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熱烈議論楊佳襲警案，不想談論亦不可得，因鑽出故紙堆，隨便說兩句。
我認為，楊佳襲警案犯罪事實清楚，是故意殺人，也不存在精神失常問題：他去上海沒買返程機票；在博客最後一頁留下了「萬古流芳」的墓碑照片；在案發那天跟招待所說不再住了；在作案前作了一系列精心策劃安排；對選定現場作了精心踩點偵查，並購買了多種作案工具；在作案前考慮周密，作案時準確按原計劃進行——在大門口扔燃燒瓶將保安調開，趁亂潛入大樓，沿途殺人；殺人手法極度狠辣熟練，專朝頸動脈或胸腹部下手，扎入後向上挑，使受害人因大出血在幾十秒內喪生，圓滿完成了預定計劃；在被捕前對持槍警察說：你開槍打死我吧，我已經夠本了。這些都不是神志失常者可以做出來的，更不能當成是過失殺人。
以上所說不過是個人的看法，雖然無罪推定是現代司法的基本原則，但公民有權以私人身份發表自己的看法。
從司法角度來看，楊佳當然是匪徒而非英雄。多的也不用說，受害者都是公安內勤人員，平均年齡50歲，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後保處服務中心主任，這些人不僅不是過去打他的警察，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當然是無辜受害者。濫殺無辜者當然是匪徒，這應該是文明人都能同意的吧？
然而悲劇也就在這裡：國內外輿論同情竟然基本在楊佳這邊，在許多人心目中，楊佳竟然成了傳奇式的替天行道的大俠！
這不能不令我想起在美國發生的盧剛事件，兩者都是濫殺無辜。美國沒人認為盧剛是英雄大俠，國人恐怕也不會這麼看。但為何類似事件在中國發生，輿論反應竟會如此不同涅？
原因很簡單：襲擊的對象不同。如果楊佳跑到學校去濫殺一氣，我深信輿論絕不會同情他，但他襲擊的是民憤焦點公安局。弱勢團體平時受盡爛警察黑惡勢力無微不至的欺壓荼毒，敢怒而不敢言。如今他們看到楊佳隻身深入虎穴，一口氣連挑六名警察，當然要覺得大快人心，當然要認為楊佳是替天行道的大俠了。在他們眼中，「警察」與「無辜」二字根本就不搭界。「無警不惡」的公式在不少人心目中就是成立。
這種情緒之偏激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前陣我在新華網（？不敢保證記憶是否準確，反正是國內某大網）上看到，高速公路上大霧瀰漫，某交通警疏導交通，不幸被貨櫃車撞死。在那則報導之後有許多網友評論，儘管大多數表示哀悼同情，但也有不少幸災樂禍的跟帖，讓我看了毛髮倒豎。
這就是楊佳案令人悲哀的地方：民憤已經泛化到公安系統所有部門中去了，連案牘文吏、科技人員無辜喪生，都竟然得不到民眾同情。這社會到底處在何等嚴重病態，還用得著說麼？如果中國的警察如同西方國家那樣，真是人民警察，這種輿論反應還會出現麼？
我在舊作中說過幾次，我到西方第一個強烈感觸是，原來警察也會微笑，也會和你開玩笑，甚至會向你彬彬有禮地道歉。一次我騎摩托出事，半夜三更昏迷不醒地躺在公路上，有人路過看見報警，警察當即前來救醒了我，送到醫院去。在救護車上他們就要我吹管子，檢查我是否酒後行車。我頗為不滿，說他們鐵石心腸，哪怕人家只有最後一口氣，也要讓人在斷氣前把那口氣吹到管子裡去。那傢伙頗有幽默感，聽了哈哈大笑，笑完趕快向我道歉，說他不是鐵石心腸，而是我的諷刺很幽默，讓他不能不笑出來。他也知道那要求不合理，但那是法律規定的，云云。最後警察要離開醫院前，還請護士來問我家住何處，他們好去通知家屬。我的一位親戚從國內來看我，在我帶他去旅遊時不慎走散了。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說，那時手機還不普及，無法與我聯繫。幸虧我事前給他寫了個條子，開明住址和電話號碼，並告訴他如和我失散就交給警察。他此時便依計而行，於是警察便開車把他送回了我家。這種事在國內根本無法想像，但在國外則是警察義不容辭的職責。人民養警察就是讓他們幹這些事情的。這就是西方的警察，真正是人民警察。
而在國內，人民養警察，就是為了讓他們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欺壓良善。90年代初，我父母的家因為無人居住，被竊賊進去洗刷一空。我家人發現後去當地派出所報案，竟然備受辱罵。那警察罵夠了，還是不得不按規定辦事，接過了失物清單，當他看到其中有黑白電視機時，竟然罵道：「這值幾個錢？也值得來報案！這他媽的到底是什麼花子賊，連黑白電視都要偷？你們他媽的又是什麼花子失主，連個黑白電視都捨不得？」
比起我的一位朋友來，我家人算是幸運的了。她家也被竊賊洗刷一空，去報案時警察竟然大罵之，還威脅要把她銬起來。竊賊無事，報案有罪，黑白顛倒，無復此極！
正因為有這些經驗，我才相信楊佳一定被警察毒打過——連報案的失主都差點被銬起來，何況是他涉嫌偷車，在被盤查後還竟敢和警察爭辯？正因為此，我也才能理解國內同胞為何同情濫殺無辜的楊佳。一個社會對社會秩序的維持者竟然如此痛恨，說明那社會秩序之不合理已經到了人民無法容忍的地步了。
更可悲的是，楊佳被人視為英雄也不是毫無道理。網友已經指出，楊佳案發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大陸惡警出於對自己性命的擔心，只怕要在作威作福時稍微收斂三分。當然那為時有限，過段時間他們也就忘記了這茬，照樣作威作福。一個社會竟然要靠暴徒犯法來極有限地威懾執法者帶頭守法，使得濫殺無辜竟然成了推動社會改良的壓力，這悲哀當真是無法描述。
最可悲的還是，當局很可能從反面去吸取教訓，認為應該加強警察權威與隨便動武的能力，以此去震懾住「刁民」。如果當局真是這麼想，那就必然會使得警民互動進入惡性循環：警方越暴，百姓越刁；百姓越刁頑，則警察越橫暴……循環往復，不知伊於胡底。
楊佳的悲劇還不止此，任何一個有點文化的人都能看出來，他本身就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犧牲品。父母離異，本人失業，渴望愛情與友情又毫無前途，兩次受到警察毒打與凌辱……這一切壓力足以使得一個心態本來就容易失衡的青年發生心理變態，而母親在察覺這傾向後，竟然因為貧窮無法求醫，這才最終釀成了可怕的悲劇。
總而言之，愚以為，楊佳既不值得歌頌，遑論傚法，也不值得責備。他犯罪的後果自有他本人去承受。真正該責備的，還是那個把一個熱愛生活、渴望愛情、本可擁有燦爛前途、美好人生的青年變成了匪徒的暗無天日的下流社會。倘若當國者還不幡然猛省，看到這悲劇揭示出來的無數嚴重的社會危機、社會問題與制度弊病，痛下決心進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則未來還會有無數楊佳被批量生產出來。倘若此，則無論是楊佳還是他的受害者，都白白失去了寶貴的性命。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