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政府與海外媒體路透社在打一場“口水仗”，起因是路透社上月發表一篇文章“中國統計資料迷霧重重，經濟學家不知所措” 。該文提到，中國的統計資料就像“包裹在謎團之中的一個謎語”，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經濟資料，令人如墮五里霧中，因爲“廣義GDP資料與潛在名義增長趨勢不相符”。該文引用多位外國經濟學家的看法，提到“對中國經濟資料的解讀要留有餘地，而且不是一點半點餘地”，因爲“這些數位可能被政府操縱”。
路透社這篇文章發表於1月22日，從2月6日開始，中國方面的反駁陸續開始，先是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親自上陣，稱“對國內生産總值（GDP）進行修訂是國際慣例,國際上對中國統計資料的懷疑觀點缺乏依據，中國的統計資料是真實可信的”；2月18日，又以《人民日報》記者採訪北京大學教授劉偉、蔡志洲的形式發表“中國統計資料迷霧重重嗎？” 劉、蔡駁斥說：“這些學者在對中國的統計指標、統計方法、統計制度以及現實的經濟活動缺乏基本瞭解的情況下，就貿然做出‘官方操縱’的結論，是不負責任的。這不但影響他們自己對中國經濟增長實際情況的真實判斷，也對世界上關心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們形成誤導。”
其實，國際經濟界有關中國統計資料的質疑幾乎從未斷過，2002年就曾有過一次持續數月、參與人數衆多的大爭論。不管中國方面如何辯解，這種圍繞一國政府公佈的統計資料的質疑，本身就意味這個政府公信力不高，幾乎與這場辯論同時，中國政府隨心所欲地使用統計資料也被抓住了小尾巴。僅舉兩例：2月2日，中國政府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有超過2000萬農民工失業並返鄉。中國官方公佈這一資料時，顯然忘記與總理溫家寶統一口徑，因爲就在2月1日，溫家寶總理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透露，中國現有失業農民工1,200萬，兩者相差800萬；另一例就是中國在國內聲稱30年間，農村貧困人口從從2.5億減少到2,000多萬，而2月份在聯合國人權審議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李保東說的是“30年間，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00多萬”，兩者相差600萬。
總之，如何使用分析中國統計資料，對任何研究者來說都是一種挑戰――包括中國領導層與學者在內，有時也不知何者才是真實資料。所以，中國政府關起門來自家人說事時，也深感統計失真是個問題，比如《瞭望》新聞周刊2008年12月29日發表文章“應對危機更需統計真實”，文中“鄭重提醒，今年的統計資料，摻不得半點水分，一定是經得起反復審核的‘乾貨’”。
推根溯源，統計資料造假實乃中共政府從娘胎裏帶來的病根，已成爲中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從中央政府穩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級官員的政績需要，沒有一樣離得了它。說起來讓老左派與新左派都受不了的是，統計資料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1958年1月，毛澤東主持發佈了指導大躍進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第9條的內容就是“生 産計劃三本帳。中央兩本帳，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佈；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佈。地方也有兩本帳。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 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帳爲標準。”也就是說，至少從那時開始，中共政府就開始實施“兩本帳”制度，其中一本是公佈的，拿來 糊弄外界。國家統計局以後繼承了這一光榮傳統，有對內對外兩套數據，這裏的“對內”，那個“內”不包括國內民衆，是指黨政機關府內部工作人員。而對“內” 也非一視同仁，不同級別的官員可看到不同的統計資料。也就是說，關於統計資料，中國政府有幾根舌頭，由哪根舌頭說話完全視政治需要而定。
中國要想洗掉“統計學家的地獄”（費正清語）這一惡名，恐怕不能依靠國家統計局長與官方學者出面駁斥海外的“惡意推測”，正人還得先正己，先根除統計造假這一積弊已久的政治文化才是根本。
（原載《華夏電子報》2009年2月26日，第28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