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所搬遷
這是30年前的事了，也就是1975年左右的事情。
我們的研究所從勝利村搬到八百響，鑽井指揮部總部的所在地。這個搬遷將研究所一部分技術人員的家扔在離工作地50華裡外的小村莊裡。
從勝利村到八百響，唯一的交通工具是12路公共汽車。大慶的公共汽車不收費，但是服務非常差。每天早上6點發第一輛車開往八百響，以後每小時一輛。從總站到八百響車行大約一小時，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趕上6時或者7時發的車，是能夠趕上8時上班的。但是實際上沒有人不遲到，有時候甚至到中午才趕到辦公室。
這是怎麼回事呢？大慶的公共汽車有一個壞毛病，如果這個站無人下站，司機基本上不停。勝利村是個小站，很多時候沒有人下車，所以不停的可能很大。但這還不是最壞的，即便有人下車，如果車已比較擠或者司機心情不好，他往往開過站很遠後才停車。將車上的人迅速放下後，不等站上等車的人趕到，就趕忙開走了。一到這種時候，在站上等車的人就拚命向前跑，如果趕在車開前到了，就上去了。這些技術人員大都在40以上，每一次這樣跑完都是氣喘吁吁，臉色蒼白。有時候雖然跑到了，但是車太擠，上不去，就一隻手抓住車門，一隻腳踩在車台階的邊上，車門無法關上，車走不了，僵持不下，司機等得不耐煩了，照樣開車。這是極其危險的。而我們就經常這樣去上班的。能夠這樣搭上車，還算運氣，最倒霉的時候，在車站上等五，六小時都無法上車。
想起那些在中國北方冬天的寒風中等車的日子，我今天仍感到不寒而栗，那真是艱難的日子。記得81年我初到美國，導師去機場接我。上了車後，導師要我接上安全皮帶，當時很有雞犬升天之感。一個聲音在心裡對我說，你現在才是一個人了，我腦子中浮起我一隻手抓住車門，一隻腳踩在車台階的邊上，車門開著，車在飛跑的情景。
研究所的黨書記劉鬼子（大家背後都這麼叫他，以至於我今天記不得他的真名了），不允許我們每天這樣遲到，就勒令住在勝利村的人，必須住在單身宿舍，每週六回去一次（當時每週工作六天）。在八百響分到房子的人，都是黨員和突出政治的人，而被留在勝利村的人，才是研究所的技術主力和老工程師。仗著自己的實力，所以一場與劉鬼子的戰爭開始了。
這是一場毅力和耐心的馬拉松戰，拒絕住單身宿舍的人在劉鬼子的壓力下從20人左右愈來愈減少，最後只剩下一半。過了幾天又調到其他單位去了二、三個人，只有六、七個人了。這些人既沒有本領調走，又不肯屈服，用劉鬼子的話說是糞坑裡的屎克郎，又臭又硬。劉鬼子警告說要當心犯政治錯誤。那時候每天下午5點下班，晚上7點～9點政治學習，這個政治學習比工作還要重要，長期不參加政治學習已經構成罪名。
我問李ＸＸ，最堅決的抵抗者，下面怎麼辦。他說：「看不慣老子，讓老子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但是調走哪是這麼容易的事，必須送禮和求人幫忙。李ＸＸ是研究所技術尖子，為人耿直，從不附趨權勢，我不相信他會低三下四的去求人的，所以他的調走是實現不了的空話。
可是這樣頂下去，真是很痛苦。每天日頭當午了，象賊一樣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大家的目光就像刺刀盯著你。加上我政治歷史還有問題，極有可能被當作雞選擇出來，殺了嚇猴子。我每天憂心忡忡，壓力很大，不得不想其他方法了。
二、給劉鬼子送禮
研究所盛傳劉鬼子很貪婪，只要送禮事情就好辦。我問狗頭軍師老鮑，這個傳說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去送禮，被扣上一頂腐蝕革命幹部的帽子，不就弄巧成拙了嗎？老鮑眼睛中閃過一絲狡黠的光芒說，「如果是真的，我倒願意給他送些東西，化些小錢，不找麻煩了，日子好過多了，何樂而不為」。我想這小子肯定已經送了，怪不到每天在辦公室一付有恃無恐的樣子，我決定送禮。
我已經記不得給劉鬼子送的什麼禮了，但那筆禮對於我當時菲薄的工資（560大毛），一定是很可觀的一筆大財。因為妻子叫著說「人家送禮都是裝樣子，那有你這麼送的。」我提著一個小包象做賊一樣，在劉鬼子的辦公室門前繞了半天圈子，心裡想著各種可能，他將包扔出來怎麼辦？萬一正在送的時候，外面進來人怎麼辦？……我終於鼓足勇氣進去了。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劉鬼子這樣和顏悅色、這樣通曉人情。會見是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以至於我今天回想起來，也無法將劉鬼子作為一個貪官去痛恨。
也不知是禮的作用、還是我作為一個倔驢對劉鬼子表示的尊敬感動了他，劉鬼子對我的態度好多了。最重要的是，我們心裡有了一份默契：我們是朋友。我再也不用擔心來自黨的可能傷害了。我想起狗頭軍師老鮑的話，覺得真是合算買賣。
我終於向劉鬼子提出來要搬到八百響。劉鬼子說確實沒有房子。我說我可以住堆貨場那個破倉庫。那是一間放一個床後，就沒有多少空間的小房子，如果那還能叫房子的話。它是用破木板圍成的，頂上用油氈紙鋪的一個象棚子的堆工具的地方。劉鬼子為難地說，那怎麼能住人。我斬釘截鐵般地回答我可以住。這不但能夠結束我每天清晨在零下幾十度的酷寒下等幾小時的驚險擠車生活，更重要的是這樣保證了我能分到下一批正在蓋的房子。劉鬼子沉思了一會兒答應了。
我就在妻子的責備、不情願和罵聲中，與我二歲左右的兒子──小峰─起搬進了這個破爛不堪的地方。當然我們無法做飯，每天到食堂買飯吃。
三、夜間大火
在我們搬到這個地方大約二個月，發生了一件我終身難忘的事情。
那是一個冬天的深夜，我們全家都睡著了。我的睡眠一直是很好的，夜裡既不起夜，也不醒，總是一覺到天亮。但是那一天鬼使神差我醒了，否則就沒有今天的我、告訴大家這個故事了。我一睜開眼，發現滿房都是煙，抬頭一看，房頂上一片火紅。我一下跳了起來，將孩子抱著就向外面跑，妻子也跟著我從煙裡衝了出來。出來後我發現，鄰接我們這個倉庫房的旁邊的板房上已是熊熊大火，火衝到房頂，燒焦了的木頭正向下塌。在板房的前面三、四米的地方，蹲著一排鄉下來大慶蓋房子的民工。他們靜靜地蹲在那裡，看著燃燒的火，臉上木然，毫無驚恐的表情。我只穿著背心、短褲，氣憤地對著他們又跳又叫：「你們為什麼不叫我們？」「你們不知道我們住在隔壁嗎？」……。但是我所有的憤怒、叫喊都像箭撞到石頭上一樣毫無反應。他們象木乃伊一動也不動地蹲在那裡。我頓時感到我們屬於不同星球的人，我的道德、文化、思想使我無法理解他們的冷漠。而且火是他們引起的，他們晚上用一個大鐵筒燒原油取暖，鐵筒燒紅了，慢慢地將鐵筒附近的床、被子燒著了，等到他們驚醒的時候，房子裡已經到處是火了。
那一刻，我沒有時間去想更多的事。我趕緊去到單身宿舍中將職工都叫起來了。有些職工連衣服都顧不得穿，就跑到了著火的地方。這時我小小的家已經陷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了，沒有人去救公家的東西，一個個衝進火中去，幫我搶救那幾個鍋碗瓢盆。現在看起來也許可笑，但是在那個貧窮的年代裡，破家值萬金，大家都知道立一個家是多麼不易！
火焰熄滅後，人都散去了。我、妻子和孩子面對著一堆被燒焦的水淋淋的破鍋爛盆，已經累得快要倒下來了，以至我每走一步、每去拿一件東西都要用出全身的力氣。但是我不能休息，也無處休息，在深夜的黑暗中去檢拾歸納那些被搶救出來的水淋淋的東西。
我去抓一件東西的時候，黑暗中看不清楚，加上用力過猛，一根木刺從我的一個指頭上穿透過去，我立即暈過去了。妻子膽大，將木刺拔了出來。我不知在昏迷中待了多長的時間。當我慢慢從昏迷中回過來的時候，那是一種奇怪的感覺：聽到妻子正在叫我的聲音如此遙遠微弱；看著孩子的臉晃如隔世；看到的這個世界陌生、堅硬、冷颼颼、黑暗和無情。半天後我才想起我是誰，我在什麼處境。但是很久後我都不能忘記，那種在昏迷中的狀態，誘人、輕鬆、無憂無慮、一切都帶著淡淡的紛紅、甚至甜蜜……。
我必須頑強，必須面對我面臨的世界和站立於命運給我的位置，雖然日子實在艱難。
第二天，劉鬼子下令，將單身宿舍騰空了一間，我們就搬進去了。
四、靈魂的拷問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那些生活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和創傷，今天在記憶中已經漸漸淡漠和模糊。但是那些在黑暗中蹲成一排的民工、在火光中映照的他們無表情的臉、以及在冬天的黑夜中只穿著短褲背心憤怒的我、光腳在雪地上又跳又叫地對他們的責備、他們毫無反應的麻木和冷酷，在我腦子中仍然那麼清晰。為什麼？我與他們素不相識，這絕對不是一種個人的恩怨可以解釋的。是自私？是沒有道德？是仇恨？我被其中明顯的敵意一次次拷問著。我不相信這些農民本性是邪惡的：我相信在他們互相之間，他們可能是一個好的朋友；在他們的家庭裡，他們可能是一個好的丈夫；在他們的孩子前，他們可能是一個好父親。問題在於他們為什麼對我，一個不相識的普通大慶職工有這樣的敵意呢？甚至看著我們葬身於火海而無動於衷呢？
近年來讀史書時，讀到黃巢起義時，看到這麼一段話：「黃巢率領全軍圍陳州近一年，數百（一說三千）巨碓，同時開工，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流水作業，日夜不輟。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俘虜，無論男女，不分老幼，悉數納入巨舂，頃刻磨成肉糜，並稱之為『搗磨寨』。陳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其殘忍令我極為震撼。黃巢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特例。比黃巢更殘忍的歷史記載比比皆是。例如，「644年陰曆9月初九張獻忠陷成都，張獻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過了，停止大殺，仍然每日小殺百餘人以樹威。歐洲傳教士利類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聖教入川記》記載，張獻忠每日殺一、二百，為時一年又五個月，累計殺人十萬，亦不算多。」再如「1628年（崇禎元年）陝西的大饑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這場空前的大災難拉開了明王朝滅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順軍的戰馬飲的是俘虜的血，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一顧。上了戰場，戰馬一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象獅子一樣。」
這種農民起義時的茹毛飲血，令我困惑。我們除了假設中國農民天性的殘忍以外，就只能假設在空前嚴酷的生存條件下極制的不公平造就的一種極制的對抗。我在反覆思考後寧願接受後者。也就是說這種對於不公平的敵意其實在每一個平常的日子裡是一直存在的，在那裡默默地日積月累。
幾十年的生活告訴我，人可以在一起無怨無悔的共同忍受貧窮，但是人很難長期在一起忍受不公平。除非是在鐵鏈枷鎖和刺刀下，不得不去忍受強加的不公平。
五、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我在《找到自己，丟失了中國》（正在寫作）一文中這樣寫道：「當我被社會的大廈壓到最底層的時候，我仰望這個壓在我身上的巨大怪物，它的充滿血腥鬥爭的頂峰、它的密密麻麻的身子上努力向頂峰爬著的芸芸眾生、和那被壓在最底層的像我一樣在呻吟在掙扎的辱弱生命，令我戰粟。」
是的，在這個社會的大廈上，今天已經遠離大廈的底層的我，仰望比我高的上層時，對它的貪污、腐化、窮奢極欲仍然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我在大慶工作的時候已是脫離「穿著滿是窟窿的衣服，在冰雪覆蓋的荒原上頂著北風行走的」勞改生活有一些日子了。我也算是一個吃國家飯的技術幹部，相對於被農村戶口限制在土地上、沒有國家糧食和醫療保證、而且必須在統購統銷的掠奪政策下以極其低的價格將自己的勞動出賣給國家的農民來說，我也是壓在它們身上的那個大廈的一部分。雖然在我的上面，我也被大廈的沉重壓得氣也喘不過來，但是這些，他們是不可能明白的，我也無法苛求他們明白。他們對我的敵意至少不亞於我對當今貪污腐敗官僚的敵意。我想，我不屬於他們那個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如果我在那場火中被燒死，他們不會有任何同情和自責，就像我看到那些貪官污吏被送到監獄，不會有任何同情一樣。
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農民不懂得複雜的道理，不懂得高深的政治經濟學，但是他們不會對不公平，對壓迫，對歧視，對愚弄不懂。也許是以他們的麻木、他們的迷信、他們的宿命在接受它、忍受它。同時，他們的敵意和對抗也日日在默默地累積。這種敵意和對抗，在一般的日子中，被國家的武裝壓制在那裡，不能象烈火那樣燃燒起來。但是一旦災荒到來、農民無法生存時，億萬農民反正是一死時，他們就會像密密麻麻的蝗蟲一樣向社會的大廈衝去，雖然一片片，一排排地倒下去，更多的又會湧上來。儘管歷史上大部分的農民反抗都會被正式訓練過的武裝和鐵騎鎮壓下去，但是一旦農民的反抗衝出一個決口和通道的時候，他們就象洪水決堤一樣向大地衝去，那些壓抑在他們心中千百年的屈辱和不公平也就滾滾地象洪水向文明衝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這種憤怒和撕殺，於是中國歷史上的茹毛飲血和殘忍也就又一次洗滌和震盪中國大地。
但是這種仇恨、洗滌和震盪怎麼能夠結束不公平？它只是開始了一輪新的不公平而已。中國的歷史不就是像一頭無理智的野牛在這種壓迫和殺戮的輪迴中衝撞，找不到出路嗎？
是的，一切罪孽不是源自於人的貧窮，不是源自於人的富貴，而是人不能忍受不公平。
窮無罪，富無罪，不公平有罪。
建立在不公平上的穩定和和諧只是一個假象，即便它用刺刀和坦克維持著。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我鍥而不捨地、不可控制地去思索：是不是有這麼一個途徑？它能給中國帶來相對的穩定和和諧，而我30年前的那次小小的驚險只是那個表面上的穩定和和諧的一次小小的網破魚漏而已。
──原載《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