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7月14日訊】 季羨林先生的辭世，在社會公衆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熱潮。有學者不無遺憾地說，其實大多數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這也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從何而來？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學德國回來時，年方36歲，就被聘爲北京大學教授及東方語言學系系主任，也是該系的創建人。他的學術功底紮實，治學方法嚴謹，據稱深得時任校長的胡适先生的欣賞。
但是，跟同輩學人相比，季先生在社會公衆中并沒有那麽大的名氣。我想原因有這樣幾點：一，當時的北大人才濟濟，群星閃耀，以才情論，他并非最亮的那幾顆之一；二，他的專業爲印度語言學，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文字，對于一般人來說如同天書；三，他爲人謙遜，作風素樸，不沽名釣譽。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體上走紅起來。原因比較複雜，大抵有以下幾種：一，經過幾十年的鬥争之後，治學嚴謹的學者所剩無多，都兀然聳立起來，被尊爲大師；二，中國社會有敬老的傳統，他年歲已高，著述頗豐，仍筆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誤解或者利用，幻化爲時代思潮中公衆所渴望的大師。
人們對季先生至少有兩大誤會或者利用。一是他的專業是印度學，卻被誤指爲“國學”，符合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學被壓制、國學被弘揚的社會環境，也滿足了社會公衆的虛驕之氣。因爲“國學大師”的頭銜，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禮遇。顯然，憑着那代學人的學術良知，他爲此感到不安。在兩年前出版的《病榻雜記》中，他要求摘去 “國學大師”、“國寶”、“學術泰鬥”三頂帽子。他坦承：“我對（中國）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爲我從來沒想成爲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也就是說，他對印度學的興趣大于國學。然而，媒體爲了滿足公衆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後，這個帽子也沒能摘下來，還充滿諷刺性地放到大标題裏。
另一大誤會，是公衆把他當作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追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每個人都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是，作爲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來自近代的西方社會，要求知識分子具有獨立性和批判性，擔當社會良知，參與公共事務。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是公共知識分子。薩特甚至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他不是個知識分子，隻有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才是個知識分子。
按照薩特的定義，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皓首窮經于與公衆相距遙遠的偏僻學問，并非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且，他還對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活動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盡管對胡适先生充滿了景仰之情，但也對其公共知識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寫道：“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爲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爲，這個怪圈确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
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一文中，他還略帶調侃地說：“我對于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麽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萬别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
但是，季羨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學者。在“文革”中，當胡适和陳寅恪被批判時，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線。後來，他又提出了“學術良心”的概念，對年輕學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堅持散文寫作，通過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衆溝通的橋梁，展示一個學者的胸襟和見識。
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雜憶》。他以此書記錄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曆，使之成爲和公衆分享的一段曆史記憶。他認爲，中國人爲“文革”付出了足夠多的代價，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教訓，也就無法讓它真正成爲過去。他寫道：“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
季羨林先生的一些話，在公衆中廣爲流傳，甚至成爲網絡熱門用語，比如：“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爲‘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爲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稱爲“國學大師”、“國寶”和“學術泰鬥”之後所受的心理暗示，還是高齡長壽給他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感，季羨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發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認爲“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21世紀将會是中國人的世紀，人類必須“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
以此思想爲核心，他又多次對公共事務發言，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他主張開幕式上把孔子擡出來，讓全世界學習。他說：“孔子是我們中華民族送給世界的一個偉大的禮物，希望全世界能夠接受我們這個‘和諧’的概念，那麽，我們這個地球村就可以安靜許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來探望的國家領導人讨論“和諧”話題，認爲“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展，政通人和”，當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諧。
季羨林先生的這些意見，盡管并非妄語或谀辭，但是沒有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對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的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準确的判斷，也就談不上什麽真知灼見。他爲自己在曆次運動中“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卻也容易鼓勵犬儒主義。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話不能全講，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态度不應該是欣慰，而應該是恥辱和憤怒。
并非所有的學者都必須成爲公共知識分子，但是由于公衆的誤解和渴望，季羨林先生的話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較大的争議。這對于他本人來說，也未必是公平的。
转自：阿波羅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