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幼年是在一個偏遠山村度過的，那是一段極為短暫的時光，它在我心靈幕布投射了這樣一幅田園詩般的美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傳統農耕方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淳樸民風；溫馨自然、樸素和諧的鄉民交往；不管富裕還是貧窮都被嚴格執行的傳統「家規」……這種文化給我童年生活留下了夢幻般的色彩，剛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我從這種文化當中得到了禮儀訓練和道德熏染，這包括尊重他人、孝敬長輩、對窮人富於同情心、幫助你能夠幫助的任何人，不說謊，不張揚，平和順遂……等等。
在我的記憶裡，最值得回味的是大年初一早晨，把餃子端上炕桌以後，按照「規矩」先給爺爺磕頭。父親、母親站在炕沿下面鼓勵和威脅著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和哥哥十分窘迫，笑著，幾乎是滾在炕上完成這一過程的。爺爺笑得滿臉都是皺紋，連連說：「行了行了行了。」把幾毛錢塞到我們手裡作為壓歲錢，這以後全家才聚攏到桌子周圍吃年飯，吃飯是不允許說話更不允許吧唧嘴發出聲響的，否則你會受到斥責。
我長大以後——整個社會已經由於連續的政治運動變得極為野蠻——嚴格說起來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突然發現幼年時代那種讓人著迷的生活狀態和準則都被古人寫到了《三字經》、《顏氏家訓》、《菜根譚》之類蒙學讀物裡，也就是說，我過的樸素無華的鄉間生活其實是有淵源的，它就淵源於傳統的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農耕文化，這種文化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初雖經戰亂饑荒也還沒有受到擾動，它就像空氣一樣氤氳著這個並不富裕但是充滿了人性和道德的小小世界。
（順便說一下，從章詒和先生的《往事並不如煙》中，能夠嗅到一種目前已經極為罕見的貴族氣息，它也同樣淵源於這種傳統文化，與我在鄉間感受到的東西相比，只是處在不同層級而已。）
後來家鄉開始和全國一樣搞初級社、高級社，農民的土地被「國家」掠奪，私有制壽終正寢，與之對應的文化也就扭曲了，變形了，再經由完全瘋狂了的「大躍進運動」，它終於在一個被政治折騰得喪失理智的所謂「禮儀之邦」中解體，轟然倒塌成為一堆齏粉。從此，中國人過上了與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相同的生活。
我現在也經常回家鄉去看一看，目前那裡竟然發展到豬被仇家毒死、果樹被嫉妒的人砍斫、房子被人點燃燒得趴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關在高大院牆裡面的牛竟然也被人不留痕跡地偷走——據說是把兩根長桿架在院牆上，一頭伸到牛肚子下邊，另一頭用重物拉拽，結果牛就被橇起來，悠揚地滑落到院子外面；為了幾分承包地，兄弟姐妹反目為仇；講究孝道的鄉間，竟然也出現了不豢養父母、不給父母飯吃、甚至毆打父母的事情……偷偷信奉基督教的鄉親們跟我低聲數落很多很多聞所未聞的人間罪惡，嚇唬我說世界末日就要到了，這些有罪的人都將被上帝審判。
這還是我記憶中的家鄉麼？不是了。
禮儀消失了——在「真」消失的地方，「假」必然橫行，在「假」橫行的地方，人必然虛偽，於是，人與人之間傳統的交往原則被爾虞我詐、唯利是圖、虛情假意所替代，社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機理；道德滑落了——人們不再認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僅對自己同時對他人也承擔著義務，一個不能從社會得到溫暖的人也不可能用溫暖的目光看社會和他人，這樣的個人必然會成為中心，在一個到處寫滿了「我」的地方，卑鄙和罪惡將應運而生；宗教情懷瓦解了——不相信鬼神當然也就不相信報應，不相信報應也就無所謂善惡，人們既不想往天堂也不害怕地獄，就像在叢林中穿行的野獸，一切都服從於存活下去的目標，包括虛偽，包括妥協，包括出賣，甚至於包括殺戮。
我常常想，假如孔子活到現在，老人家會作何感想？他同樣會像對他所處的時代那樣感嘆「禮崩樂壞」嗎？面對這樣一個不讓人稱心的世界，老人家何去何從？是無可奈何地「乘桴浮於海」遠去，還是因為「道」的遺失而在廣袤大地上哀號？如果有人安排讓老人家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並讓他寫出學習心得，他將說些什麼？如果我們有幸成為他的弟子，這位誨人不倦的老師會發給我們一篇並不使用的講義而另外發表一套頗有政治風險的說辭麼？或者……老人家和我們這些肉眼凡胎一樣只看到鼻子底下三尺的地方，屈服於生存需要，出於全家老小生計考慮，也按照社會的標準模式給我們講述蘇東巨變導致的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暫時嚴重挫折？沒有人知道。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的道德狀態，歸根結底是由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在一個人與社會、「家」與社會沒有明確邊界的地方，家庭的傳統禮儀和所謂的規矩必然潰解；在田產不再屬於個人的狀態下，偷盜自然會成為常態——在一個曾經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地方，偷盜這種為人所不齒的行為竟然司空見慣，你還想像不來必將會發生其他更為嚴重的罪惡嗎？你能阻擋住社會的這種急遽演變嗎？
你不能，誰也不能。
二
個體記憶與歷史記憶在一定條件下會交匯成為同一條河流，我對於歷史的見解就來自這種交匯——交匯很多，我只說其中的一次交匯，即眼前這個世界對我的精神世界產生第一次衝擊的那次交匯。
事情發生在「大躍進運動」期間。關於這場運動，歷史記憶是這樣的：這是發生在1958年的中國在經濟建設中以高指標為主要標誌的運動。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期，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思想開始出現，1958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南寧會議上批評「反冒進」，說1956年中央領導人糾正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偏向是右傾，使6億人民洩了氣。《人民日報》1958年2月2日發表社論指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運動已經出現」，要求修改2月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民經濟計劃，農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由6.1％調高到16.2％，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由10％調高到33％。至此，經濟建設離開了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軌道，一場全國性的「大躍進運動」被發動起來了。
「大躍進運動」的主要標誌是在經濟建設各個領域提出不切實際的高指標。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估計當年糧食產量從1957年的1850億公斤增加到3000-3500億公斤。基於這種過高的估計，會議要求各省、自治區黨委把工作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並正式決定和公開宣佈1958年的鋼產量要從1957年535萬噸增加到1070萬噸，全國隨即出現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實現鋼產量1070萬噸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農村不顧秋收大忙，抽調5000萬勞動力煉鋼，城市機關、團體、學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爐灶大煉鋼鐵，在這個過程中，違背科學、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高指標、瞎指揮和浮誇風在權力作用下盛行起來，老百姓被盲目驅使，成了沒有權力主導就不會種莊稼的莊稼人、不會生產產品的工人。
1958年11月-1959年7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覺察到大躍進運動中出現「左」傾錯誤，在著手糾正「共產風」的同時，強調要反對浮誇冒進，對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作了較大的縮減。但是，由於毛澤東個人的需要，在1959年8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終止了正確的方針政策，竟然決定決定開展反右傾鬥爭後，一度有所收縮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再次氾濫開來。
直到1960年冬天，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正是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給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帶來重要影響、甚至改變許多人人生方向的「大躍進運動」在壽終正寢。
用上述粗疏抽象的方式無法複製生動鮮活的歷史記憶，因此，我們還需要一些具體的事實材料來做補充，我只說對我認識世界產生作用的部分，即嚴重的浮誇風和它對我的家鄉的影響。
我先從宏觀角度引述一些數據，這些數據都是從當時媒體報導中得來的——
1958年7月份，從農業戰線傳來喜訊，湖北省長風農業生產合作社，早稻畝產達到15361斤；農業部公佈夏糧產量同比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出40億斤；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報》報導，天津市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達到12萬斤，毛澤東主席神采奕奕地前來視察，從此新立村在全國名聲大噪，參觀者絡繹不絕；10月8日和10日兩天，《天津日報》又分別報導天津市雙林農場「試驗田」畝產稻穀126339斤，放了一顆「衛星」，再次轟動全國；隨後，保定市徐水縣一畝地產山藥120萬斤、小麥12萬斤、皮棉5000斤、全縣糧食平均畝產達到2000斤的高產「衛星」，毛澤東主席再次於1958年8月4日到徐水縣視察，對徐水縣取得的成績大加讚許，徐水縣和天津市新立村一樣一夜之間全國聞名，成為「大躍進運動」中一顆耀眼的明星，各地黨政領導幹部也紛紛前來學習取經。
我年幼，不知道家鄉縣、鄉領導是否到天津市或者保定市參觀取經，但是此類事情在今天不難想像，因為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歷史時空之中，人做什麼事情在很多情況下是社會的選擇而非自己的選擇，所以我有理由認為縣、鄉領導同樣受到了天津市、保定市那些用謊言樹立起來的典型的欺騙或者說影響。
留在我記憶之中的一件日常事件，也從另一方面佐證了那個偏僻遙遠、民風淳樸的小山村同樣的確受到了謊言的侵擾。
有一天早晨，村子裡突然人聲鼎沸，伴隨著雞鳴狗叫，就像來了狼一樣。母親從外面跑進來，對爺爺說：「打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母親如此慌張驚恐，馬上嚇得「哇」一聲哭起來，母親把我攏在懷裡勸哄，我抽噎著看爺爺。爺爺似乎並不驚奇，仍舊像以往那樣表情沉鬱，緩緩地說：「打就打吧！」這差不多是一種決絕的態度了。
爺爺為什麼決絕？原來，我們家有一條大黃狗，忠誠老實，就像家庭成員一樣，爺爺尤其喜愛它，經常把自己捨不得吃的東西拿給它。最初聽說要打狗，爺爺本能反應是把大黃狗藏在什麼地方，讓它躲過這一劫，風潮過去再說。但是全家人在一起咳聲嘆氣了整整一個晚上，最終還是認為這不是辦法——那時候我的家鄉還有狼，經常到村子裡偷吃豬雞之類老百姓豢養的東西，所以幾乎所有人家都養狗，我們家的大黃狗更是人人皆知，你能把它藏到哪裡去？躲得過初一躲得過十五麼？再說，父親是村幹部，本身還負有帶頭的責任，怎麼能打別人家的狗反倒把自己家的狗藏起來呢？所以，事情就在爺爺和全家人極度焦躁與沮喪中放了下來，沒想到三天以後劫難就來了。
爺爺說「打就打吧」的時候，大黃狗就踞蹲在炕沿底下，用富於人性的目光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好像很想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它能不能做一點兒什麼？人都無可奈何，一個畜生又能夠做什麼呢？爺爺下炕，蹲下身子，摩挲著大黃狗，大黃狗受到撫愛，歡快地搖著尾巴，嘴裡呢喃有聲，儼然在與人進行沒有任何阻礙的交流……就在這個時候，院門被撞開，一夥拿著鎬頭和木棍的民兵闖了進來——這些平時關係很好的鄉親，由於被賦予了執行國家意志的職能而變得粗野起來——大黃狗不以為禍端將至，甚至都沒有叫喚一下，等著來人向爺爺說明情況。
爺爺緊閉住眼睛，揮了揮手，然後坐回到炕上，倚靠著被垛，把雙手揣在棉袍袖筒裡，緊緊閉上了眼睛。一個拿繩子的人準確地把繩子套在大黃狗脖子上，拖到了院子裡，隨後就傳來鐵鎬和棍棒噼哩啪啦毆打的聲音，傳來大黃狗一陣陣撕心裂肺般的哀鳴……我在母親懷裡沒命地哭嚎，母親拚命摟抱住我，我感覺她的身體在顫抖。沒過多久，院子裡就沉寂下來了，大黃狗被拖走了。
為什麼要打狗？我後來才知道，這種沒有人質疑沒有人反對的暴行僅僅是為了漚肥，為了增加紅薯產量，為了放一顆白薯畝產達到多少多少斤的衛星！
隨後發生的事情是：村子中央架起十幾口大鍋，日夜不停地把被打死的狗烹煮成肉湯，似乎還有共產黨、共青團、突擊隊之類組織的旗幟在獵獵飄舞，成年人有的在砍伐村中央生長了幾百年的大樹，有的用斧頭把樹幹劈開，有的把木柴插到大鍋底下，一閃一閃的火光中，人影幢幢，穿梭忙碌，空氣中瀰漫著令人作嘔的血腥味兒和神秘恐怖的氣息，我躲在很多孩子中間，大張著嘴，連大氣也不敢出，緊張地看著這個莫名其妙的大人世界。狗肉被烹煮成湯以後，分別盛到大缸裡等待晾涼，涼了以後由青年突擊隊排隊用水桶擔到村西頭最肥沃的地裡，澆到紅薯秧子下面，然後由匍匐在地上的婦女用手掩埋好，就像掩埋下一顆顆巨大的希望的種子。
這件事是不是大張旗鼓上了縣報或者省報，縣、鄉領導是不是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榮譽，我不得而知，但是在那樣一種狂熱的社會氣氛中，我敢肯定打狗和把狗肉湯作為肥料嬌慣到白薯下面，一定是得到鼓勵和讚賞的行為。
一種行為當然要導致一種結果，打狗煮湯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被架起來的白薯秧子長到樹那麼高，而秧子底下的白薯就像小孩子的雞雞一樣大小。
這就是全村一百多條狗命換回來的東西，這就是全村人家忍受失去幾乎相當於家庭成員的痛苦換回來的東西，用社會學術語說，這就是私人生活空間被公權力強行擠佔以後換回來的所謂「公共利益」。而這一切都是在「大躍進運動」的政治謊言和畝產達到多少的謊言覆蓋下發生的，從顯現的意義上說，它是我們社會的一種常態。所謂「常態」，就是無人質疑，無人指責，彷彿一切都是應當發生的——國家意志自然可以消解任何質疑、任何指責，這是謊言之所以大規模存在的保證，沒有人能夠動搖這個保證，山溝裡的老百姓更不能。
失去大黃狗，爺爺總是低垂著眼睛靜坐在炕上，眉宇間彷彿凝聚了千古憂愁，成天不說一句話，隔一段時間就發出長長一個「唉」字……這件事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其實全部是感性的東西，它所深含的歷史意義是後來才被補充進去的。也正因為如此，所有我上面列舉的數字就都不是抽象的了，我知道那是國家編造的謊言，這種謊言侵襲著我們的日常生活，讓我們失去本性，失去天真，失去真誠。
經歷了這件事，一個孩子的稚嫩心靈也感覺到世界發生了變化，它再也不是那個讓我著迷的世界了，我對它充滿了恐懼，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發生什麼事情，對於弱小個體來說，尤其如此。
三
結果又發生了所有人都去吃公共食堂的事情。
「大躍進運動」嚴重的浮誇風造成了糧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2日算賬說：一個人「放開肚皮吃飯」一年能吃大約500斤糧食，而當年僅尚未收穫的薯類和晚稻產量全國每人平均就可以達到550斤，全國人民放開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這又是一個國家級謊言。
不幸的是謊言常常成為我們制定國策的依據和基礎。
為了實行更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從「大躍進運動」後期開始強行在全國農村人口中推行公共食堂。凡是國家意志推行的東西，進展都很快，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統計，全國農村已經先後辦起399000個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飯的人口達到4億，占人民公社總人口的72.6%，主要產糧區河南、湖南、四川等省吃食堂人口更是達到90%以上。最要命的是，具有勤儉持家美德的人們相信了屬於集體所有、實質上等於無主的糧食「放開肚皮吃也吃不完」的謊言，就像下決心不再過日子的人那樣，把公共食堂變成了浪費和糟蹋糧食的所在，有的地方不到3個月就把一年的口糧全部揮霍光了。以河北省為例，省委在1958年9月發出文件，興奮地宣佈公共食堂「不限量吃飯」，兩個月後，卻又由於糧食的無節制消耗而把白薯也作為主糧，再過兩個月，即1959年1月，全省農村公共食堂己經普遍出現「斷炊」現象，飢餓的陰影不祥地遊蕩在這塊失去理智的大地上……有人指出，「大躍進運動」把農村掏空了，吃光了，農村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下降到歷史最低點，這才是後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幾千萬人的根本原因。
上述信息也被我童年的印象所證實：一開始，人們在公共食堂大吃特吃，幾個月以後就「彈盡糧絕」，只能為村民提供蒸生白薯干和清澈見底、簡直能夠用來養魚的稀粥度日了。爺爺一輩子沒有遭過這種罪，吞嚥這些從食堂打來的東西極為艱難，經常端著碗流下眼淚，或者把飯碗推開默默離去。為了保證所有勞動力都去勞動，我和其他孩子一道被放在幼兒園集中看護。公共食堂沒有糧食吃的時候，幼兒園還有淨面玉米餑餑，我有時候就偷偷藏到衣服底下半塊餑餑，給爺爺帶回來。爺爺含著眼淚看著我，分明為有這樣一個孝順孫子而高興，但是他沒有鼓勵我的偷盜行為，簡短地說：「以後別了。」
爺爺異常威嚴，父母親和我們這些孫子輩在他面前都不敢大聲言語，即使在極為困苦的日子裡，他對我的管教也是嚴厲的，在這些管教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能說瞎話。爺爺對說瞎話深惡痛絕，他可以原諒你任何缺點，卻絕不原諒說瞎話。我唯一一次挨爺爺打就是因為說了瞎話,我已經記不得究竟說了什麼瞎話，但是我永遠忘不了那件事的嚴重後果：他用凌厲的目光看著我，只這一看我的瞎話就露餡了，於是他把我攏到大腿上，打我的屁股，打得很重，我也哭得很厲害。
爺爺心情好以後，解釋了人為什麼不能說謊，現在我用自己的語言把他的話歸納一下：一個人要是能夠隨便說謊，就能夠幹出其他任何罪惡的事情；沒有誰的謊言能夠長久騙人，所有謊言到最後都得露餡；為了害怕露餡，你得不斷用新的謊言話遮掩它，這樣，不要說被你騙了的人，即使是你自個兒的日子也會過得亂七八糟……人的日常生活取決於這個世界的邏輯關係，邏輯關係正常，日常生活正常；邏輯關係混亂，日常生活混亂。但是，真正置身於日常生活中的人很少能夠察覺這種因果關係，他們會以為生活理當如此。儘管爺爺讀過私塾有一些文化，我也不能斷定這是他對當時社會的觀感，我甚至傾向於認為他對我的教誨與「大躍進運動」和「吃食堂」沒有什麼關係，僅僅是鄉村傳統生活中傳統的道德見解而已。
後來因為老家修水庫，國家鼓勵移民，我們全家就都離開家鄉，投奔在北京工作的大哥，暫時棲身於北京郊區的一個小村子，爺爺在那裡去世了。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不能說爺爺死於飢餓，因為我們是居民戶口，每個人每月有十幾斤供應糧，但是我始終認為極度營養不良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我不知道曾經給家裡挖過多少野菜，直到現在我仍舊能夠辨認出任何一種吃了可以不死的野菜），否則他會活得更高壽一些。我凝視停放在門板上的爺爺，有一種寂靜、恐懼、不知所措的悲哀之情，我第一次意識到有一種叫死亡的東西橫亙在廣漠的天地之間，人極為渺小，極為渺小。
此時家裡更為困窘，沒有錢為爺爺置辦一副像樣的棺材，就用一個櫃子改制了一副，草草埋掉了。這一定是一件讓爺爺極為傷心的事情，幾年以前他是不曾想這樣離開這個世界的。
我五六歲的時候還沒有實行初級社，還是一家一戶個體生產，家裡倚靠果樹和糧食收入，日子過得很殷實，按照鄉俗，父親很早就為爺爺從縣城定製了一副柏木棺材，停放在西廂房。棺材用四寸厚柏木板做成，造型優美，油光鋥亮，正面鐫刻並用金漆描畫出蝙蝠和巨大的「壽」字，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柏木和油漆混合的味道。爺爺很珍愛承載他最後歸宿的這副棺材，站在它面前總是很嚴肅很自信，時不時用小木片堵堵這裡，弄弄那裡，所以棺材蓋總是置放到旁邊，給我們提供玩捉迷藏躲到棺材裡藏身的機會。我們搬離老家沒有錢僱車拉這副重達幾百斤的棺材，而搬家又很需要錢，這樣，爺爺就忍痛讓父親把這它賣掉了。
爺爺躺在櫃子改成的薄板棺材裡入土為安，一年以後，人民公社集中平整土地，爺爺的墳包被拖拉機拉平，從此，他就徹底消失在異地那片陌生的土地裡面了。爺爺的音容笑貌異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裡，爺爺對我的教誨，尤其是不要說謊的教誨長久地影響著我，不僅影響著我做人的準則，更影響著我對眼前這個世界的瞭解和判斷，我知道他不希望自己的孫子成為正在大批出現的那種人。
四
本來，我可以避開過於個人化的敘述，選擇一個宏闊的角度來論證我的觀點，但是我又覺得沒有必要——我們生活在謊言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經歷和體驗，凡是讀了這篇文章的人，只要你有一些閱歷，只要你認同我的觀點，你就能夠用你自己的故事來確證我們正在談論的現實。
這是一種已經不再為人所在意的現實，我們就像標本一樣被置放在各自的位置，我們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麻醉，不知道有一種被稱之為謊言的液體浸泡著我們，我們的精神和肉體都處在迷醉的狀態。
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偉大紅旗指引下，社會繼續前行，又經歷了「四清」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13歲的時候，全家搬到了北京城，在這裡讀小學最後一個年級，隨後就上中學了。我的學習成績很好，考上了當時最好的中學，我的理想以及家人的期望都是要上大學。萬萬沒有想到，上中學還不到一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徹底終結了我的考大學夢想。
這場被稱之為民族「浩劫」的政治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今天的人們認識已經很清楚，儘管它仍舊不能被公開討論。我看到其中一個見解：這是一場統治集團內部發生的權力鬥爭。就是這樣一場完全說不上光明更說不上正派的鬥爭，被說成了「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而「黨和國家生死存亡」又似乎與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有人告訴我們說，如果資本主義復辟了，我們將「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這當然是謊言，巨大的謊言，然而，正是這種國家意志鑄就的謊言經由國家權力蠱惑，把全國人民都激發了起來，社會陷入到被我稱之為「專制主義無政府狀態」的全面混亂之中，毛澤東被樹立為宗教意義上的神。當這個唯一的神對紅衛兵說「我對你們表示堅定的支持」的時候，幼稚而狂熱的中學生怎麼能夠分辨出這不是上帝的招引而是撒旦的欺騙引誘？當這些被「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堅定支持過的年輕人突然遭到國家唾棄，被作為「5•16分子」和「打砸搶分子」清查並被抓進監獄的時候，他們想到自己被何人欺騙、又是何人將他們置於死地麼？那些因為被批鬥致死、由於難以忍受折磨而自殺的人假若地下有知，他們會醒悟到是「國家的惡」導致他們最終的結局了麼？僥倖活下來的人被「平反」的時候，他們感激涕零，他們知道正是他們感激涕零的那種力量使他們從人變成鬼、又從鬼變成人了麼？所有人都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就連製造了那場「浩劫」的力量也慼慼然說那是一場「浩劫」，然而究竟是誰製造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卻成為了語焉不詳的事情。官方解釋是「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但是誰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遮擋，沒有人相信。沒有人相信卻又不允許人們研究討論，結果，那場「浩劫」成為了誰也不用承擔歷史責任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在很多時候，它甚至連「東西」也不是，是「無」，是沒有——由於「國家」對於文化大革命信息的壓制和封鎖，現在的年輕人知道那究竟是一場怎樣的「浩劫」嗎？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被掩蓋的歷史也是歷史，我們活該面對這樣的歷史。
我與千千萬萬中學畢業生一道，在歷史沒有得到解釋的情況下，又被偉大領袖毛主席另一個偉大號召指引，到陝北插隊去了。這次遮蔽我們的謊言是：明明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家」無力安排幾千萬人的就業問題，需要農村來消納這些勢必走向社會的勞動力，「國家」卻在我們面前勾畫了一個幻景：「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可以大有作為。」我們被教導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澤東語），這就是說，不是「國家」有罪，是這些孩子有罪，而且是原罪，必須接受上帝的懲罰，到偏遠山村和不毛之地去「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孟子•告子下》）
到陝北插隊使我完成了自然人向社會人的轉變，正是經由這個「開始」，我的思想和行為才有了「現在」，才有了對「將來」進行思考和創造的能力，在此意義上，我感謝這個並非出自我的選擇、無情甚至於無恥的「開始」，它搭建了一個人精神發展的通道，讓我成長為人了。
人類個體任何精神狀態都是從遙遠的過去發展而來的，我們現在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個動作、產生的每一個想法都是我們過去所說、所做、所想、所感受的結果；我們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之間有一個實在的延續線，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總在不斷地試圖追溯自己精神成長的歷史過程，試圖探明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希望，希望所希望的事物出現……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的人產生的標記。
自然人對過去的記憶僅僅是記憶，社會人對過去的記憶就是審視了，在這種審視下，有些當初並不在意的事物會再次被我們關注，我們才會從那些看似瑣碎的事物中看到真相，看到意義。這時候，我才驚訝地發現，我們曾經被多少謊言矇蔽，我們曾經生活在多麼反常的社會常態之中！
「國家」造假真所謂無所不用其極，在我的記憶裡，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有著名油畫《開國大典》（印刷品）中的人物根據當時對政治歷史人物評價而出現和消失的事情；而根據政治需要對歷史照片進行畫面處理（也是增添或者消失某些政治歷史人物）更是司空見慣（這方面，《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心裡更清楚）；我記得林彪被確立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副統帥之後曾經出現一幅油畫，表現的竟然不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朱德同志與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井岡山會師，敬愛的林副統帥鳩佔鵲巢取代了朱德的位置；至於用文字和照片方式對於歷史與現實的遮掩和篡改，更是司空見慣，無以復加——那個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成了早年混進革命隊伍的叛徒、工賊、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可惡的傢伙似乎早在青年時代就曾經立下宏遠要搞垮中國共產黨；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認為全世界人民都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全世界人民都在像我們一樣如飢似渴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我們的確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非洲叢林中的黑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大幅照片，聽到到新華社編髮的外國人談學習毛主席著作體會的文章；就在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候，我們卻被教導說「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年幼無知如我者，整天想著怎樣越過海峽去解放台灣人民，而那時候我卻窮困到去陝北插隊連一雙棉鞋都買不起的程度；而我們前面提到的曾經被全國人民祝福「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林彪同志則因為與毛澤東反目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馬上從所有歷史教科書、學術期刊乃至於任何表述其原有歷史位置的地方消失了，究竟誰指揮了平型關戰役成了語焉不詳的事情，再也沒有人談論這個人曾經指揮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甚至有無恥文人考證說林彪從小就是一個地痞流氓；粉碎「四人幫」以後，對於曾經以顯赫身份領導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儼然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的江青同志幾乎被描述為舊上海灘風雲際會的妓女，即使在延安與毛主席結婚彷彿也有了一種政治的以至於色情的意味……這種記憶不僅僅停留在過去，它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延續到了當下。
當下的事情我就不說了罷！
五
爺爺曾經教導我說，一個人要是能夠隨便說謊，就能夠幹出其他任何罪惡的事情；沒有誰的謊言能夠長久騙人，所有謊言到最後都得露餡；為了害怕露餡，你得不斷用新的謊言話遮掩它，這樣，不要說被你騙了的人，即使是你自個兒的日子也會過得亂七八糟……現在，不是已經證實說謊者的日子過得「亂七八糟」了嗎？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將來如何面對大量淤積的歷史謊言和不斷增添的現實謊言？當最後審判來臨的時候，任何謊言都將是一個人有罪的證明，這是一件極為嚴重的事情，可惜沒有人認為這是事情！人哪，悔悟吧！你要知道，謊言是你身上的創口，它每天都在流血，每天都在流失你的信譽，你的權威，你的合法性，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否則，總有一天你得承擔後果，即使上帝不讓你下地獄，你也將失血而死……誰也不願意看到你那巨大的屍身橫亙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誰也不願意看到。
沒有誰比我們更熱望歷史進步，為了這個目的，所有應當說的我們都說了，如果有人仍舊蔑視最後的審判，蔑視最終來臨的死亡，我們也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的事情，還有什麼說的必要呢？還是讓我們回到屬於我們自己的生活之中吧！
當謊言成為社會常態的時候，人往往會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更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芸芸眾生」這個詞實在不是對民眾的貶損，它只是在強調失去自我的人聚集在一起所顯現的樣子。在一定意義上，我們所有人構成了這個「芸芸眾生」群體，我們或許自認為很聰明，但是某種強力卻認為我們僅僅是可以被任意驅使的東西，僅僅具有數量上的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尋找自己是那麼重要，那麼重要！
遺憾的是，「我們從來沒有尋找過自己，我們又怎麼能夠尋找到自己？」（尼采：《查拉圖斯特拉》）
當我們想真實地看一下世界的時候，你必須做的是：注視你自己，注視你的內心，注視你的心靈圖景，注視你的靈魂姿態，注視你的精神原野……你會從不斷延伸擴展的時空中發現這個世界被掩藏的奧秘，你會從平凡的人生經歷中發現意義，一種只有你自己能夠解讀的意義。
－－轉自《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