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八年中國大陸高調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為中共力抓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改觀評功擺好。另一方面，卻難以粉飾中國社會的諸種重大危機。因此，胡錦濤雖以鄧小平的堅定繼承者自居而力言繼續改革，但他還是公開地講要把二00九年的情況估計的更壞一些。但是，面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中共拒不明確地標出民主路線圖、給出時間表，根本就無法取得民眾的基本信任，它只能「歷史地」選擇大躍進的套路來「闖關」。回顧歷史，第一次大躍進，本質上是對蔣介石讖言「共產黨搞經濟不行」的回擊，結果大饑荒使中國付出了高於八年抗日與三年內戰死亡人數總和的代價。第二次大躍進，是為對付二十年前「六· 四」開槍引發的危機，鄧的「膽子再大一些與步子再快一些」之論在政治上養成以江澤民集團為首的無數個腐敗團夥。
目前，胡溫為對付全球金融風暴對中國的影響，突改從緊宏調政策，開出四萬億刺激內需大單。各省市不僅「跑部要錢」，而且還弄出合計超過十萬億的地方計劃—— 第三次大躍進已經開啟。以政府為主導的巨額投資固然可解一時之急，比如到二00九年底初見成效，但是最後的一個政治後果就是經濟亡國。經濟亡國的社會倫理學特徵是百姓對政府更加不信任，其基本經濟特徵是陷入一個長達三十年的「長滯年代」。
串串大單，腐敗衝動強勁
四萬億投資計劃只是「信心口號」，在資金來源方面並未落實，具體投資項目亦未有詳實清單。地方政府將大量原來已被否決的項目材料重新包裝，再添上若干擬改未熟的所謂計劃上報中央。比如河南省，迅速打出到二0一0年底完成一萬二千億投資的計劃，副省長悉數進京，各跑對口中央部門以「保證立項率達到百分之八十」。又比如在江蘇，由於地方財力雄厚，省政府決定二00九年內撥出三千億元「政府引導資金」，讓計劃項目「先上馬後備報」。
一些民間經濟學研究機構的內部研究通報表明︰其一，果真四萬億中央大單落實，至少有一萬億被貪官污吏通過特定管道輸送到國外；其二，各省突冒的十萬億大單即便落實一半，也會導致一批「裸官「溜出國門，投資大躍進的衍生現象必然是貪官們的「勝利大逃亡」；其三，省級立項收集備報機構已經聚斂了項目申報單位大量的評估費，僅北京市就有「十五億花不完，已有項目研議人員私自吞用」。
能夠短時間列入擬報新投資計劃的項目其主要經理人無不與當地政府有著密切的權錢交易關係，甚至有的項目經理人是已破產企業的原法人。如此荒謬地大上項目，無論中央政府批准多少，結果都會破壞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加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狀況，為社會動亂添加催化劑。
棄質求快，科學發展觀變為泡影
對於已處瘋狂狀態的第三次大躍進，不少體制內經濟學家深表憂慮，不知名的如華夏銀行研究部總經理王玉珍博士，向當局諫議「防止政策的過度使用，以致國家資源的無限濫用「；知名的如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則在公開論壇上講「二00三年中國經濟若轉型，則不致於目前如此被動」，言外之意則是不能再靠大上項目的粗放模式維繫增長。
胡錦濤權力穩固之後，力求「科學發展觀」成為「三個代表」之後的意識形態招牌。與此同時，媒體加大了對妨害民生的污染事件的報導深度，如雲南大湖陽宗海「砒霜污染」事件。但是，當第三次大躍進勁風吹起之際，雲南省上報中央的五年（二00九至二0一三）投資計劃三萬億，項目九百七十個，其中百分之四十有嚴重污染後果。在遼寧，同樣的數據則是一萬三千億，七百五十五個項目，進分之三十以上的有嚴重污染後果。
科學發展觀在最能體現其價值的環保方面即將失敗，與民生直接相關的住房項目方便仍然如此。各省上報的項目計劃中，平均有百分之二十的是住房項目。但是，所有住房項目中沒有任何一個將降低土地開發費用（政府賣地要價最高佔到房地產價格構成的百分之四十）降下來，更沒有哪一個省政府聲稱要把高達百分之二十的綜合稅費（即地產稅與中介服務費）降下來。
第三次大躍進並沒帶來房地產利好的消息，房地產業內權重人物、東星集團董事長蘭世立則放言「二00九年房價還會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事態確乎如此，到二00八年年底，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達到兩萬平方米，預計通過大幅降價到二0一0年夏季才能消化，為新開發騰出市場空間。
外匯儲備，面對風險無可奈何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之際，中國尚未進行與歐美經濟親合的改革，但是中共在經濟方面的知性嚴重不足，盲目地堅信國家信用可以代替金本位制。這一點才是中國今日危機的貨幣制度根源，只不過今日無金本位為錨的美元順勢裹挾了中國經濟而已。簡單地說，中國必須在今後仍要臣服美國經濟的大棒，否則兩萬億外匯儲備不但嚴重縮水，而且還會更深度地加劇「長滯年代」的痛苦。解套辦法只有一個，主動與美國進行正面衝突，比如打第二次朝鮮半島戰爭。現在來看，尚不具備實力。
美國國債市場泡沫化趨勢日漸嚴重，而且奧巴馬新政府上台後還會有意促進國債泡沫化，以便釋稀美國的對外債務。其鏈條反應是︰由於美國國債泡沫生成，導致美元大幅「被動貶值」，中國以美國五千億國債為構成部的外匯資產嚴重縮水，迫使中國央行拋售美元；中國央行的拋售行為繼續加速美元貶值，直到國債泡沫破裂並吸乾這五千億中國外匯儲備為止。在這個背景下，來考慮王歧山在中美經濟對話時要求美國政府「保證中國在美金融資產安全」的說法，就容易得多了。在這個背景下，各地官員大上項目，項目資金到手後以貪污手段向海外轉移相當部分——其食物鏈也就明晰了。
早在全球金融危機正式爆發之前，中國權貴資產階級就利用金融壟斷權，合法地向海外大量轉移資產了。比方說，「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誘導百姓盲目投資，使大量國內資金迅速外流。參與基金發行與投售的銀行家和機構在國外進行黑暗操作，結果吞吸了七百餘萬投資者超過一千億美元的資金。對於這個逃亡預演，大陸體制內經濟學家沒有一個敢出來指責，只不過是溫家寶強行扼死港股直通車計劃，才使問題沒演成政治事件。若想揭開其中黑幕，恐怕要等三十年，即中國經濟「熱寂」之後。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