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殺警顛覆了「不殺不足平民憤」的司法定律。共產黨正面臨「不殺才能平民憤」的局面。民意普遍為楊佳殺警叫好。楊佳已成了「俠客」。「楊家快刀」膾炙人口。民眾甚至在上海高院前發出了「打倒共產黨」的怒吼。這說明民眾對中共司法黑暗積怨深矣，天下苦中共已久。從這點看，楊佳在民眾心中是無罪的。
然而，中共仍選擇了殺楊佳。二審決定維持一審死刑判決。中共殺楊佳是堅決站到了民意的對面。胡錦濤徹底撕去了「三個為民」的畫皮，其肚量連清朝皇帝都不如。
清廷畢竟赦免了汪精衛。汪精衛是位極具爭議的人物。但他捨身刺殺清廷攝政王載灃的義舉和嚴格的道德人品卻是一絕。汪在獄中寫下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詩句及汪與陳璧君的純情婚姻也為天下絕唱。但更絕的是清廷居然未按清律處死汪，反而在武昌起義後放了汪。審理汪精衛的民政部尚書肅親王甚至下獄打點，意表佩服。汪精衛獲釋時，北京各界一千餘人前往迎接。
其實中共害怕的就是楊佳的英雄形象。今天中共處與退黨大潮和民眾起義夾擊的深度危機中，其瀕臨崩潰的命運與辛亥前夕清廷在20多個省紛紛宣佈獨立後大勢已去的情況非常相似。此時，中共已虛弱無比。如果楊佳被證明是叱吒風雲的歷史正面人物，就襯托出末世中共的負面角色，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楊佳案使中共處於進退兩難境地：如果它殺楊佳，那可能楊佳就代替了人們心目中血洗鴛鴦樓的武松地位，真正成為人們傳頌的英雄；如果它不殺楊佳，那就等於公開承認了中共惡警的犯罪事實，就自打耳光地證明這個制度本身就是不公的，等於在鼓勵民眾反抗中共。中共並不在乎死幾個警察，而在乎對自身存活和虛假的合法性的挑戰。因此，雖有44名知名學者及各界人士聯名呼籲，從古今中外各種角度，勸說中共特赦楊佳死刑，其希望也是微乎其微。
楊佳案的實質是官逼民反和對共產黨以暴抗暴。楊佳殺警表達的是民眾以暴抗暴的權利。以暴抗暴形式並不一定是最好的，因為中共握有強大的暴力，死幾個警察傷不到中共的根本，產生警察暴力的制度並沒有被剷除。但是老百姓在被剝奪了其它向中共討公道的途徑的情況下，他們有權選擇任何形式來討公道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楊佳殺警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是刑事行為。
因此，楊佳的生死就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司法處置的問題，而是挑戰中共的問題。民眾非常清楚，楊佳的英雄定位不由生死決定(生也英雄，死也英雄)，但只要中共不敢殺楊佳，只要楊佳能活著，就是中共在自我否定，從而肯定了楊佳殺警是有理由的，其行為有正當性。民眾對楊佳是英雄還是「精神病」心知肚明，不會因為中共加在楊佳頭上的任何罪名而真的認為楊佳有罪。因此，如果中共用「精神病」來解釋楊佳行為，不殺楊佳，人們只會把此當作中共畏懼民眾聲援楊佳而找藉口，或故意抹黑楊佳，而不會真以為楊佳有「精神病」。中共將楊佳「精神病」化無損楊佳的英雄定位，也無損聲援楊佳的民眾的正義性和道德高度。這跟高智晟受到中共迫害和污辱仍是英雄的道理一樣。我們不必在楊佳是否有「精神病」上看低中國人民的智商。如果我們真正確信楊佳殺警的正義性的話，我們就不會認為楊佳非死而不能成為英雄了，也不會擔心「精神病」會降低楊佳的英雄人格。
中共整個所謂的審判是一出拙劣的醜劇。它既想把楊佳「從快、從嚴」殺了，但又懼怕人民反抗的力量，怕楊佳案引起反彈，所以擺出一副司法程序的樣子來。一審、二審請出的都是中共的「御用」律師，裝模作樣地為楊佳辯護，而關鍵的證人-楊佳的母親卻「失蹤」了。同時，在陳良宇案中的異地審判也故意棄之不用。
說楊佳無罪，也是因為6個警察的死應由中共負責。6警之死是中共整體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如果上海閘北警察沒對楊佳施暴或給了楊佳一個正當的說法，6警也不會被殺。
楊佳在他的人身安全、生命尊嚴遭到警察暴力的嚴重冒犯時，曾努力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可是，他遇到了不講理、不守法的中共流氓政府。楊佳只是被迫的抗暴者。
楊佳是典型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漢子。他把人格尊嚴、自由權利看得比肉體生命更重要，用行動改寫了殺警的意義。但在楊佳捨身抗暴的義舉之外，還有更有效、更小代價的義舉，這就是非暴力的大規模退黨和傳九評。對此，天下期盼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