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在中國市場經濟之初，便提出權力不能進入市場，但今天權錢交換已成為中國經濟的本質特色。各級掌權者及其子弟家族和商家的關係極為強勢，加深社會不公的危機。而強人政治的結束，改革更趨艱難……本文對改革三十年的困境作出深刻分析。
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入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湧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後地吸收高幹子弟，並給予高位高薪。有人說，當今，高幹子弟是集體世襲。
平心而論，「集體世襲」的說法有點以偏概全。高幹子弟千差萬別、良莠不齊，有依賴父兄權力的钕褲子弟，有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就是已進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權力的蔭護。高幹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超過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會都有的現象。不過，在民主國家，家庭背景只給他一個起點，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式的。如小布殊當總統，與他的家庭背景有關係，但並不是出於「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意願。他是按程式選舉上來的，不是老布殊或家族朋友提拔的。
領導幹部不能不讓子弟當官、經商。高幹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不能限制高幹子弟進入市場和官場，但必須限制公共權力進入市場。否則，借助權力升官發財就不可避免，高幹子弟就有近水樓台之便利。
經濟改革了，公權力沒有改革
在公共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權力就會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在中國形成了權力至上的傳統。在權力崇拜的社會，權力一旦進入市場，就會成為極其昂貴的商品。我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但我反對公共權力進入市場。權力一旦進入了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會的合法性，社會就會出現極大的混亂。如果球場的裁判員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踢球，球場會亂成個什麼樣子？權力進入市場以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這還能搞什麼市場經濟？
很不幸，現實發展和我的期待相反，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權力真的進入了市場。經濟市場化了，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劃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辦公司，申請營業執照得審批；向銀行貸款要審批；進口商品要審批；地皮需要審批。審批的權力掌握在官員手中。對經營者來說，需要審批的是發財機會。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財富。所以，手中有審批權的官員如果沒有高尚的情操和堅強的意志，就無法抗拒「糖衣炮彈」的進攻。何況，審批有相當大的隨意性，他可以批給這個人，也可以批給另一個人。這樣，沒有經過改革的政治權力，在市場上可以兌換成大量的黃金白銀。市場化的過程是利用政治權力聚斂財富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高幹子弟在權力市場廣佔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重要的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幹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幹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億萬富翁。商人們有高幹子弟參加他們的商業活動，也會日進斗金。經濟權力部門在權錢交易中獲得了實惠，黨政權力部門也不能「守著大餅挨餓」，官員任免權也隨之進入了市場，成為高度壟斷性的「商品」，賣官鬻爵頻頻發生。高幹子弟不需要花錢買官，人家會送給他官帽子。這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二十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經有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說法，這一說法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制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普遍、持久。有了這種動力機制，不僅是高幹子弟，連高幹的跟班、司機、情人，也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出現的不公平問題。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農比官員大得多。產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市場交易不公平。我曾提出過「權力場」的概念。像「物理場」一樣，「權力場」也是一個能量場。在這個「場」的每一點的能量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生活在「權力場」的某個位置。中國的改革沒有破除計劃經濟時代的「權力場」。在原有的「權力場」的基礎上建立了經濟市場。這樣，處在「權力場」高能位置的人與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勝，後者敗。不公平的交易就是這樣發生的。一個有趣的例子，有一項技術成果多年無人問津，某公司得到這個技術之後，聲稱這是某公子的專利技術，結果訂單如潮。因為商品從「權力場」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買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關係，接近公共權力的高端。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批評「紅頂商人」。「紅頂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不完善的市場交媾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紅頂商人」破壞市場經濟，必須改革上層建築，使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即儘快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沒有民主政治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權力市場經濟」，也可以稱作「權貴資本主義」。
印尼蘇哈托權貴資本主義樣板
一九九八年，印尼蘇哈托下台，當時的報導說，蘇哈托家族在全國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中擁有重大股權，這些公司分屬二十個財團。蘇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兒媳、孫子、異母弟弟及其它親屬都各有財團，業務遍佈全國許多經濟領域，印尼「廉潔官員鳳毛麟角，要找一個手腳乾淨的官員難似大海撈針。」這些腐敗官商們還是國家商業活動的主體，打擊他們，商業活動就要停頓，經濟就要遭受損失，沒有人敢下這樣的決心。想清除腐敗，還要涉及到很多外國投資公司。蘇哈托家族在這些外資公司中擁有大量股權。沒收蘇哈托家族財產，就要影響這些外國公司的利益，外資就可能退出。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清盤，就要涉及大批小股民的利益。反腐敗難度很大。
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貪污，而是利用權力經商。他們的公司可以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緊俏商品的進口權。印尼經濟市場化了，但政治並沒有民主化。蘇哈托搞的還是鐵血政治。因此市場經濟只能是權力市場經濟。其特徵是權力進入市場，權力可以轉換成金錢，金錢可以買到權力。權力大的人不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親屬也可以分享權力之惠。應當說，蘇哈托執政時期，經濟發展還是比較快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一九六六年的七十美元增加到一九九六年的一千一百六十美元。但最大受惠者是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者。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老百姓生活比原來是提高了，但不滿情緒也增加了。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社會矛盾總爆發，老百姓的怒火燒毀了蘇哈托的王冠，也燒毀了他的金權王國的漂亮外部裝飾，把一切醜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蘇哈托下台的權力過渡，雖然是在群眾風暴中進行的，權力交接卻還按照法律程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權力不受制衡。看來，沒有民主的法制只不過是掌權者的程式遊戲。
權力與金錢強勢結盟二例
時間又過去了十年，中國改革進入了第三十個年頭。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國民經濟的蛋糕已經做大。與此同時，一方面市場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更加強化，更加擴張。在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的格局下，權力和金錢私下結盟，權貴資本急劇膨脹。結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了強勢，強勢群體不僅佔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還吞噬了大量國有財富。他們左右著改革的政策，企圖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就是他們扭曲改革的一種形式。那些有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難的；而有利於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當快。
以公務車改革難為例。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有一個統計數字：當時有三百五十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三千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遠遠高於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個三峽工程。而這些公務轎車只有三分之一用於公務，三分之一被官員家庭私用，三分之一被司機私用。一九九八年國家正式推動公車改革。但是，公車改革喊了十年，試驗了近十年，沒有絲毫進展，到新世紀，公車繼續大量增加，二○○五年我國公車轎車保有量超過了五百多萬輛，每年為此消耗六千多億元。而二○○五年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為六千一百零四億元，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為七百六十一億元，國防費用為一千八百一十七億元。為什麼公車改革推動不了？主要是觸動了乘車官員的利益。
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國住房改革的目標。九六年政府硬性規定，到九八年七月一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單位還沒有吃完「最後的晚餐」，新世紀過去了幾年，福利性分房還在進行。一九九八年以後，按每平米一千四百八十元出售給個人（北京價格，當時市場價格平均六千元左右）。二○○七年，北京市蓋了一批檔次很高的住宅，市場價格在一萬五千元左右，卻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以四千元的低價賣給中直機關的司局級、副部級幹部。「經濟適用房」本來是照顧窮人的，卻被官員吃掉。
鄧小平以後，強人政治已經轉化為常人政治。進入中國高層領導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層是因為機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藉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他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動下作為。而在社會合力中，強勢群體的力量有著更大的權重，它左右著社會合力的方向。如果按這個社會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會就更加不公平，社會危機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違抗社會合力，又要防止強勢群體左右中國的發展方向，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權政治下，他們走不出這個困境。常人政治的領導人要走出這個困境，必須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用民主來制衡強勢群體。
（楊繼繩：新華社資深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
－－轉自《開放雜誌2008年7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