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中共搬遷北川縣城進曲山鑄成歷史性的錯誤，八零年後期又阻止了北川人遷移的逃生努力，一場注定的山石滅頂的大悲劇已經成為必然。
「五 ·一二」四川大地震的震中（央）在汶川縣，但是，受災最為嚴重的卻是北川縣。地震對這個中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地震及隨後引發的山體崩塌、滑坡，使這個總人口不到十七萬的縣，至六月五日，至少有一點五萬多人死亡，四千四百多人失蹤。成為在地震中遇難人數最多縣，經濟損失和建築毀壞也最為慘烈。
曲山鎮被大山掩埋
北川縣城所在地曲山鎮，幾乎遭遇滅頂之災，報告死亡一點二萬多人，失蹤一千五百多人。北川老城區坍方的巨大山體全部掩埋，新城區大部份被毀，傷亡慘重，尤其以幼兒園、中小學校、職業學校學生為主。北川縣城將異地重建，縣城的廢墟將被保留用作地震紀念地。
劫後餘生的北川縣縣委書記宋明表示：北川縣城，肯定不能要了，那裡剛好處於龍門山斷裂帶上，而且縣城兩邊都是陡峭的山，這次地震中也是橫波波峰和波谷最劇烈的地方，破壞太大了，不適合作為一個城鎮存在。
「非常危險」的死亡之城
曲山鎮坐落在崇山峻嶺之間的狹窄地帶，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四川綿陽市水利系統的張德藩在一九九二年《水利水電技術報導》上發表論文中指出，由於山高坡陡，處在斷裂帶上，地質環境複雜，曲山鎮歷史上曾多次發生嚴重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山地災害。
據有關記載，在曲山成為縣城的北川，由於整個縣城依山而建，幾十年來，滾石傷人、崩塌體破壞建築物等事故，一直屢見不鮮。據說，只要遇上大雨，幹部首先要查看的是街上有沒有垮下來的石頭。
一九七六年，河北唐山以及臨近北川的四川松潘、平武相繼發生大地震。地震發生後，有專家多次到北川勘察，指出北川處在龍門山地震斷裂帶上，而縣城被裹脅在山體之間，「非常危險」。
事實上，北川縣城選址於此，已經注定成為了一座死亡之城，被大山掩埋的危險已經使得大部份人沒有逃生的可能，一次大地震就可以為北川縣城的歷史劃上終止符號。
為時已晚的「改正歷史性錯誤」的呼聲
地震發生後，五月二十七日，中國科學院對地觀測與數字地球科學中心主任郭華東，在上海召開的一個學術會議上說，根據對北川及周邊地區的遙感觀測，北川縣城周圍滑坡達上百處，即使沒有地震，發生地質災害的可能性也很大。作為人口集中的縣城，選址的確欠科學。
學術界普遍認為北川縣城當年選址不科學，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表示：「這次汶川大地震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城市的選址太重要了。我們在這麼一個斷裂帶上，地質非常不穩定的地區，建設了一大批城鎮，甚至發展了許多工業，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決策不夠科學」。由此，學術界發出了「藉災後重建契機改正歷史性錯誤」的呼聲。
然而這個所謂「歷史性錯誤」到底是指什麼以及如何產生的，人們則諱莫如深。
五十六年前中共進行北川縣城的死亡遷移
北川人習慣於把位於現北川縣城西北二十多公里之外的治城，稱為「老縣城」。一九九二年，治城因屬「大禹故里」，更名為現今的禹裡。禹裡地勢開闊，山體平緩，在本次地震中沒有出現山體滑坡，而只是遭到後來的淹水之苦，有足夠的逃生時間，比起曲山的山石蓋頂顯然是個相對安全的縣城之地，但卻被中共於52年突然廢棄。
從公元五六六年，北周政權即以此地為縣城，設北川縣，並延續了上千年。直到中共建政後不久，一九五二年九月，北川縣城由治城遷往位於曲山的現址。
一九五二年，北川全縣有七萬多人口，而曲山僅是一個人口不足五百人的小鎮，其惡劣的地質條件決定其長期難以大規模發展。但是令人倍感奇怪的是，把一座持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縣城突然遷址到一個區區山中小鎮，這種奇怪的決定，居然在《北川縣誌》中，沒有任何對於搬遷原因的明確記載。一拍腦袋就搬了，這種荒唐的共產黨遺風正是中共現在不敢挑明的「歷史性錯誤」。
據一位當地的知情老人透露，中共建政之初，北川縣委照常設在了治城，當時縣上的主要領導大都是文盲、半文盲的土八路，這些頭頭腦腦經常到綿陽開會，嫌治城路遠，為了近一點省時省力，決定搬縣城到曲山鎮。
曲山靠近安縣和江油，交通更為便利。據說，中共建政初期，四川各地抗暴武裝活動不斷，曲山一旦發生危急狀況，可以比治城更快地得到支援。總之，那時這些土八路出生的領導幹部根本沒有科學頭腦，也不尊重知識份子，選址絲毫不會考慮到地質條件等因素，但卻是把北川人活生生的拖進了死亡陷阱。
看來，正是由於搬遷的原因過於滑稽，難以作為正當理由而寫進北川縣誌。
二十年前北川人出逃的努力被扼殺
北川縣城的地址災害表露無遺，既然曲山鎮並不適合縣城發展，盡快實施搬遷避讓則為上策。上世紀八零年代後期，北川縣政府向地區和省裡打報告，要求搬遷縣址，並向國家申請二億元的搬遷費用。此次大地震後新縣城的候選地之一擂鼓鎮，也是當年的搬遷候選對像之一。
但由於種種原因，北川縣的申請未獲批准，搬遷計劃最終流產。據悉，國家捨不得這筆搬遷費，而學術界也有人出來抬轎子。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間，綿陽市地質學會組織專家對北川縣地質情況做過評價。當時意見分歧，一派認為北川縣城很危險，應該盡快搬遷；另一派則認為並不十分危險，無需搬遷。他們認為，短期內北川縣不會有大地震發生，靠近老城區的王家岩的山體不會發生大的坍塌。這種根據中共領導意圖而安排的爭論，就像三峽大壩是否上馬的論證一樣，結果都會為上級意圖提供科學依據。
流產的搬遷實際上等於駁回上訴，維持對北川人的死刑原判。此後，四川省政府批准北川自一九八八年一月起享受少數民族縣待遇，縣裡每年得到一百多萬元的補助，但面對地址災害，這點費用又能幹什麼呢？北川不得不在巴掌大的地盤上苟活發展，不知道死亡隨時相伴。
發展的終點注定是毀滅
二十世紀八零年代末，北川縣城人口僅為一萬多人；而據官方統計，此次大地震發生之前，縣城人口已經增至二萬多人。如果加上在縣城的打工者、經商者以及縣城周邊的村民，總人口估計應在四萬人以上。
由於土地侷促，曲山鎮老城區的可建設用地已使用殆盡，城區面積只有區區一平方公里。於是，縣城跨過了湔江，在對岸的茅壩拓展新城區。
北川縣規劃建設和環境保護局的一份文件顯示，到二零零五年底，北川縣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為一點六平方公里，按居住人口一點八萬人計算，人均城市建設用地八十九點四平方米。又據二零零八年初，四川省建設廳批覆的該縣城市總體規劃（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一零年，用地規模將擴大為二點八平方公里；到二零二零年，建設用地規模將達到四點一平方公里，人口也將從目前的二萬多人增長到四點五萬人。
然而，當一場巨大地震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發生，北川縣城最終沒有逃脫被垮塌山體「包餃子」的悲劇。
在老城區，王家岩滑坡發生的大面積滑塌，將無辜的男女老少徹底掩埋。在新城區，景家山滑塌規模稍小，但也無情地吞噬掉北川中學新區、公安局等單位，以及大片居民樓。
北川人哭泣，「如果不是山垮塌，縣城不會死那麼多人。」，一切為時已晚。
據官方估計，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死於山體崩塌、滑坡等次生災害的，達到地震總死亡人數的10%到20%。北川縣城作為地質災害的重災區，狀況就更為不堪。
中共掩蓋罪責
五零年代北川縣城的死亡選址是中共歷史性的錯誤，八零年後期又阻止了北川人遷移的逃生努力，一場注定的山石滅頂的大悲劇已經成為必然。面對這樣的人禍，中共官方不敢承擔責任，就在外界紛紛關注北川滅頂之災的成因之時，中共官方出來遮掩。
六月五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會上《華爾街日報》記者提出兩問：一是關於學校建築紛紛倒塌的豆腐渣問題，另一個則是指中國政府不顧專家警告，缺乏災害意識而犯錯誤。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除否認災區學校比其他建築更容易倒塌外，對第二個問題，齊驥更是含糊其詞。他辯稱，這次重災區的很多縣城、建制鎮，不是最近一兩年發展起來的，比如北川縣已經有了幾百年發展歷史，在漫長的發展過程當中，人口不斷地聚集增加，城鎮規模逐步擴大。
齊驥的言外之意就是人聚集多了，當然死得多，完全掩蓋了五零年代的北川縣城的死亡搬遷的事實。
北川地震博物館紀念什麼？
據悉，溫家寶代表國務院提出，要求三個月內完成災後重建規劃總體方案，包括北川新縣城選址規劃以及北川老城的地震博物館的規劃。由建設部和四川省建設廳一起組成的城鄉災後恢復重建規劃，專家組現在任務很重。
據北川縣縣委書記宋明介紹，溫家寶來北川察看災情，陪同的馬凱秘書長提議建個地震博物館遺址，溫表示支持。
溫談到「多難興邦」，他表示，這麼多人的死傷，給了我們血和生命換來的一切，要把災難變成精神財富。
看來，要把北川人被中共所害的死亡遷城的歷史事實搬進地震博物館紀念根本就不可能了。
據史籍記載，北川是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生地，稱「神禹故里」，古今治城（今禹裡）縣城風雨中長存了一千三百年。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九五二年中共紅色搬遷北川縣城進曲山陷阱，次年，北川被定為「革命老根據地」，結果，今天北川人終於為此付出了滅頂的紅色代價。◇
－－轉自第76期《新紀元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