這種成就以嚴重透支中國環境生態爲代價。中國人現在無論是居住環境、還是工作環境都不安全，癌症村遍佈全國。中國人現在連最起碼的飲水安全與食品安全都成爲大問題。
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表明，中國政府早已墮落爲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其軟力量的缺陷表現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兩個方面。這一缺乏政治合法性與道德正當性的“中國模式”，不僅缺乏自由世界的認同，更缺乏國內民衆的認同。所以，對中國來說，紀念柏林牆倒塌的意義，不是滿足於挑人家頭上幾個小瘡疤來論證自己滿頭癩痢的美麗，而 是先讓本國人民擁有正視並批評自身滿頭癩痢的權利，這一權利就是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只有這樣，才能推倒中國政府動用一切專制手段構築的“柏林牆”。只有 當這座由貪官污吏、特權階層動用暴力與“金盾工程”等高科技手段構築的“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中國人才能夠獲得起碼的人格尊嚴與人權。
（原載《中國人權雙周刊》2009年11月20日，總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