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本年度高考一篇名為《站在黃花崗陵園的門口》的仿古体長詩，与郭沬若后期文風相承，竟被多位作文閱卷老師一致評為今年高考語文“最牛滿分作文”。
与之相對應，也出現了數篇“思想不健康”，但寫作功夫并不“差”的“零分作文”，其中以《我有一雙隱形的翅膀》為最。
就“滿分長詩”《站在黃花崗陵園的門口》和“零分作文”《我有一雙隱形的翅膀》而言，任何稍有知識的人都能從中看出一些端倪：不是因為“長詩”寫得比“作文”多么好，或者說“作文”比“長詩”寫得多么差，而僅僅是因為所謂“思想性”，“長詩”是极盡歌功頌德之能事，在身陷逆境之時尚能題外生意，涌感恩戴德之情，因媚上而得賞。“零分”作文則是隱晦批露嚴酷之現實，在針對最讓人敏感的“网”事上尤其如此，因言而招罰。如果說“滿分長詩”是走“主旋律”，“零分作文”則貴在真實和朴素，屬于“變調”并自成一体。必須強調的，是這种宁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骨气，敢拿明天青春換正義的勇气，有着獨立思考本能的品質，不但不應為人所棄，反之更應贊揚有加。
不同于當年張鐵生實在是胸中無話可說，加當時流行的反判精神所致的“交白卷”行為，“零分作文”們到是有話想說了，但因不合乎党的胃口，更不甘落于党事先設下的意識圈套，所以才不具備“滿分長詩”那种“思想實力”，進而被無情地打入“冷宮”并處以极刑，說是“生不逢時”，或許更符合事實。——其中《翅膀》面世，正与當局強勢推行网絡監控工具—綠霸的時間相重合，故有人草木皆兵地以“此文章別有用心”為由，橫行鞭撻乃至刑偵追殺之能事。
在一种意識判定標准之下，二者最終結果一正一“反”：思想“正确”了，丑小鴨也可以披上美麗的天鵝外衣，合歸主流，成為“精英人”和“天之驕子”，就可以在主人的恩典下盡享富貴与榮華，成為苟且順從的奴才。“錯誤”了，如《翅膀》者，金子也會被棄若泥沙，則只能甘于寂寞和貧窮，或是在鐵拳的打壓下支离破碎沉于海底，“永世不得翻身”。
在一個以謊言立國的社會中，“真實和朴素”的命運，是人人皆知的。但從人類的普世思想性和“文以載道”、“言為心聲”的為文標准來說，“文道”從不以分數論英雄，更不以党性定优劣，所以其歷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以《翅膀》的文筆功夫設想：將來哪怕遠走江湖或歸隱山林，若還能繼續堅守“不合作”的獨立精神，必當自成一家之學而留芳后世。
評分背后的“党文化”魅影
本年度高考作文的評判標准不是文學性和藝術性，而是思想性即党性也即獸性加奴性。高考的目的則明顯是在選奴才，而不是選人才。標准中有“感情真摯，思想健康”一項，其中“思想健康”說，在其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推力并暗藏殺机，就是“党文化”為了考驗一下考生對“思想健康”的理解和態度的正确与否。——當一种唯我獨尊的“党文化”意識標准成為道德主流時，也成為人們為人行事的標杆和天平，符合即正确，違背即錯誤，甚至反動，二元的標准，霸王的哲學，就這樣形成了。
關于法國佳士得拍賣行拍賣中國圓明園兔首獸首事，也有一個高考寫作主題，在6月9號的《江南都市報》，報道了江西省的評分標准，強調只要能將蔡銘超在國際上以不誠信、不守法、不擇手段的無賴行為讓中國大失臉面之事，寫成是愛國的、智慧的、勇敢的義舉，就可以得到一類高分。
這就明顯地是一种利用國家公權力以出賣道德和信義來誤人子弟，而行一党之私事的政治訛詐和流氓行徑，再一次證明了“党文化”的無理霸道及其末世情怀。這也可以說明，思想不能解放，學人精神不能獨立，才是中國多年來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一直不能有所成就的主因。
從古至今，本當是為國家選拔人才的科舉取仕，至今卻扭曲成為年輕學子們在喝了近二十年三聚氰氨毒奶之后，在剛剛步入社會人生之時，即必須面臨人生第一次的政治表態考試，也成為決定此后是匯入“精英主流”，還是終被邊緣化的一次良心抉擇，何其悲哉!
不論是“零分”還是“滿分”，若是在一個理性而公平的環境中，顯然都是不會輕易出現的現象，但在中國卻意料之中，更出乎其外地出現了，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此事以09年為始，恐怕還會出現更多，此后成為一种高考評分“習慣”和現象，也极有可能。
高考求學已成雞肋
教育部學生司副司長姜鋼說，今年高考報名人數約為1020万名，比去年約減少40万，應屆高中畢業生834万，其中參考生為750万，這意味着中有84万人棄考。
面對高額求學費，使中國高等學府中來自農村的學生越來越少，從1980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18%，這是中國貧富兩极分化的又一個例證。
雖然主流專家說出如“人口增長減緩”等說辭來，但卻回避了中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國人對高考的興趣正呈下降之勢，回避了正是因為高考不公平引發諸多作弊案的殘酷現實。
“‘養女不讀書，不如養頭豬；養儿不讀書，就像養頭驢’的朴素愿望到今天的84万學生棄考，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种悲壯？”——來源：鳳凰博報
科考在中國人的眼中，傳統認為是為了求取“功名”。這功名者，既是務實的，也是抽象的，既有個人追求榮華富貴的私利，但也含有高尚的救濟天下蒼生，“贏得身前身后名”的家國情操。“顯”則達濟天下，“窮”則獨善其人，求“功名”之虛，是明顯要高于求“功利”之實的。退一万步說，最起碼要堅守“不去害人”的底限。
時至一党天下，党理念壓倒一切，教育体系成為工業化生產模式下的奴才制造机器，人性的高尚被壓抑，人生的理念逐漸萎縮，多數學子的求學目的，已淪為“謀生術”和“手藝活儿”(如有的學校竟推出“擺地攤”專業)，淪為党文化下的意識奴才，生產出來的除了信仰腦殘，就是眼高手低的“啃老族”。進入社會后，混好了窮奢极欲盡享榮華，“點”背了則拉別人做墊被，成為社會公害。
值此高考与打工前途并無二致的情況之下，不用窮父輩一生的巨大投入求學謀生，另擇通過勞動直接見效的打工之路，雖是無奈的，卻也是“明智”的。——既然通過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自由自在到達理想的彼岸，何必又非得作繭自縛先做奴才后發財呢？
“党文化”与“國學回歸”的苟合
傳統文化流傳了几千年，一瞬間卻被“党文化”徹底革命和顛覆。打爛了道德，扰亂了規則的“党文化”教育，實質是流氓文化對傳統文化的強奸。“党文化”長期通過強制和誘導的行政手段，來潛移默化地替換中國文化和人格方面美好的傳承，使學術只能僅限于“党文化”的類宗教學范疇之內，使道德淪為只要党性不要人性的獸性層面。中國人從此習慣于從娘胎到入殮，全程時時受到“党文化”的“關心呵護”(可中國人卻沒有這方面的全程福利享受)，成為一個個“斯得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近年來，夢幻的共產主義天堂理論在物欲的沖擊現實面前徹底走光和穿幫。為挽救意識破產的頹勢，又祭起了所謂的“國學”，用“新儒家”的面具和既有品牌影響力，以儒家的瓶子裝“党文化”舊酒，行名為“回歸”實為“复辟”之實。在全國各地大搞古人古像重修重建和例行公事的祭祖政治，在世界各地大力推廣“孔子學院”，大肆宣揚“國學”外衣之下的“党文化”內核。
于是，新儒家，新墨家，新… …家紛紛粉墨登場(當然不排除其中有极少數真學問家)，亂花迷眼的學家流派，竟有點精彩紛呈之感，新的“諸子百家”竟也應党運而生了。但仔細觀之，則不外乎還是“明君賢臣”那一套“辮子戲”理論，与“党文化”的“精髓”絲毫不差地相暗合着。其來勢洶洶，顯示出霸道的“党文化”气息，證明了“新國學”外衣下的偽劣之實和司馬昭之心。
傳統語文教育不僅是寫作技巧和修辭方法論，更是教人以道德，授人以規則的素質培養過程。但在“党文化”下，中國的語文教育同樣不能幸免。若“從本年度高考表面看，僅是一個作文考分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專制問題”。
三尺之冰确非一日之寒，難怪中國近年來道德滑坡，貪腐橫行，其因原來在此!
注：文章內容參考來源——《中國聚焦》欄目，李元華教授——高考零分作文評析
2009-7-12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