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0日訊】作者 ：仲維光
今年11月19日是大紀元時報發表歷史性的社論《九評共產黨》五週年，《九評共產黨》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層面，深刻的剖析了中共的欺騙、暴力、邪教和流氓本性。揭露中共暴政給中華民族和人類帶來的深重災難，給為禍人間一個多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蓋棺論定。由「九評」所掀起的三退大潮勢不可擋，至今已經有超過6,300萬人公開聲明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今年的11月9日，又是象徵共產主義在東歐瓦解的柏林牆倒塌20週年的紀念。在上一次節目中，旅居在德國的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仲維光先生剖析柏林牆倒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結束，以及與此同時發生的中國的八九年民主運動，在今天的節目中，他將進一步深入他的話題，談《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和他的意義，有請仲維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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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諸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德國的仲維光。很高興能來到希望之聲廣播電台《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的題目是——那麼我們中國民眾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形勢呢？也就是說從八九年柏林牆的崩潰，到《九評》的出現，就是這段歷史我們怎麼來看呢？我在剛才已經講了，就是在八九年以前，整個中國的歷史、整個中國社會對於共產黨的認識，他是有一個緩慢的過程。直到八九年六月的時候，學生們才想下共產黨那個賊船。但是就連學生們想下共產黨這個賊船，共產黨都是不允許的，就是說誰要下這個賊船，共產黨就一定會要徹底消滅他。
而我為什麼講學生們是要下這個賊船呢？就是只有到八九年六月的時候，學生們才不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共產黨某一派。在這之前我可以說用我的觀點來看，包括七六年所謂「清明天安門」事件，所謂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以後的那些所謂改革，以及所謂的那些在北京的那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所有這一切，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在賊船上幫賊划船的人。這些人他們實際上都是在直接的和間接的在挽救共產黨，或者是在共產黨這條賊船上的同路者。所以直到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才提出了離開這個賊船。
但是八九年學生運動所遭至的殘酷的鎮壓以後，這裡邊所帶來的問題我就要提出 來，就是說即便在此後，在中國社會產生了所謂民主運動，也就是說在海外產生所謂民運團體裡，仍然是沒有直接的提出和共產黨社會對抗的價值問題，以及和共產黨社會過去最重要的它對中國傳統的粉碎問題、破壞問題。因為這裡頭我們大家知道，集權主義社會、共產黨社會它最重要的兩個特點就是，第一它是反對一切人類傳統的；第二它是反對近代的人權和自由的。
但是在八九年以後的民主運動裡頭，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來在價值問題上和在傳統問題上和共產黨的這種對立。所以在八九年以後的所謂的民主運動，所謂民運團體裡頭，關心的、重要的仍然只是政治問題。而這些政治問題就導致了八九年民運以後，在那十年當中，儘管在八九以後，全世界的人都在支持中國的民運，當時的金錢真的是像水一樣流向民運的各團體。
但是在八九年到九九年的時候，民運是越走越低、越來越差，人越來越少，分崩離析，而且裡邊就是內鬥不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整個這個民運，他們在價值問題上，在傳統問題上，並沒有感到迫切的從這些方面直接對抗共產黨，直接反省的這種迫切性，並且在這些方面做出努力，因此民運就會走下坡路。
這裡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在九十年代初期以後，中國會出現法輪功。我必須跟大家要講，我自己知道法輪功也是在很晚的時候，是在九九年四月份、五月份鎮壓法輪功以後，我才知道了法輪功的。這個時候通過我對法輪功以前的瞭解，我才發現，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現的法輪功，實際上是對於共產黨社會——剛才我所講的那兩個最基本的特點：對傳統的反對，和對一切人權自由的反對，這兩個特點一種強烈的反彈。
因此在九十年代初期之所以會出現法輪功，我覺得就是我們中國人對我們中國傳統精神的一種重新的追求和接續，一種對於東方精神的一種復活。也正是在這一點，所以法輪功在九十年代初期，在很短的時期就能夠深入中國人的心中，就能夠造成有幾千萬人相信法輪功，跟著修煉法輪功，在信仰法輪功。
而也就正是這點，共產黨的集團我必須要講，它很多時候它是比我們那些所謂知識精英更加敏感，它們深切的看到法輪功和它們的不同，法輪功在這些方面對它們的專制統治所帶來的威脅。這些方面是什麼呢？這就是瓦文薩在這次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講的，就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傳統的價值對我們的重要性」。所以共產黨也是恰恰看到了，法輪功在最根本的信仰價值上和共產黨那一套是對立的。所以共產黨就對法輪功採取了一種殘酷鎮壓的方式。從九九年開始共產黨對法輪功進行了最殘酷的鎮壓。
而在共產黨鎮壓法輪功五年之後，也就是說到了零四年的時候，法輪功學員們總結、發表了《九評》。那麼現在我就來想講一下《九評》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會出現法輪功？為什麼又會在九四年出現《九評》呢？我覺得這裡邊就是我剛才講的，法輪功的出現就是一種傳統精神、一種東方精神的復活。而《九評》的出現，就是把這種精神完全付諸於文字，付諸於精神，付諸於對於過去歷史的總結和未來的一種展望。《九評》的意義我認為他不僅是法輪功學員的《九評》，而且他是整個中國社會、中國民眾的《九評》，因為《九評》的思想是滲透了整個的中國文化精神的。
在這一點上我也想講為什麼這個就是從八九年到二零零四年這十五年裡頭，中國緩慢發展取得了一個階段性的，一個里程碑式的變化。為什麼我說《九評》有這麼大的意義呢？在這裡我覺得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九評》的出現，和九九年以前中國的所謂異議人士的民主運動，他有哪些區別，他提出哪些新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首先看到《九評》他就和法輪的出現一樣，他首先提出來的是價值問題，也就是說他首先對抗共產黨的問題，他提出了一個東方價值，傳統的價值：「真、善、忍」。而在這個問題上，法輪功學員所代表的又是一種信仰自由，對於一種新的信仰的追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整個《九評》抓住了最根本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就是我剛才講的，瓦文薩在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的時候所提出來的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傳統價值問題。瓦文薩說「因為我們堅持了傳統價值，所以我們就相信我們一定勝利」。實際上《九評》也是，因為《九評》堅持了中國的傳統價值，因為法輪功學員從新樹起了中國的傳統價值。所以他們的影響、他們的基礎都是非常深遠、非常深厚的。
第二，我想講一下《九評》的意義，大家也可以看到，《九評》是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上，而不只是從政治上對抗共產黨專制，他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上來思考、分析過去中國社會在近百年來存在的問題。因此從文化傳統上來看的話，就超越了政治，而從一種更深遠的地方來看待中國社會，分析中國社會。
這裡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九評》提出了黨文化問題。黨文化問題，實際上在近代對於共產黨社會研究的那些個專家們，在對於東歐問題研究的那些西方的學者和思想家們都關注到的問題。他們在他們的研究裡就說過，在過去的很多專制、政體，以及包括希特勒的集權專制在內，他們都沒有共產黨社會的特點。那麼共產黨這個集權專制的特點，就是它帶來了一種「黨文化」，帶來了一種自己的集權主義的文化。
這個我們生活在中國的人對此實際上都有體會，也就是那種一切為政治服務，一切都意識形態化這種東西的一種結果。法輪功學員們在《九評》當中由於認識到了共產黨這種根本的特徵，所以實際上他們在最近十五年來，超出了、遠遠走在了過去那些個異議人士的前頭，第一次系統的提出了黨文化的問題。這個黨文化的問題我覺得是涉及了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第三，《九評》他從歷史的角度，從社會的角度來分析了共產黨。《九評》第一次它不只是從共產黨它犯下了這個或者那個罪行，比如說共產黨的「反右」是怎麼樣了；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怎麼樣了；這個和那個的罪行。而第一次是歷史性的、全面性的在社會分析當中來分析共產黨，它為什麼會產生，它從產生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什麼樣的集團，它後來犯下的罪惡又是怎麼回事。而且《九評》把共產黨的歷史梳理了一番，從而從歷史上說明了共產黨這個集團它究竟是怎麼回事。
第四，《九評》他系統的分析了共產黨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九評》他超出了現在那些在局部的領域裡，去探討共產黨這個經濟改革是對還是錯，那個經濟改革是對還是錯。而是從一種更廣泛更具體的，從基礎上來討論它。從這種基礎上來討論共產黨這種經濟和政治改革或者變化的問題，你就能夠看到共產黨社會它是一個根本變不了的社會。
而且今天的任何一種經濟改革它所帶來的都是兩面的。一方面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它自己的政權而採取的一種所謂改變；另外一方面這種改變都相應的帶來一種更壞的後果。這個我們大家今天已經都看到了，例如環境問題；例如社會道德、倫理的破壞問題；例如其它的一些問題。也就是說在《九評》裡對於共產黨的經濟、政治所謂變化，所謂改革的分析，使我們看到只要是共產黨，它的任何改革，任何變化都是沒有出路的。共產黨這個社會的出路只有一點，那麼就是早日結束共產黨專制，早日開始另外一種價值體系，另外一種尋求才行。
我下面要談一下《九評》的意義，他在思想上，他在價值問題上，他做了這麼多的努力。那麼《九評》在最近五年來他究竟帶來了哪些具體的社會變化呢？這裡我覺得《九評》帶來了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我們所常說的一種破，一種對抗，一種對於共產黨社會的那種消融他做了哪些。
伴隨著《九評》的出現，緊接著就開始了一個「退黨」的運動。這個退黨運動使得過去大家可以想到，在過去五十年，在八十年代以前，如果誰退黨的話，那在中國社會你根本就是大逆不道，而且誰也不敢提退黨。直到八九年的時候，由於共產黨開槍殺人，才有了第一波的所謂退黨行動。但是第一波的退黨只是採取一種政治上的 所謂對抗。
而《九評》所促成的退黨是在精神上、生活的方式上、信念上促使人們開始了第二波的退黨。這個第二波的退黨，很多人也會說這個退黨的數字這麼多了，那麼按說共產黨早就應該滅亡了。怎麼來看這個數字？我要跟大家說，這個數字，他衡量的是人們的一個心理數字，衡量的是一個共產黨在這個中國社會裡它們的那種潰敗、崩潰的那種程度。
那麼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國社會，大家都知道現在在中國社會裡沒有一個人在底下不在罵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黨高層的人，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或者是在私下裡的時候，也會哀嘆共產黨完了。這些不斷的促成瓦解共產黨的過程，這個過程看起來是虛的，實際上如果我們看到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個虛的東西，實際上是很多實實在在的東西。正是這些個虛的東西造成了八九年，在東歐國家很多共產黨不敢開槍。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說，大家也可以想清楚，如果要是在八九年的時候，中國社會這種離心力，這種退黨的這種傾向，這種不要共產黨的感情，也像今天這樣的話，那麼在八九年的時候鄧小平是不敢說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的。今天在退黨大潮底下，在人心越來越深入的這種退黨的影響下，我敢說共產黨領導集團裡，沒有一個人再敢像鄧小平那樣說，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因為它們就知道，別說殺他個二十萬，就是它們今天公開的殺十個人、二十個人，公開的，我指的是公開的，也一定會導致它們的滅亡。
這個就是它們今天殺人偷偷的殺，而且在利用自己的資訊，和對於媒體這種新聞的控制，不讓這些東西迅速的蔓延。這個就是在新疆事件，在西藏事件共產黨害怕的原因。如果今天再有一個天安門事件，共產黨我可以說是不敢派坦克、派軍隊上天安門去鎮壓的。而共產黨為什麼不敢呢？我可以告訴你，這裡就有《九評》掀起的這個退黨潮的威力在裡頭。
第二就是《九評》以後出現的另外一個現象，那麼這個現象就是除了剛才我講的一個對抗以外，還有一個就是對於新價值、新傳統、新生活的一種重新的建立。這種重新的建立表現在什麼呢？表現在法輪功學員們組織的神韻演出，以及其他的一系列的攝影競賽、音樂競賽，一系列的這些活動上。這些個活動在《九評》以後出現，正是因為有了《九評》，有了這種系統的對於過去的總結和梳理，有了這種系統的對於新的東西的推崇，因此才開始在這個基礎上引進了很多新的對於自己生活形式的這種重建。所以我是覺得《九評》以後，導致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群體的這些個變化，他已經造就了在八九年東歐的那樣的形勢。
這個就是說我最後講的第三個題目裡最後一點，就是說從柏林牆倒塌到《九評》。而這個從柏林牆倒塌到《九評》，給我們今天2009年所帶來的最重要一個啟示，就是2009年中國社會在各方面，都已經準備了足夠的共產黨倒塌的條件。
我可以說如果七六年所謂清明天安門事件的時候，共產黨當然不要說不可能倒塌，因為那個時候民眾，很多所謂知識精英居然他們把希望寄予周恩來。而那個時候就是共產黨倒塌了，我們中國社會也沒有什麼新的希望，因為來的還是共產黨。
而八九年的時候如果產生了巨變，那個時候我可以說不可能產生巨變，因為仍然是我們的社會條件和我們的整個的準備，並沒有準備足夠的共產黨解體倒塌的條件。而那個時候的東歐，他們已經有足夠的條件了。例如波蘭有團結工會；例如捷克有哈維爾那些異議人士的，那些他們的那種積極的幾十年如一日的活動；匈牙利則更不要說了。而那個時候的中國，我們的確還沒有從價值上，從其他的精神上，從文化傳統上有我們自己足夠的和共產黨對峙的力量和訴求。
但是到現在2009年，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切共產黨倒台的條件都具備了，就是共產黨明天倒，我們也不覺得奇怪。當然有很多的偶然性，也許共產黨還能維持。但是我可以說共產黨的維持下去，只是它在下坡的滑梯上多滑一段而已。只是讓我們把未來準備的更充分一點而已。所以所有這一切，這就是我第三個題目要講的，《九評》發表五年的最偉大的意義，他對中國社會最根本的意義在哪？就是他不單為共產黨準備好了滅亡的一切條件，而且為我們開創未來創造了一切條件。關於這個題目我今天就談到這裡，下次再見，謝謝聽眾朋友們。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