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6月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東方華盛頓報導)1989年中國政府出動坦克和軍隊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的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是對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民主運動領袖來說，事件彷彿發生在昨天。當年的那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事件給他們各自的人生帶來甚麼樣的印記？
歷數當年風雲人物
當年的學生領袖，大多數是二十歲左右風華正茂的青年，20年光陰荏苒，如今他們已經進入中年。
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被當局鎮壓之後，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戒嚴部隊指揮部宣佈“北高聯”、“工自聯”、 “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 “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等均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
中國國家安全部及中國公安部下令在全國通緝方勵之夫婦、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等二十一名學生領袖、 首都知識界二十三名知識份子及工人領袖。
人各有志
20年過去了，當年的學運領袖今天的命運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 薪火不息，繼續在民運大潮中搏風擊浪。第二類，下海經商，翻雲高科技，覆雨華爾街。第三類，皈依宗教，傳播福音淨化世風日下的人心。
除了少數六四民運領袖仍然留在中國大陸之外，目前大部份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都流亡在美國，或者輾轉來到美國。紐約港外的自由女神百年前張開雙臂迎接來自歐洲的受迫害的新教徒，今天的美利堅合眾國，也擁抱了從天安門廣場上逃出來的學生領袖以及陸續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思想犯和政治犯。
王丹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丹。
王丹在六四後先後兩次被捕，第一次是1989年7月2日，後來被判刑4年。1993年2月假釋後，中國當局1995年5月再抓王丹，並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了他11年徒 刑。
在美國政府和民間人權組織的斡旋和呼籲下，中國政府1998年4月以保外就醫的形式放王丹到美國。
王丹後來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學位，並且於2008年6月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
王丹今天仍然積極參與海外民運活動，呼籲在全球舉行紀念「六四」20週年的活動，讓歷史不被忘卻。
他說:“我想六四的事情，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情。在整個世界史上都是一個載入史冊的大事。所以我們希望這次紀念六四二十週年的活動，能夠做成一個Global的活動，也就是全球性幾年活動。讓全世界的人都能記得20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尤其是中國人，他們連知道自己國家20年前發生了甚麼都沒有權利知道，這實在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柴玲
除了王丹等當年天安門學運領袖今天仍然從事民運之外，也有一些學生領袖到了海外之後，選擇了在高科技以及金融等領域發展。
六四事件期間，擔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的柴玲，後來輾轉經香港法國逃到美國。
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學位後，在波士頓 Bain & Company任職。柴玲1996年入讀哈佛大學商學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柴玲與天安門廣場時的戰友封從德離了婚，並與其現在的丈夫共同創辦一家網絡電腦公司Jenzabar, Inc. 尖子班公司任總裁至今。
據報導，雖然美國高科技泡沫破滅，電腦行業熱門不再，但柴玲的公司業績相當不錯，有2000多家美國高校採用了柴玲公司的高校教育網絡管理軟件。
吾爾開希
吾爾開希是通緝學運領袖名單上的第二位。六四後他先流亡法國，後來到美國，先後在楊百翰大學和哈佛大學進修學習，並與嚴家其等人共同創立“民主中國陣線”，擔任副主席。
在流亡美國期間，吾爾開希認識了赴美留學的台灣女子陳慧玲。之後為了躲避海外民運人士內鬥，吾爾開希決定離開美國前往台灣，在台中市定居，與陳慧玲結婚生子。在台灣他成為了電台主播和政治評論家，後投身IT、金融界。
劉剛
劉剛在六四後於河北保定火車站被捕。1991年2月6日，被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控以「顛覆罪」，判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他在東北的監獄經常受到毒打和折磨。1995年刑滿獲釋。
1996年經香港流亡到美國。1998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電腦碩士後，在紐約華爾街美國花旗銀行集團，從事金融工作。最近在香港出版記實小說>。
李祿
在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中，經商最成功的是曾經在廣場上舉行婚禮的南京大學學生李祿。李祿逃亡到美國後，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多個學位，併進軍華爾街，從事國際金融工作，並創辦了自己的投資公司洛杉磯“喜馬拉雅資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長。
據美國財富雜誌報導，他是股神巴菲特投資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的牽線人，擁有比亞迪2.5%的股份。
沉彤
曾任“高自聯”常委，對話代表團聯合主席的北大學生沉彤，六四事件後逃往日本，後來流亡美國，成為第一個安全脫身的學運 領袖。
沉彤抵美後，除了繼續讀書，還與另一名被通緝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共同成立“中國民主基金會”。到90年代後期，沉彤把注意力從政治轉到商業，並於2000年創辦萬視科技公司，現有員工45人。
美國《財富》(FORTUNE)雜誌小企業版曾經發表名為《一個天安門造反者成為資本家》(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的報導。
報導說，沉彤在紐約經營一家軟件公司萬視科技(VFinity)，公司的主要產品是一種供大學、電視台 使用的搜索軟件。報導稱，該公司在美國，台灣，中國大陸都有分公司。
報導稱，中國政府允許沉彤返回北京，條件是不涉入政治活動，但他在北京的活動亦被監視。沉彤接受採訪時，對天安門悲劇進行了反思。
沉彤說：“我覺得在當時中國歷史情況下的運動，後來我也研究了其它反對運動和比較大的反對運動，以及現代的革命過程，任何一種群眾運動，都很難脫離一些不理性的行為，大規模不理性的行為等等。特別是在89年的情況之下。因為反對運動一方沒有有效的領導層。沒有形成一個有形的政治力量。另外，官方也非常非常不理性。因為後來運動發展這麼大，超出一開始我們希望推動的這場運動的學生的希望。”
媒體還引述沉彤的話說，“在我們20多歲的時候，我們認為民主化和反腐敗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
棄政經商惹來非議
20年前數百上千名學生和北京市民把青春、熱血和生命永遠留在天安門廣場，而當年的學運領袖有的在美國常春籐名校讀書，有的開辦高科技網絡公司，有的在華爾街叱吒風雲，不免引起爭議。
不過，有分析指出，尊重個人的選擇，是民主精髓的一部份。這些民運領袖出國之後，一舉一動都被放到顯微鏡下高倍放大，當年的言論也被拿出來重新分析審視，使他（她）們受到很大壓力。
此外，海外民運山頭林立，民運組織之間內訌和中傷也時有所聞，這也是一批當年學生領袖淡出海外民運的原因。
柴玲心中抹不掉的傷痛
雖然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不再從事民運，但是那場運動在他們心目中刻下的印痕，是不會隨著歲月而消逝的。
在六四20週年前夕，當年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出席了2009年5月19日在波士頓舉行的公民行動集會，併發表了講話。
柴玲說:“我的好多朋友和同事們都知道，有好多年了，我沒有參加民運活動。今天為甚麼來這裡呢？是因為我的一個親愛的戰友，方政，當年在89年的過程中，跟我們最後的五千多名天安門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過程中，他的雙腿被坦克壓斷了。他剛剛在最近來到美國，來到舊金山，今天特意地到波士頓支持你們的這個活動。今天這個機會很難得，所以我特意來，來支持他，也支持你們的這個活動。”
柴玲五月十九號在波士頓參加了由公民力量等海外民運組織聯合主辦的“六四公民行”行動大會。
柴玲在講話中，還向與會者回顧了20年前的天安門事件。
她說：“也許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那場事件了。許多人被打死打殘、許多人被捕入獄，許多人被迫流亡海外，他們都在為民主付出代價。我們不能忘記他們，將來你們在美國取得了成功，希望你們也不要忘記六四，不要忘記他們。不要忘記支持在中國為民主和自由，為言論自由而奮鬥的人們”。這也是柴玲14年來淡出民運之後，首次就六四事件和民運發表講話。
張伯笠的奇特人生經歷
當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被鎮壓之後，很多廣場上的學生領袖流亡海外。他們在流亡過程中，獲得各方的幫助，其中遭遇最奇特的是通緝令上第17號人物、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
他在逃亡中，一位東北農村基督徒的熱心幫助，在這位學運領袖心目中播下信仰的種子。張伯笠後來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並且進神學院學習， 現在是弗吉尼亞州豐收華夏基督教會的牧師。張伯笠信仰基督教的奇特經歷和見證被製作成DVD，廣泛流傳，為基督教和福音在華人中的傳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張伯笠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前夕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的時候說，當年參加民運，為的是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他認為，中國目前不僅需要政治制度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人的心靈的改變。
他說:“中國不僅需要民主，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改變。我們搞民運這麼多年，親眼看到人心的敗壞。當然，如果用民主制度來制衡這些，當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這並不能從根上來解決。”
張伯笠 在六四之後受到中國政府的通緝，逃到黑龍江中蘇邊境躲藏，後來通過秘密管道逃到香港，並最終輾轉來到美國，成為成為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的成員。 1993年任民聯陣副主席，《中國之春》主編。1995年皈依基督教，並成為牧師。
張伯笠個人閱歷豐富，又有當作家的背景，擅長報告文學，他的講道幽默風趣，富有感情，深受華人基督徒的喜愛。張伯笠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今天他傳播基督教，和以前從事民運，相似之處很多。
他說:“相似之處太多了。在廣場上，我們所爭取的，第一個是公平，第二個是公義。當時我們就是要給胡耀邦討個公道。但是公平和公義，只有在上帝那裏才有，人當中是沒有公平和公義的。真正的公平和公義只有在上帝那裏才有。 現在我信了主了，讀了聖經了，傳播福音了之後才知道，人權是從聖經裡面來的。公平也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從六四事件喚醒人們對專制的反對和爭取民主來看，這些都是上帝給人的權力。現在我們在傳揚福音，傳播基督教，只要這個人信了主，肯定這個人就不信共產黨了。”
美國軍中的華人牧師-熊焱
走上天路歷程的還有六四後被關進中國秦城監獄19個月的前北大法律系86級研究生熊焱。他1992年出獄後，從深圳透過秘密管道逃到美國，先後任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民聯陣理事。
熊焱1994年加入美國陸軍，退役後先後在多所 神學院就讀，獲得神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2003年美軍出兵伊拉克，熊焱以隨軍牧師的身份，隨美軍第一裝甲師第四旅駐紮在巴格達附近。他所著的《從六四到伊拉克戰場：熊焱牧師日記》一書，於六四前夕在香港出版。
投身於宗教-遠志明
當年活躍在89民運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中國知識份子，大型政論片《河殤》的撰稿人之一遠志明，六四後也遭通緝，被迫流亡海外。遠志明先後流亡香港、巴黎，1990年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參與創辦民主中國陣線，主編《民主中國》雜誌等。1991年受洗成為基督徒。
1992年進入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學院，獲跨文化研究碩士學位。遠志明撰寫了多本有關基督教的書籍，他還主持製作了的大型電視系列片《神州》等，獲得極大的反響。
推動宗教自由-傅希秋
山東聊城師範學院大學生傅希秋1989年五月從山東前往北京參加民運，並且見證了六三晚上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和屠殺。
這位參加六四的大學生後來也成為基督徒，輾轉逃到美國後，在得克薩斯州美國總統布什的老家成立了《對華援助協會》，為中國受宗教迫害者發聲，並為其家屬提供援助。傅希秋積極籌備參加紀念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活動，策劃出版發行「維權詩集」，並擔任「六四文化傳播協會」顧問。
六四前夕，傅希秋計劃和其它後來成為基督徒的六四天安門學運領袖一起，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祈禱會。
傅希秋說:"希望透過這樣一個禱告會，能夠使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能夠對中國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情重新進行反思和會議，也是不要忘記歷史，同時也希望公義在中國能夠得到璋顯。"
傅希秋還說，宗教自由，在所有的自由當中, 是排序第一的自由, 如果人的心靈和良心都不能自由, 沒有信仰的自由, 根本就談不上言論表達、結社與出版的自由。
傅希秋表示他目前主要從這一領域推動宗教信仰自由和法治在中國實現。
觀察家指出， 傅希秋的“對話援助協會”是直接關注中國家庭教會被迫害，推動中國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基督教組織。
基督教迅速傳播令人深思
雖然二十年來每逢六四，都要紀念中國的這個“國殤日”，今年由於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共產黨政權似乎更加強大，流落異邦的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能夠回國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
然而，正如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所感歎的那樣今天中國社會出現的物慾的橫流，道德的淪喪，信仰的真空，也為基督教的普及和成長形成的一塊沃土嗎。
基督教在六四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藉著六四歷史的傷口，使得當年的天安門學生領袖和無數中國人皈向了基督，徹底放棄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理想，這可能是主張六四屠殺的中共元老們所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