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6月4日訊】20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帶給中華民族的傷痛，並未因為時光的流逝而消逝。隨著中國社會局勢的演變，隨著民眾在壓抑中迸發的利益訴求日見頻繁，我經常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因為“六四事件”這一國家罪錯失去了甚麼？
“89民運”拉開了第三波民主化終結篇的序幕
“六四事件”是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當時蘇東各國政要與民眾都觀看了“六四事件”的現場轉播，反應幾乎趨於一致，那就是“絕不能夠讓這樣的流血事件發生於我們的國家”。在這一信念驅使之下，各國紛紛尋求和平轉型的道路。亨廷頓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浪潮：20世紀晚近的民主化》一書，將“第三波民主化”的開始篇定位於1974年葡萄牙一批青年軍人的政變，而結尾篇就是蘇東巨變。可以說，“89民主運動”之花綻放於中國境內，結果於華夏大地之外。
“六四事件”使中國錯過成本最低的轉型機會
“89民運”的主訴是“反腐敗”與“要民主”。“六四事件”不僅使中國官場此後名正言順地步上“權力市場化”的腐敗之路，還使中國與民主化擦身而過。中國終於走到如此境況：
第一，政治體制改革漸成理論禁區。在“六四”以前，通過漸進改革建立民主政治是除“毛左”之外的社會共識。趙紫陽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還在探討之中，但“黨政分開”與“政企分開”已在試水，“小政府、大社會”的設想也在公開討論。但自90年代開始，不僅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從公共領域消失，“黨政分開”的思路更是退回到“加強黨的領導作用”，連外企與私企也建立了黨支部，抨擊西方民主政治漸成中國理論界時尚。在2008年改革30週年紀念會上，胡錦濤公開提出西方民主政治不適合中國。
第二，政治民主化越來越缺乏體制內健康力量的推動。觀諸各國民主化轉型進程，其推進往往與執政集團中的強硬派和改革派、反對運動中 的溫和派和激進派這四類政治力量之間的消長互動有關。現在回過頭看，在中國，這四類政治力量的角力只在80年代出現過，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更是中共黨內罕見的人格健康的“改革派”。而民間的改革力量也曾與黨內改革派有過短暫的聯手與互相呼應，知識界更是不乏改革的重要推手。 而現在黨內雖有派系，但各派系之間只有利益分歧，並無政治理念的不同。知識界的主體早已滿足於依附於體制獲取物質利益，個別新左派學者更是構想出一個“自主型制度創新”的名詞來代替原來的“轉型學說”，表示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成功之路，不再需要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
第三，喪失了民主化成活所需要的最佳經濟條件。據美國政治學家Adam Przeworski分析，民主化可能發生在不同經濟水平的國家，而民主化轉型的成活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相關。20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時段是90年代，這段時期中國以透支生態環境與勞工的生命福利為代價，促成經濟高速增長。然而這一經濟成果不僅未能用於促進民主轉型，反而被用來做為極權政治合法性的證明。目前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齊齊死火，嚴重的政府腐敗、失業、貧富分化等各種矛盾浮出水面，民眾已經喪失了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在利益衝突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高發期，中間力量的聲音越來越不受歡迎，朝野之間幾乎無法達成政治共識。
第四、“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成功，“外部行動者”施加的壓力至關重要。如60年代末期歐共體對擴展其成員的新態度，美國自1974年起積極促進其他國家的人權和民主化，等等。現階段中國由於大規模吸引外資，與不少跨國公司在經濟上形成了利益同盟，這些跨國公司在其母國都是強大的“院外政治集團”，對其母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有極大影響力，它們成為“中國政府的好朋友”，使中國當局面臨的外部壓力大大減輕。
社會轉型的兩翼：自由化與民主化
第三波民主化為世界提供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如何協調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關係。自由化強調保障民眾的基本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民主化則強調政黨政治的合法化、自由組黨的充分空間、民眾的政治參與及民主政治精英的形成等。這些政治發展上的這些進步，最終會達成向民主政 治體制的轉換。但觀諸中國現實，自由化的苗頭體現為氣若游絲的維權運動，這些維權運動衛護的只是生存權，基本政治權利的訴求根本未能提上日程。政治性社團的組建更被懸為厲禁。無論是自由化還是民主化，在中國還遠未真正起步。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走上了一條共產主義陣營從未走過的發展道路，但這條道路並未為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從目前社會反抗頻發的社會局勢來看，中國遲早還得走上現代民主政治的道路。正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那樣，中國失去了1989年那次成本最低的轉型機會，今後的轉型所需要付出的社會代價將極其昂貴。
（原載BBC．點評中國，2009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