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4月7日訊】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艾未未說，如果我們不出來為這些死去的孩子說點話，那我們是什麼東西？
截至3月29日，在艾未未博客上公佈出來的“有名有姓”的遇難學生總數是3342人，他希望在一周年到來之前讓這個民間發布的名單盡量完整，“我們可以迴避這些血和肉，這些聲音，這些氣味嗎？”
記者楊瀟發自北京
離“5·12”週年紀念日還有60天的時候，藝術家艾未未在自己的博客上公佈了68份名單，這裡面有1579名地震遇難學生的姓名、年齡、學校、班級。
接下來的幾天，他又開始陸續上傳“遇難學生名單補充”，期間一些名單被刪除，他寫下一句：“是什麼人，為什麼缺德呢？”重新上傳。
暫時不再有刪貼，截至3月29日，統計出來“有名有姓”的遇難學生總數是3342人，他希望在一周年到來之前讓這個民間發布的名單盡量完整，“我們可以迴避這些血和肉，這些聲音，這些氣味嗎？”
電話
“地震一下子把我打懵了，大概有10天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十幾天以後，艾未未去了四川，到了除北川外幾乎所有重災區，“回來以後也不知道該做什麼好，這個事情太大了。”
2008年年終，他開始準備2009年年底在慕尼黑的一個展覽。 “我想做一個跟死亡有關的作品”，這時他想起了在災區看到的書包文具，“遍地都是，我想知道，是誰用了這些書包，他們叫什麼名字。”
但官方並無遇難學生的名單統計，“按照我們自己的判斷，應該是民政部門負責這件事，”艾未未工作室的劉耀華說。於是第一通詢問電話撥往四川省民政廳，“感覺他們並不知道是誰負責，讓我們去問公安廳，公安廳又說歸民政廳……”
從省、市依次往下，電話諮詢無不令人失望。 “其實我們希望他們說，好，你們不用來了，這個事情交給我們吧，”艾未未說，“在過去的300多天裡，他們一直有這個機會，但是他們沒有用。”
到3月13日，艾未未覺得有必要重新撥打這些電話，並一一錄音，“我們希望別人知道我們是做過這些事情的。否則有人會說，你為什麼給政府出難題啊？為什麼不通過政府來做啊？”
在這一天裡，艾未未和他的同事總共打了150個電話，他們把部份電話錄音整理出來，掛在博客上。一個撥往某重災縣維穩小組組長的電話被記錄如下：
“我們剛才電話沒講完你就掛掉了。”
“你這麼關心這個事情呀？你們有什麼目的呀？”
“我們沒有什麼目的呀。”
“沒有目的干嘛關心呀？”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關心，這是中國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國人呀！你要是美國人派來的特務呢？你要是美國人派來的間諜，怎麼辦？”……
“既然我們政府部門已經公佈了，那就可以了，你還要問，我就懷疑了，我要維護國家利益呀！”
“我們都在維護國家利益呀！但是國家也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這個事。”
“我們是公民呀，我們想要求你們負起責任來呀！”
“你怎麼知道我們沒負責？你憑什麼這樣說？有必要把話說得這麼難聽嗎？”
“這不是難不難聽，這是事實呀！”
“你說是事實？我直接就懷疑你就是美國方面派來的女特務！”
“國家秘密”、“國家紀律”和“個人隱私”是拒絕提供名單的三大理由，也有較為“老實”的回答：“我們沒權向外提供”，或者，“這涉及到社會的穩定” 。 150個電話，只有一位學校的校長真正回答了問題，他們學校有兩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
有網友在這些問與答下面跟帖，說怎麼讀著這麼像荒誕小說？艾未未說，“正是這很多個問題，我們叫做文化，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被懷疑為“美國女特務”的趙穎是艾未未的同事，在撥打電話中，她最常被問及的問題是“你是什麼單位？你想幹嘛？”
“當我們回答是個人時，有人就在電話那邊冷笑，”這個年輕的女孩子睜大眼睛，強調了一遍：他們在冷笑！這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在另一通電話裡，她問對方：他們（遇難學生）是我們同胞呀？對方反問：是呀，是同胞，關你們什麼事？
當然，多數回答者並不這般“理直氣壯”，他們樂於提供其他部門、小組的電話，“基本上，就在民政、公安、教育這三大部門兜圈子，”趙穎說。一個非典型皮球的傳遞過程如下：宣傳部-救濟救災科-基教科-德育科-維穩組-宣傳部。
而一位接到過詢問電話的當地工作人員對《紐約時報》記者說：“（艾未未或者他的同事）簡直是個瘋子，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問問題……”
網友
遇難學生名單統計是一項龐大的工程，起點是谷歌、百度提供的無數鏈接，和這些鏈接裡面的更多鏈接。
劉耀華和趙穎笑稱自己的工作是“全手工”：搜索類似“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之類的關鍵詞，然後挨個點開所有的文章，記錄下相關的名字和資料。就這樣，他們蒐集到了700多個遇難學生的名字，“只能靠眼睛，所以儘管我們篩查了兩遍，還是不斷地發現錯誤，包括重複的、名字寫錯的。”劉耀華說。
好在他們並不孤單。在公佈的遇難學生名單中，有338位附有家長的電話或者手機號碼。一個高中男孩的母親在3月15日看到艾未未博客後，每天給這些手機號碼發送問候短信，“我是一個沒有用、沒有本事的人，這樣做是太心疼這些孩子了。”她給艾未未寫電子郵件，告知他們短信回饋的結果，糾正他們弄錯的名字。
更多的人發信詢問“我可以做些什麼”並留下自己的電話，有建築師、有家庭主婦、有商人、有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還有一位人在通州的“80後農民工”，他們中很多是人在外地的四川人。
趙穎準備分頭聯繫他們，工作室按照新聞報導和網上的種種說法，篩選出四川受災最嚴重的79所學校，如果不出意外，工作室招募的志願調查員將在近日出發。
在確定學校名單的過程中還有一段小插曲。趙穎給四川省教育廳打電話，希望對方能提供四川省境內所有學校的名單，得到的回答是“網上有”，於是他們登錄教育廳官網，查詢到389所學校的名字，“四川的大中小學總共只有389所？你信嗎？”劉耀華說。
“長期以來，那些年長的人告訴我們，不要管這事，改不了的，”艾未未說，“但現在已開始變化了，有人會說，讓我們做一點什麼。網絡為大家提供了一個簡直不可想像的技術手段，這是沒法擋住的，為什麼我們不用新的方式來看待世界呢？”
在艾未未看來，公開和透明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基本手段，“不然，整個社會就是一個豆腐渣工程”。基於這樣的認知，他決定招募大批志願者來參與這個調查。
為什麼我們要尋找學生？
事實上，艾未未工作室的兩位同事，已於春節前先行出發，在四川災區走訪了一個半月，帶回來超過800名遇難學生的資料和80多個小時的錄像帶。
撫摸一個被認為已經“痊癒”的地方是困難的，有的家長不願再提過去的痛苦，有人則兩手一攤：有什麼用呢？記者來過了好幾撥，也沒有看到報導，還有些家長則是面臨種種現實的壓力，不敢受訪。
受災城市的民情也有不同，在成都以北的一個城市裡，他們說服了一位家長接受“不現身”的採訪。然而在對話中，鏡頭還是不小心掃過了他的衣角，在回看錄像時，這位家長堅決地要求他們刪掉這一段，“他們會從衣服認出我來的！”
在一些地方，他們被好心的家長警告：小心一點，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不論你是外國記者，還是央視記者。他曾經因為場記單的險些遺失而嚇出一身冷汗，等找到時，場記單已被人動過，“那以後我們的場記單就只用一張紙，即便沒有了，也不會丟失所有的學生名單。”
比害怕更普遍的情緒是認命。他們用的是“笨辦法”，“我們不選取家庭，只要有遇難學生的，就通過家長間的介紹一路訪問下去”，而訪問之中，他每每驚嘆於被採訪者的忍耐，這讓他感到格外的悲涼。
“為什麼我們要尋找學生？因為他們遇難得最為集中，”他說，“你想想，這是整整一代人啊，怎可以一筆帶過？”
地震中倒塌的校舍多為中小學，以入學年齡論，遇難學生絕大部份出生於1990-2000年之間，這是一個失掉的十年。
在甚邡市洛水鎮李冰村，他看到了洛水中學學生的墓地，政府所立的墓碑上，刻有100多位遇難者的名字——這是他所見唯一的一次。
艾未未有時會翻一翻那些照片，看看那些磚頭下面的孩子們，然後感嘆當初的痛苦和激動怎麼這麼快就被淡漠和遺忘取代。 “其實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就在下面。這些孩子永遠不會去想這個問題。但我們知道這個事後，如果我們不出來說點話，那我們是什麼東西？我們還不得被笑死啊？我想我就是不願意再被嘲笑罷了。”
臨告別時，艾未未正在擺弄自己的手機，日本《產經新聞》記者打電話過來要採訪此事，但電話兩次莫名其妙地斷掉了。
背景
2008年5月24日，國新辦舉行的汶川地震第14次發布會上，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魯廣錦面對媒體提問死傷學生數據時曾答覆說，數字正在統計當中，“有了結果，我們會及時公佈的。”
但隨後關於此事，再無官方的正式消息和數據對外通報，外界也未曾聽聞有相關責任人依法受到懲處。 “最新”的數據，仍停留在2008年5月21日，四川教育廳廳長涂文濤在內部會議上的通報：四川省教育系統共死亡6581人，其中學生死亡6376人； 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
2009年3月8日，地震300天后，在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上，針對記者提問，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表示：“最終的死亡人數，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踪人數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很複雜的工作和過程。因此在遇難者數字沒有最終確定之前，對遇難學生人數也很難給出準確的數字。”
對於公共建築的質量問題，魏宏沒有提及，只是回答說，地震傷害、地震災害帶來的實際破壞烈度普遍大於當時所有災區學校設防烈度1到2度，這是學校等公共建築大規模倒塌的主要原因。
本文轉自互聯網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