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歷史只剩下了等待嗎?

一位朋友經常感嘆,他們單位的一把手獨裁、自私,凡事都從一己私利出發,只要對他個人有利的,能撈到好處的,必優先搶佔,每天上班就躲在自己的辦公室,什麼正事也不做,把份內之事也都安排給其他人去做,稍有不順從,必遭他的嫉恨,立竿見影要進行打擊報復,作風之專橫,態度之野蠻,而且那麼肆無忌憚,都令這位正直的朋友有點忍受不了,認為在這樣的領導下,自己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並常常將原因歸結於這位領導的血型、性格。其實,天下烏鴉一般黑,每個單位,大大小小,都是大同小異,都是中國版專制的縮影,與個人的性格關係不是很大,根子還是在於我們的體制,完全是從上到下建立起來的,是一個控制型的結構,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是統治與被統治、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上級任命的單位頭頭是容不得不同意見、容不得反抗的,他代表的是一級權力,哪怕芝麻再小,也是自成一體,他只對上負責,對下就可以頤指氣使了,他掌握的權力範圍內,他有資源分配權,他之所以盡最大可能地優先佔有資源,這是他手中的權力所決定的。在這種權力機制下,即使他本性善良,也會被權力異化,逐漸變成一個冷血、自私、貪婪的人。

有時候,我會勸這位朋友幾句,說一切都會過去的,這種體制也總有改變的一天。他的回答讓我一時無語,人的一生就那麼些年,這樣的權力體制一拖給你拖個幾十年、一百年,這一輩子還有什麼指望?是啊,從這種落伍的權力體制過度到現代政治,起碼現在還看到一點痕跡,沒有權力的人活在這個社會是看不到什麼出路的。

謝韜先生上個世紀50年代就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的副校長,晚年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在他85歲時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充滿了悲涼和沉痛之感:

「我們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趕不走派。後來覺悟了,仍然是護黨派、改革救黨派,想方設法要救這個黨,改善黨,想黨變好,但悲哀在於逐漸發現,這個黨是很難救了,積重難返了,救不了了。怎麼辦!?一個是轉變,改弦更張,大氣量,大手筆,大政策,開歷史新局面,這可能性極小,一個是自我瓦解,自我毀滅,被人民拋棄。這是歷史的悲劇,人民(包括我們這一代)付出了那麼多的歷史代價,卻換來一個歷史悲劇,這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謝老先生的悲哀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哀,在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在年輕時代滿腔熱血參與革命的老人中,那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等到他們晚年覺醒時,一切都已晚了,大錯已經鑄成,悲劇已經發生。悲涼之霧,正籠罩著華夏大地,即便西門慶式的享樂也遮掩不住這種時代的氣氛。

改革到目前已成為一個虛詞,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改革的意義是虛無縹緲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對於強勢集團而言,改革意味著更大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佔有財富、佔有社會資源,如何繼續世代保持榮華富貴,這是強勢集團全部的出發點,對他們有利的,就要不惜代價去做,對他們不利的,也同樣不惜代價阻止。於是,我們眼看著這個社會一天天地腐爛,整體上的、制度性的腐敗侵蝕著社會的每個毛細血管,每個具備正常思維能力和良知尚存的人卻都無能為力。民眾,從來沒有一個時候想現在那樣感到無力,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挫傷了整個民族,使人艱於呼吸。許多時候,我們都陷入這樣一種無力、無奈的狀態中,思前想後,感到黑暗的力量真是太強大了,強大得甚至還可以延續一百年。由於生命的短暫,我們很可能沒有機會過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了。

改革和反腐一樣都成為舞台上的道具,需要時伸手取來,不需要時放在一邊。官場上,誰也不想啟動一場風險莫測的改革,拿自己的烏紗帽開玩笑,權位比什麼都重要已成為多數官員的共識。民間社會,馬鈴薯式的芸芸眾生早已習慣了認命,即使打著各種漂亮旗號的人,有幾個不是在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改革,改革,多少罪惡借汝之名而行。正是在改革、發展的堂皇名義下,一個個房地產大鱷、IT神話、行業壟斷的王國登場了,他們掌握了這個國家最大多數的經濟資源,他們佔據了借改革之名帶來的全部好處,他們的利益是與權力不受制約的前現代政治捆綁在一起的,他們沒有理由支持真的改革,保持現狀乃是他們的首選。他們分享著美麗的大餅,生活在比天堂還要天堂的人間,他們當然不願意進入沒有人可以穩操勝券的市場競爭中,他們當然不願意花更多成本去創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機制,因為他們在世俗社會的成功本來就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基礎之上,公平、公正是他們的剋星。

而今,利益的分配格局已基本完成,改革的動力已經喪失。對於強勢集團尤其是居於統治地位的人,主動實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確乎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來。因此,我們再也看不到力圖有一番作為的光緒帝,光緒帝瀛台修鐘的命運,胡、趙80年代的前車之鑑讓沉浮在權力舞台上的人們膽顫心寒,還有誰敢於冒失去權力的風險,去主張真正的改革?還有誰敢於拿自己的官場生命當兒戲,去思考國家民族的命運?成也敗也的考量、個人得失的計算超過了一切理想的衝動,已掌握一定權力資源的人不是按理想行事,而是按現實可能性行事的。這是個理想成為嘲弄的時代,社會的變遷完全是利益的槓桿在起作用,魯迅說,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爐子也要流血,鐵屋子如果沒有人呼喊要把屋頂掀掉,是連窗戶也開不出的。

歷史已進入這樣一個階段,那就是等待,也只剩下了等待,什麼時候天才會亮?沒有人知道,不會有人知道,也許很長,也許很短。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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