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非公:從楊佳生死看「改革之死」

1980年8月27日,在北京東城區前圓恩寺胡同內,一個普通男孩降生在一個老北京普通四合院裡,這個男孩名叫楊佳。當這名男孩降生時,他的家人以及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想到,他之生死會與整個司法體系之生死聯繫在一起。

楊佳出生前一年的2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議設立「法制委員會」。將近20天後的3月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正式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議。這是中共當局為其開始司法體系建設所做的「組織」準備。在此之後,出於對毛澤東時代「無法無天」的反思,知識界進行了關於「法治」和「人治」的討論。

而楊佳出生那年的11月20日,中共當局開始對林彪、江青等10人進行審判。這次審判通過電視向全國轉播。知識界一般把這次審判看作是中共從「政治之治」轉向「法制之治」的開始。這是因為在此之前,歷次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依照「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來進行,鬥爭結束後,勝利者一方總是要描述自己多麼「偉大」、「光榮」與「正確」,總是以歷史書寫者的姿態自居。而這一次,將「政治犯」送上法庭,儘管是特別法庭,但在中共歷史上卻開了一次先河。所有這些都是中共為其司法制度之生所作出的努力。

從中共為審判林彪、江青等人而設立特別法庭也可以看出,其司法體制建設自身就帶有很強的功利性。所謂的「法律」,還是其維護統治的工具。這一點,如果說審判林彪、江青中表現還不是很明顯的話,那麼它在28年後的案件中得到充分的表現與說明。

斗轉星移,27年之後,楊佳已經長成了一名高高大大的青年。他是一名「連玩丟沙包的遊戲都從不作弊耍賴」,不亂穿馬路,看不慣父母亂丟垃圾,會跑過去撿起來的青年。但讓凡事講規則的他想不到的是,他在上海旅行時租用的自行車卻遭遇到「合法性」危機,警察認定他是偷的。楊佳以「你為什麼要當著這麼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證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反問警察查車的「合法性」。由於這兩個「合法性」問題,最終引發了楊佳對上海閘北公安局的擊殺,致使6名警察死亡。此後,中共當局利用整個政權、國家機器來對楊佳進行了成功「剿殺」。2008年11月26日,也就是楊佳28週歲生日之後第90天,他被中共當局執行死刑。

在楊佳一案中,中共的公、檢、法、律、司、媒等「暴力」機關,公然公開地違法、作假欺騙民眾,標誌著中共司法體系的死亡。這正如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在《楊佳案連帶死亡人數統計》中所言:「從一輛自行車的合法性問題引發到一個國家的司法合法性問題,從個人死亡到國家司法倫理死亡,可以說傷亡慘重。」

美聯社曾在報導楊佳一案中說中共司法體系「重建的時間剛剛超過楊佳的年齡」。而事實卻是,楊佳之生即中共司法體系之生,楊佳之死即中共司法體系之死。中共宣判楊佳死刑,而楊佳也宣判了中共司法體系的死刑,甚至是整個「改革」的死刑。

實際上,宣判中共「改革」的不祇是「楊佳事件」。在楊佳被中共殺死10多天以後,一本由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改革之死》正式在香港出版。這是宣判中共所謂30年「改革開放」死刑的重要著作。

這本書中的「法政」部份是《從政治到法治》,總結了中共30年司法體系的進程,也就是中共司法體系之生,而沒有提到中共司法體系之死。這也許是因為,作者寫作時還沒有發生楊佳事件的緣故。

但無論如何,這本書從各個方面宣判了中共「改革」的「死刑」,其總論部份就是著名學者陳永苗的《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

對於中共這30年所謂的「改革開放」,有人曾把它比作是清末的「洋務運動」。祇不過,「洋務運動」最終因一場「甲午海戰」而宣告失敗,而這一次新「洋務運動」卻因楊佳事件而宣告失敗。

有朋友把楊佳事件中的4656名社會各界人士簽署的《關於特別赦免楊佳先生的公民建議書》比作「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朋友的意思是,孫中山因為上書失敗而選擇革命手段推翻清朝。

但我更願意把它看作為「1895年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因為他們一個是呼喚清朝進行變革,一個是呼喚中共進行變革。雖然這份建議書看似祇是簡單的特赦楊佳,但實際卻是鑑於「我國正在面臨解決社會危機,改革警察國家的國家形象,動員民心,恢復國家元氣,重啟文明進程的歷史時刻」,因此要求「對楊佳先生實行特別赦免,並以此為發端,開始在中國廢除死刑的歷史進程,永久確立特別赦免之文明制度,建立文明法治之現代國家。」

祇不過,康有為的公車上書3年之後,清末還實行「百日維新」,但清廷最後還是拒絕變革,導致譚嗣同最後被殘殺。而這一次,從發出建議書到楊佳被殺死,祇有短短的30多天,中共同樣拒絕變革。面臨中共拒絕變革的命運,民眾祇有選擇革命的方式。祇不過這樣的革命,不會再是那種需要槍炮的革命,而是一種新的「街頭革命」。

實際上,楊佳事件不僅宣判了中共司法體系的死亡,而且也宣判了中共的死刑。1989年,中共對學生的屠殺,就已經宣告其在知識份子心中的死亡。而楊佳事件,讓普通民眾徹底看穿了中共,宣告了中共在民眾心中死亡。

既然在民眾心中已經死亡,那就離其真正死亡的時間不遠了。歷史上,「公車上書」之後,拒絕變革的清廷還苟延殘喘了16年,直到1911年才被革命推翻。而今天,中共所面臨的社會危機深重程度遠遠超過清廷,加之還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外部世界,中共苟延殘喘的時間不多了。這樣的時間不會超過16年,有可能祇有 4、5年,甚至有可能在明年,即2009年。

(2008年12月6日)

原載於《北京之春》2009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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