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共王朝三世祖江澤民在位時，據說花了數億元「重修清史」，大陸傳媒從電視、廣播、電影到報紙、雜誌無不充斥著康熙、乾隆、雍正皇帝的身影；中共大肆宣傳今天中國人民在偉光正的共產黨領導下，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康乾盛世」，宋祖英唱道「天天都是好日子」。四世祖胡溫上台後，一面接過江澤民的「太平盛世」調子高叫「大國崛起」，另一面卻頑固地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導致國內外各種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銳。中國今天的情勢，像極了一個世紀前的清末，真可謂世紀輪迴，很有可能重演百年前的一幕。在這個意義上說，全民和中共統治者一起重溫晚清史既有益又諷刺。
十九世紀晚清歷經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日俄戰爭、甲午海戰……，割地賠款內憂外患早已風雨飄搖。當時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主張推翻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也分成兩派，慈禧太后反對一切改革，堅持「祖宗之制不可改」；年輕的光緒皇帝認識到再不改革，只有滅亡，決心傚法日本「明治維新」。1898年的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后一派的強力鎮壓，他們錯誤地利用義和團殘殺外國人，導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她倉惶出逃西安。歷史現實的教訓，促使頑固的慈禧太后感到不改不行了，開始意識到再不變法圖強，就只有王朝覆滅一途。於是，就在「西狩」途中，驚魂未定即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出使各國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鴻慈等人在《奏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摺》中，援引日本的先例，提出「預備立憲」。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設立議會；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仿行三權分立和責任內閣。
體制改革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牽涉到所有官員和集團的利益，面臨政權的得失，國家前途的重大改變，自然從上到下都有兩派對立的意見。改革派認為：立憲有利無弊，符合民意，應從速宣佈。保守派提出：民智未開，一旦開放權力，實行自治，君權潛移，非常危險。改革派認為：國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勸導，如坐等提高，永遠不能立憲，實行預備立憲，就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9月4日《南方報》報導「國民奔走相慶，破涕為笑」，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轉弱為強，萌芽於此矣」，與歡呼的同時，全國許多地方召開了慶祝會，四處張燈結綵，敲鑼打鼓，熱烈慶賀。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同時宣佈，在本年內各省成立諮議局，為資政院的成立做準備。同年開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地方「諮議局」選舉、1908年8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雖然這是一個充滿了清廷在君權問題上矛盾態度的政綱，但是無論如何，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延續數千年君主專制的否定。
但是，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布憲法。並且公佈「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0年農曆九月初一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禮。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駐紮在灤州的新軍統制張紹曾和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廷，提出了《政綱十二條》，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清廷震驚之下，對《政綱十二條》全部接受，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命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在憲法頒布之前，先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宣誓太廟，於11月3日正式公佈。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至此，清王朝已不得不交出政權。
可惜，辛亥革命成功後，袁世凱竊國，國會為免袁搞專制獨裁，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行內閣制。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製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從此，中國民主化走上了一條大彎路。後來，國民政府雖然有心尊從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分「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實現民主，但是統一以後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戰爭狀態之中，沒有實現民主憲政的現實條件。敗退台灣以後，又要面對中共強大的武力威脅，不得不長期實行戒嚴，讓中國的民主進程一拖就拖延了大半個世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經濟迅速起飛，人民的民主訴求強烈，才開始推行民主化進程。至今雖然短短二十年，但有目共睹，台灣的民主憲政已經逐步走上正軌。反觀中國大陸，自從共黨武力奪取政權以後，就將他當年對全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拋棄得一乾二淨，至今大陸人民仍然生活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
雖然，近一百年前發生的中國首次「走向共和」半途而廢，至今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大陸人民仍然未能實現自己一百年前的民主理想。但是，這一個世紀並沒有白過，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教訓，無論是執政者還是人民群眾，都應該從中汲取經驗和教益。
首先，清末民初那一段革命時期，使當時的國人受到一次全方位的民主訓練，從輿論宣傳、集會結社、議員選舉，議會活動等方面，人們從不同層次第一次親身體驗了民主的政治生活，這有助於他們民主政治素質的提高，其中包括許多封建官吏。如資政院總裁博倫，開始根本不懂得如何組織開會，「每事必問秘書長處決」，過了一月便能措置自如。而且，在許多問題上，他往往傾向議員，以致軍機大臣「盛怒」。許多封疆大吏，也逐漸接受了新思想，「政治上之見解與前漸異」。這種民主政治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又從另一角度反映了這次改革的近代化性質。
其次，思想文化界開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庶政公諸輿論」之後，「民氣日益發舒」，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專製出現了鬆動，「庶人不議」的禁令解除了。人們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陳時政，議論國事，闡發民主思想。而且，還可以利用這種自由揭露腐敗，抨擊政府。為了開啟民智，立憲派翻譯編輯出版了上百種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學、財政、政黨、歷史、教育等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中國對建立最初的立憲體制起了積極作用，中國的學術思想也開始繁榮起來。除立憲派已創辦的《東方雜誌》，《新民叢報》等外，革命派也創辦的許多新的雜誌和報刊，如《中華新報》、《大同報》、《時報》、《大公報》、《國民公報》、《憲政日報》、《中央日報》等。這些報刊，大張旗鼓的介紹西方國家新的政治學說，民主學說，宣傳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對於促進當時中國的民主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人類歷史往往展現其巨大的慣性，因而也就常出現歷史輪迴，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歷史驚人地相似。中共武力奪取政權改朝換代後，歷經肅反鎮反、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在折騰了大半個世紀，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以後，政治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始皇帝毛澤東死後，二世祖鄧小平面臨如此嚴峻的局勢，不得不改弦更張，實行改革開放，這一點很像晚清的慈禧太后。最諷刺的是，甚至他的「四項堅持」：堅持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酷似當年慈禧太后的「四不可」：「一曰君權不可損、二曰服制不可改、三曰辮髮不可剃、四曰典禮不可廢」。說明他和慈禧太后一樣都是迫不得已才進行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專制王朝，改革的目的是期望政權「傳之萬世」。相比之下，鄧小平還不如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改革從政制入手，有明確的行憲目標；但是鄧小平卻祇改經濟，不改政治。隨著生產力的解放，經濟的高速發展，各種制度性缺陷和弊端暴露無遺：錢權交易、貪污腐敗、道德淪喪、民怨沸騰一發不可收拾，他的「改革開放」走進了死胡同。而胡耀邦趙紫陽則有點像當年的光緒皇帝，看到了祇改經濟不改政治，中共王朝必然走向滅亡，嘗試進行政治改革。當年慈禧太后撲滅了戊戌變法，軟禁光緒皇帝，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半途受挫；近一世紀後，鄧小平也先後廢黜了胡耀邦、趙紫陽，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再度受阻。其後，慈禧太后立了三歲的宣統皇帝，企圖在她的保守路線下苟延清廷殘喘，可是僅僅三年後就被推翻了；而鄧小平則立了江澤民，坐穩了十二年龍庭，還傳到了下一代胡錦濤，和清廷對比，這是中共王朝幸運之處。但是，既然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行不通，就唯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好比現在四川地震出現的堰塞湖，既然不能疏導，水位越積越高，就總有一天山洪爆發，傾瀉而下。
雖然當權者大力營造「康乾盛世」的假象，眼下各種社會矛盾並不比清末和緩，人民群眾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一觸即發，呼喚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人們普遍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中共統治集團雖然歇盡全力禁錮人民的言論自由，撲滅人民群眾維權行動的火種，名不副實的所謂鄉村選舉遠不如清末的諮議局和資政局選舉，文化新聞界也遠不如清末那樣自由開放。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世界民主潮流洶湧澎湃，強力地衝擊著世上僅餘的幾個為數不多的獨裁政權，特別是網絡通訊突破了專制的疆界，民主憲政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中共不讓人民談論民主，但人們通過新聞報導詳細瞭解台灣的民主進程，學到了如何實踐民主，找到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當海內外輿論強烈要求中共交出實現民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時，中共卻放出口風要我們再等三十二年（到2040年）！還不是官方正式的承諾，只是通過幾個御用文人之口測試民意而已。就算是對於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香港，中共2007年開出的期票也是十年和十三年：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對立法會全面普選則隻字不提，引起社會輿論群情洶湧，喬陽才不得不口頭補充「2020年以後可以普選立法會」，中共塞進「香港基本法」中所謂「循序漸進」實質已變成「循序不進」！看來胡溫的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慈禧太后尚且懂得開放黨禁報禁，開放選舉，釋放政治犯，全面學習西方民主制度……。可是胡溫卻頑固地拒絕學習西方的三權分立，至今連一個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欠奉，對人民的民主訴求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歷史的演變往往驚人地相似，很可能重演清末的一幕：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2001年有一個叫辛旗的青年共幹在紐約大放厥詞，氣勢洶洶地咆哮：「拖即獨、獨則打、打必勝」，他這裡所指的「獨」是指「台獨」；如果將他的這句話改成：「拖即獨、獨則反、反必勝」，回贈給他偉光正的共產黨，最合適不過，這裡的「獨」是指「獨裁」，「反」是指人民的「反對」和「造反」。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中國「走向共和」的世紀，那麼，二十一世紀必然是「重建共和」的世紀。
－－轉自《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