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寫真
1. 財政
08年中國財政收入增長19.5%，至六万一千三百二十億万億元，但全國財政支出增長25.4%，至六万二千四百三十億元。其中，12月份財政支出年增30.8%，至一万六千六百億元，當月財政收入僅增長3.3%，至三千二百四十八億七千万元，08年財政赤字總計達一千一百一十億一千万元人民幣（約一百六十二億三千万美元）。
2. 挪用
与此同時，2008年9月，審計署針對金融机購提交一份有關2007年金融机构挪用貸款資金的審計報告，報告揭露十二個國有商業銀行、地方開發銀行，挪用七千多億元，違規進入股票市場、期貨市場、房地產市場。其中被挪用到房地產市場的有一千三百二十二億六千万元。
3. 外移
据中央社2009年02月11日消息：中國2008年末季資本外流2400億美元，其中主要為熱錢外撤、投資回流和個人財產外移。大量的資金外流意味著中國貨幣緊縮，中國人民銀行必須通過向銀行系統注入流動性來加以應對，這為中國調控保穩增加了難度。
4. 信貸
房地產和汽車業是中國經濟的主体，其消費多以按揭為主，在個人收入減少的情況下將出現還貸危机，這勢必影響中國銀行業的資金狀況，造成中國的金融危机。此外還有眾多的陳年呆帳，永遠地挂在那里。
5. 產業
以低端產品加工為特征的中國外貿產業，在遭受到世界性的需求減少的情況下，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出口型企業大范圍停產倒閉，造成大量的失業民工。
6. 失業
2008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失業率為4.2%，中國社科院08年12月發布《社會藍皮書》稱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9.6%。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教授透露，近3年來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失業率"均超過20%，如果按照國際通用統計標准，中國城鄉人口失業率為24%至27%。(以上綜合各网數据)
企業倒閉，失業增多，收入降低，是中國社會出現動亂的前兆。
二、國家信用
國家信用建立在制度、道德和穩定的社會基礎之上，經濟信用更注重實力。做為領導者的政府，在正常狀態中可以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形成運作鏈條(包括經濟運作鏈條)。中國的政府誠信因其制度使然，長久一來一直處于或有或無的信用遞減困境之中，其可信度越來越低，誠信資源越來越少。
值此危机之際，一旦經濟基礎全面失衡，社會出現危机，政府誠信必然大打折扣，所有政府責任和信用將付諸流水，正所謂"我死后，難管它洪水濤天"。与之相關的諸多領域都將會被打亂重來，財產的再分配也就成為必然。這其中就包括國民依靠政府的信托責任而存在的銀行存款、有价證券、不動產、保險、投資、經濟往來等等。
多數國民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在國家的代表主体——"政府"的倒閉与重建過程中，無法保證自己現有利益不受損，也不愿為新的更合理的主体的建立付出一點必要的代价，有人甚至認為好像不存在比現政府有更好信用的主体存在的可能了，所以也只能支持它依靠它。這也是為什么在一次次的政府失信后，雖然可信度越來越低，卻還繼續能以政府的殘存信用主持局面的原因。
問題是，在一次次不對等的"溫良謙躬讓"之后，總有一方燈干油枯資源耗盡的极限時候，而且肯定是國民而不會是政府，這時的國民面對誠信已歸負值的政府時，不選擇自殺，就只有選擇革命了。
為什么不擔心民主國家的政府信用？因為保證他們的是在最大程度上具有進行自我修复糾錯功能的民主制度，遇到与中國類似的危机時，它可以通過改換政府也即同時改變社會運轉軌道來避免危机的進一步加劇(如經濟危机下的冰島)。
在中國，一個獨此一家的強權政府不但不能保證為處于危机中的民眾承擔什么付出什么，它還要使用各种手段肆意侵吞國庫，把自己搞的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分攤到老百姓身上，讓百姓來為危机買單，用國民的血汗來為其富貴榮華鋪路(沒有制度保證的4万億加18万億的經濟拉動計划，也是一個貪官富翁的再造過程)。
這就是民主政府与專制政府的根本區別，也是安排當前個人財產危局的定位所在。
三、責任轉嫁
就中國的經濟現狀和社會形態(如開文所言)而言，本次危机肯定不會恢复得完美如初，就本次"四万億"救市行為而言，政府的定位是只顧眼前，不論長遠，穩定為首，其它次之。有效果則皆大歡喜，"齊夸党的領導"，無效果或是一敗涂地時則按"老規矩"，讓國民買單。
歷史案例：
(1)、國人皆知的從"大躍進"到"三年自然災害"，不承認其人"無知"卻被解讀為"好心辦坏事"；
(2)、"文革"，不承認是因其內部"山寨"匪气延續下的私心權欲膨脹而不擇手段的互相傾軋和火拼，卻輕描淡寫說是毛個人的過失，"是老湖涂"了；
(3)、"改革開放"出現貪污腐敗、道德沉淪、資源枯竭等，避談政治制度的落后和失靈，說是"改革的陣痛和代价"……
1. 國際影響說
這是在面對本次經濟危机時的最佳責任逃避法。其實中國經濟本身以京奧為分水岭已現敗象，正巧有國際經濟危机不期而遇，這樣便又可以找到一個台階和推托管理責任的替死鬼。
2. 中國"狼多肉少"說
說中國人多資源少，"用占世界不到…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的人口"，視為是自己的領導成績，但從不不說世界上還有其它比中國人口密度更大得多的國家，過得要卻比中國人好得多。
3. 歷史遺留說
說中國的病根是因為"爛攤子"、"底子薄"，卻無視別國在戰爭廢墟上只用一—二十年即重新崛起的現實，也不談從立朝至今已歷60年之久而諸事無成的可悲，更避談一直以來只顧內部權力斗爭而不顧民生建設之荒唐。
4. 畫餅充飢，空口承諾
如《國家人權行動計划》、《…..遠景目標》、《…..宏偉藍圖》…….云云。
至于再涉及到國家問題的根本–政治民主改革，一是高壓禁談，二是說國民素質低下—我們的素質還不如二百年前的美國人和延安時期老區朴實的農民兄弟嗎？
總之，這個"党"是不會錯的，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确"的，有了成績是党的，國民要感謝党的領導和恩情，一旦有了災難和痛苦，則要國民無償承擔，還要找出一個化險為夷的理由來，讓國民感謝"沒造成更大的災難"，將喪事變喜事，變人禍為党恩。
四、危机根源
1. 制度
以法律的名義將政府和統治集團的少數利益最大化，對弱者財物和權益進行"合法化"的掠奪和占有，是60年來一直存在的財富轉移圖景，也是今日中國財富再分配的縮影。尤其在最近短短十几年時間里所定立的眾多法律，無不以此為核心。壟斷利潤、權貴資本和財政稅收正在形成中國式的三大經濟寡頭，占有了絕大部分財富資源，導致低層的民眾很難充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打破"雙軌制"開始，到今天的MBO，全民所有的國家財富，被通過一系列极其奇怪的"合法化"的腐敗以及"轉制"化入私人腰包，私有化的進程被少數人所掌控并使其成長為新興資本利益集團。"
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持續上升，這一、二年內達到了30%以上的年增長率，從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06年的20%多，如果加上各級地方政府預算外的隱性收入，財政收入可達到GDP的35%，也即三分之一的GDP被政府生吞活剝了。可悲的是除了公款消費大方之外，民生上竟然還是沒錢可花。
政府推出《勞動合同法》，將社會保障的擔子強加在企業頭上，各种政府責任同樣推向社會和民間，如教育、醫療、社保，它只收漁翁之利，珠三角開始出現企業倒閉，并逐漸蔓延至長三角地區，使中國制造業步履艱難雪上加霜。
同時，用指定企業破產來逃避債務責任及相關刑事責任，是一個看似最"合情、合理、合法"的程序和辦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种情況會越來越普遍，其中就包括銀行業在《破產法》的保護下，對國民財富的侵蝕和對沖。
最近的例子，是國有企業三鹿集團的倒閉案。這是利用了《企業破產法》，讓三鹿以破產之法逃避絕大部份的民事賠償責任，而做為擁有其所有債權和債務的地方政府，則可以不承擔或少承擔連帶責任而逍遙法外。
2. 政策
政策化就是人治，就是專制。遠點的例子，如"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等，全是政策性的產物。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也讓這部分人先"貴"起來，是強人政治的個人或集体意志，毫無法治可依，更無合理性可言。
國家政策在支持權貴寡頭經濟的發生和壯大，處心積慮与民爭利，而沒有對社會財富進行有效的二次分配的任何制度性設計和安排，使得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個人收入尤其是窮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斷下降。同時，許多私企老板在弱肉強食的經濟叢林中也不失時机地与權貴沆瀣一气，利用超低人力成本和資源成本大肆進行財富掠奪。這种劫貧濟富的畸形政策的結果，就是國富民窮和貧富分化。
如今危机來臨了，一班政府首腦或許是出于良好愿想，且自恃財大气粗，不顧有無法律程序可依(不經人大和政協商議)，也不管是否投資對路(只投基建，不投民生)，以"大手筆"來救市了(其實也不是什么大手筆，就央府的4万億部份也只有三分之一(1.5万億)的新貨，其余三分之二(2.5万億)是舊貨新裝而已)。其實這個救市計划，就是最現行的政策化產物，嚴格說，也是一個非法的行政行為!
再說遠點，如果將來出現金融危机到社會危机，再出台的怕就不是政策而是法令了—-那就是"軍管"的開始。
五、保值与討債
种种并不樂觀的現實，都是緊靠國人身邊發生的，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無疑是在提醒人們，要多多關注中國當前由經濟危机帶之而來的金融危机，要小心政府在政經雙重危机下，可能出現的財政崩潰，及因此引發的個人錢財無法兌現和無形流失，未雨綢繆，提早做好各种預防工作。
在政府有能力支付或是最遲在其財政崩潰之前，如下各項可參考：
1、少花錢：不置不動產，不過度消費；
2、多存硬通貨：如現金、外匯、真金白銀、珠寶飾品；
3、像聰明的貪官權貴那樣將財產和家人轉移國外(本項于國家重建不利，但卻天天在發生著，也是國運當此)。
國民在財產保值的同時，根据憲法規定"國家的自然資源租金應該為全民共用，任何團体和個人使用國有自然資源必須付出租金"原則，針對多少年來"中國政府非法剝奪了百姓許多財產利益，以致國富民窮"的現狀，國民還要開展一場"向政府討債運動"。——朱健國 《開放》雜志
面對這樣一個言而無信、朝不何夕的政治權貴集團，根据"求法其上得其中，求法其中得其下"的效率原則，在一保一討之間取其高勢，或許能為國民的私產保值獲得一點安慰，財富才不至于被一朝貶騙見底而顆粒無收。
不管它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如何"有信心、有能力、有實力"，一切皆要從現實出發，不要成為最后一個想抽身而不得出的人。
記得北京將解放時，毛澤東說"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但胡适卻對來勸他的吳_說："不要相信共產党的那一套。"——從后來留在大陸的多數國朝遺民的悲慘下場看，胡的話真的是金玉良言，現在中國政治經濟又面臨一場新的信用考驗，國人當以史為鑒。
天上不會掉下大餅，世上沒有永恒的財富。為了在將來建立一個民主、法制、誠信、公平的新社會，人人付出自己的一份公民成本，一個美好的未來就在我們的面前。
2008.2.17.
（《自由圣火》首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