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國歷史上，所謂丞相、宰相者多矣！然而，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政治舞台上曾出現過這樣一位賢相，他就是子產。
子產（約公元前五八零年至前五二二年），即公孫僑，字子產，春秋時期鄭國傑出的政治家。鄭簡公十二年（前五五四年）為卿，二十三年（前五四三年）子產執政，共二十一年，鄭國大治，國勢由弱變強，國人稱頌，諸侯賓服。孔子稱他「古之遺愛也」。而子產最大功績是在鄭國構建了和諧社會。
明代包裕的《公孫大夫廟》在頌子產詩中概括了子產一生的功績。詩曰：「當時豪傑事縱橫，獨有先賢治尚平。四善見稱君子道，一寬無愧惠人名。」所謂「四善」即指子產執政的四項政績：一改革田制；二作丘賦，將軍賦改由新土地主負擔；三鑄刑鼎，之前刑書是保密的，鑄法於鼎，使人知法守法；四不毀鄉校，廣開言路。所謂「一寬」即子產的「唯有德者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內憂外患 攘外先安內
春秋時期是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略地，此消彼長。最難過的就是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了。鄭國在當時處於晉楚兩個霸主之間，為兩霸所必爭，而鄭國狹小，國力微弱，不能獨立自主於諸侯之間。對晉親熱了，楚便來討；對楚親熱了，晉便來伐。魯襄公二十七年（前五四六年），由於向戌的周旋，十個主要諸侯國的大夫在宋都商丘召開弭兵大會，規定像鄭這樣的小國要向晉、楚「交相見」，即對兩霸都要朝貢，於是鄭這樣的小國的負擔更加重了。一方面外部環境日益艱難，一方面鄭國的內政亦動亂不止。襄公十年，尉止叛亂，殺執政子駟、司馬子國、司空子耳。後子孔專權，又於襄公十九年為子展、子西所殺，就是這一年，子產成為鄭卿。
外有大國欺壓，內有貴族爭權，鄭國該往何處去？要把內外憂困的鄭國治理好，建立一個和諧社會，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他對鄭國政治、經濟和法制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中，子產不迴避爭議，不壓制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
經濟·改革軍賦、土地所有
在經濟上，他改革軍賦制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蠍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普查，整頓三農。他採取的具體措施，一是釐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佔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向他們徵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干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並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也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子產聽到後說：「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子產的回答是：不要緊，只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經過綜合改革，過了三年，鄭國人又唱道：「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我有子弟，子產給他們以教誨。我有田地，子產想辦法讓地裡豐收。子產死了，誰來繼承他的德政呢？這兩首情調截然相反的歌謠表現了人民對子產從不理解而怨恨、到因理解而擁戴的情感變化。
法治·透明法律創風氣
子產實行法制，公元前五三六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佈。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蹟。子產打破了這種朦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
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子產頂著壓力堅定不移公佈法律。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鄭國注重商業，過去貴族利用刑罰的隨意裁量權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對鄭國很不利。子產公佈法律，限制了貴族的特權，促進了鄭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子產此舉，開啟了中國古代公佈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時期，宗法貴族減弱了氣勢而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濟條件都在發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展的新需求。
今天我們見慣了公佈的法令，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都是仁制而非法制，其實所謂仁制說到底便是統治者以所謂「人主」、「父母」的身份發號施令，其統治英明，人民便歡呼萬歲，否則人民便遭殃受罪，除非實在活不下去了，才有「揭竿而起」的事，於是便有了新的「人主」、「父母」。「人主」、「父母」是永遠正確、神聖、不可懷疑的，然而有了法律，正確的標準只有一個，而且貴賤尊卑要一體遵循，這豈不觸犯了「人主」與「父母」的無上權威？而天下又是他們的天下，所以當然他們要反對的。因此儘管法制的觀念在先秦時便已產生而且此後也有相當影響，但終究幾千年來並未取得統治地位。今天，我們終於要法制了！想起二千五百年前曾有個子產頂住重重壓力毅然鑄刑書時，不禁令人敬佩。
外交·知人善任護國安
在外交上，鄭國處於晉楚兩大霸之間，不得不講究外交。在這方面，子產不拘一格，大膽啟用了一批才華之士。公孫揮熟悉外國情況，善於措辭；裨諶最富謀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馮簡子思維周密果斷，最善決策；游吉是個大帥哥，舉止溫文善於交際。子產每逢遇到國際大事，先向公孫揮諮詢情況，並請他起草文件和講話，充份準備在各種場合的措辭；然後和裨諶一起找個郊區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仔細籌劃；籌劃所得的方案請馮簡子做個決斷；最後委託游吉執行。子產代表鄭國參加諸侯國會議，言辭慎重得體，既維護了鄭國利益，又不輕易開罪別的國家，並且總能給自己留有餘地。不僅使鄭在那樣的內憂外患中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使晉楚兩霸也不敢等閒視之。子產在鄭國執政並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五四三至前五二二年），內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民意·謙卑傾聽 因勢利導
鄭國在複雜艱難的情況下，保持了安定，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建立和諧社會，不只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更重要的是政治清明開放，言論自由。子產以罕見的魄力和胸懷，支持社會輿論監督，不干涉社會輿論對朝廷的批評。鄭國人有個習慣，父老鄉親們常常到鄉鎮裡的學校扎堆聊天，議論國家大事。《左傳》記載，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校裡的批評意見，很是惱怒，就向子產提出建議說：把鄉校封閉或是毀了吧，怎麼樣？
子產說：「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老百姓早晚到那裡逛逛，談談國家大事的長短，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啊。
他們稱讚的事情，我就實行；他們惱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們實際上是我的老師，怎麼能毀掉呢？我聽說，真心鍾愛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靠強硬手段威嚇可以防止怨恨的。毀掉鄉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築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我的意思是說，把鄉校裡的議論當作藥來吃吧。
這種勇於接受輿論監督批評的態度體現了一個開明政治家坦蕩的胸懷，閃耀著可貴的原始民主主義色彩。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上，幾乎沒有什麼民主可言，直到二十世紀中國人才真正開始為民主而鬥爭。民主的含義之一便是人民在法律的前提下有批評統治者的權利，想起二千五百年前曾有個子產如此坦誠地允許人民表達對政治的批評與意見，又不禁令人敬佩。
良政德行深得後人嚮往
唐代韓愈在《左傳》中讀了子產的事蹟，心嚮往之，特地寫了一篇名文《子產不毀鄉校頌》：我好思念子產啊！要知道，輿論是很難用勢力徹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聽不到批評，就很難檢點自己的過失，這不就好像變聾了一樣嗎？執政地位也就危險了。子產不毀鄉校，鄭國的政治就理順了。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麼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產，生不逢時，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鄭國這樣一個小國裡推行。假如把子產的施政理念推廣到全天下，那該多好！像子產這樣賢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誰能夠繼承並且光大子產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可惜的是，子產的遺產後來沒有承繼開拓下去。
在《史記》中，司馬遷是這樣寫子產的：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知。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矣！民將安歸？」二千五百年前，子產為相二十年，在鄭國建立了和諧社會，為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有什麼啟示呢？值得深思。
──轉自《自由聖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