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辛灝年：太陽最紅的年代(上)

【辛灝年】各位留學生和華僑朋友，各位前輩和人士﹕首先我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文革史研究專家，對文革不具備專門的學問和細致的研究。所謂“術業有專攻”嘛！但我畢竟是一個半途出家的歷史研究者，對中國現代史，和對中國現代歷程有著深刻影響的世界近代歷史，有著一定範圍的知識，和一定程度的瞭解。而文革，畢竟又是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部份，它的發生、過程與結果，不可能與中國現代史及世界近現代史毫無關係，更不可能與近現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與世界共產革命的兩個禍首――馬克思主義和已經崩潰的共產黨俄國，沒有關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惡性傳播，沒有前蘇聯的扶植、命令和指揮，中國不會有共產黨，不會發生共產革命，更不可能篡立一個馬列中國，也就不可能出現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這麼一個“東西”。

其次我要說明的是，本人是文革的經歷者。但我是一個“文革逍遙派”。當然，真要說到“逍遙”，那也是假的，成天提心吊膽，又怎麼可能真正做到逍遙自在？所謂逍遙，就是沒有參加造反，沒有鬥爭過別人――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參加鬥爭大會時除外；不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背誦毛主席語錄――必須和大家一起學習、背誦的時候我還得裝模作樣地學和背；只要能夠不戴毛主席像章，就堅決不戴―― 必須別在胸前的時候我也不敢摘下來……。原因是，開始時，是別人不准我革命，因為我是右派分子的兒子，是黑五類；後來是我自己因為厭惡而堅決“不參加他們的革命造反”（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對我的採訪錄――“逍遙派說文革”一文）。再加上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們大鬧“革命”，而把我這等人忘卻了，我便有了機會，認真閱讀紅衛兵造反派抄家、焚書、坑儒、鬥民中間殘存下來的“封資修”，再就是寫作和拉琴，雖然也是“寫了又燒，燒了再寫”，原因是絕不敢保存下來。所以，我對文革和造反缺少感情，用文革造反派的話來說，就是“缺少某種革命精神”，卻對我今日反思文革有利。因為我沒有必須為自己的“文革行為”進行辯護或辯解的感情來由。另外，我們家雖也在文革中遭遇“家逃人散”，但畢竟還不是“家破人亡”。我的父母畢竟還是壽終正寢。我那個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哥，雖曾被造反派鬥爭得要自殺，但畢竟被家人攔了下來，後來還有很大成就。所以，從個人利害出發，我對文革的感受，也不至過於激烈。這自然能夠使我相對地冷靜一些。

我看了陳炯明的公子陳定炎先生為其父寫的“翻案巨著”，便是全面地歌頌其父和全盤地辱罵孫文（順便說一句，現在他的書成了中共“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惡攻孫中山的“主要歷史證據”）；我知道另一位國民黨後人，一個很有歷史修養、擁有豐富現代史知識的學者，在為其祖父作傳時，凡是對的事情，便全屬於他的祖父；凡是錯的事，便全屬於別人。這些都使我深知，當事人或當事人的後人，在回憶甚至研究往事時，難免會感情用事。而一旦感情用事，就難免會有些不客觀了，就不說有些人還不僅僅是感情用事那麼簡單。我以為，這也是我這樣一個有文革經歷的研究者所必須注意的，哪怕我只是一個“文革逍遙派”。正因為如此，我今天將努力不從感情、觀念、觀點出發來反思中共文革。我說努力，因為我知道，這很不容易。對於共產黨發動文革的空前罪惡行徑沒有看法，不深惡痛絕，那才叫不正常，也叫沒有良知。

我將在今天的講演中，勉力為大家勾勒出中共文革之所以發生、發動和為中華民族大造其孽的“來龍去脈”，也就是勾勒出一條文革的“基本線索和簡單線索”。希望大家，不論是文革經歷者，還是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青朋友，都能因一條較為接近真實的歷史脈絡，而作出自己的客觀判斷，或進一步去作自己的研究。倘能如此，我就算是盡了心了。這是我的開場白，也是多餘的話。今天，我將圍繞著文革講十二個問題，就算是我個人粗淺的反思。

中共徹底否定文革了嗎

【辛灝年】現在有一個理論，是說“因為中共徹底否定了文革，所以我們就不能完全否定文革”。我有些不以為然。就不說這還是毛澤東那句“最高指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翻版，單單說在事實上，中共根本就沒有徹底否定他那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我說中共之所以沒有徹底否定文革，有這樣幾個理由﹕

1、中共與文革的關係―文革是中共中央決定發動的

【辛灝年】我們首先要明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決定發動的。第一，中共為發動文化革命，曾先後由中共中央建立過兩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第一個是在1964年7月初，中共中央曾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成立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從此，文化革命就首先在文化界展開起來了。我後面會詳細說到。第二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則建立於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因為這次會議打倒了前文革小組的幾乎所有主要成員，還揪出了所謂“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所以，中共中央才決定成立第二個文革領導小組，它的成員則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五個人，包括後來的所謂四人幫，都很快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第二，中共正式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發動文革的“516通知”，也是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的。也就是說，是中共中央決定發動的。所以，不論文革是不是毛澤東發動的，在決議上，在程式上， 他都是由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決定發動的。所以，在誰發動了文革的問題上，無論如何也撇不開中國共產黨自身。至於康生、江清、陳伯達、張春橋等人，都是共產黨，更是文革期間中共的核心領導成員，而不是國民黨或其他任何一個黨的成員，我就不說了。

2、毛澤東與中共的關係－毛是中共的領袖和主席

【辛灝年】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現在，一些文革的經歷者和文革的研究者們，常常都把文革的發動歸咎於毛澤東一人，卻忘記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第一，是他們忘記了毛澤東乃是中共的領袖，從1935年遵義會議算起，到1966年文革發動，毛澤東已經作了中國共產黨的31年偉大領袖；從1945年中共“七大”算起，到文革發動，毛澤東已經做了2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所以，不論是對外還是對內，毛澤東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代表。也就是說，毛代表了共產黨，共產黨以他為代表。換句話說，毛澤東做的事，就是共產黨做的；共產黨做的事，也就是毛澤東做的。這是天經地義的，所謂“擒賊擒王”，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文革後的中共中央當真要徹底否定文革，就必須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自身，起碼是要否定文革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但這是中國共產黨做不到的，也不敢做到的。因為，直到今天，他還在吹噓自己一貫是“偉大、光榮、正確”。

第二，正因為如此，當鄧小平要搞改革開放，而不得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澤東的時候，他只能說，毛是“三七開”。也就是“三分過，七分功”。到了1981年，他又忽然像是大夢初醒似的對全黨說道﹕“我們決不能否定毛澤東同志。如果我們否定了毛澤東同志，就等於把我們黨、把我們自己全部否定了……”，從此，他非但不再否定毛，甚至還要求把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解放到“毛澤東的科學思想體系里面去”。2006年，中共“光明日報”網站在已經發表了一系列批判辛灝年的文章之後，又發表了一篇評“辛灝年現象”的文章，這篇大批判文章的作者，聲嘶力竭地叫嚷說，“我們就是不能否定毛澤東，不能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毛澤東曾多次地發表過一個“最高指示”，他說，“我一生只做過兩件事，一是打倒蔣介石，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如果把毛澤東發動文革徹底否定了，就等於否定了半個毛澤東，那就不是“三七開”，而是“五五開”了！就不說，中國大陸對歷史的反思，也已經把毛澤東“打倒蔣介石”到底對不對的歷史疑問，尖銳地擺到了共產黨的面前。今天我就不說了。如果我說了，那毛澤東就是“十、零”開，就是“只有罪行，沒有功勞”了。

所以，我才說，中共根本沒有徹底否定文革。因為，他一是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二是更不能徹底否定共產黨。因為否定了毛澤東和共產黨，就連他們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實際上，是把文革藏進了保險箱里面。不是“不願顯寶”，而是“不敢顯寶”。因為，文革這個“寶貝”不僅可怕，而且會讓他丟臉、丟醜，甚至會給他帶來危險或危機。我們只有認清了這個要害，才能明白，今年雖值中共發動文革四十周年，中共非但自己不作“紀念”、也絕不容許中國的老百姓反思和批判的原因。倘使中共真是徹底地否定了文革，那還要把它藏著、掖著做什麼呢？至於有些人在海外糊里糊塗地喊著要“紀念文革”，我聽著也是有些納悶的。因為，文革還有什麼可以“紀念”的呢？對文革只能是反思、是研究、是批判、是否定，是接受這一史無前例的慘痛歷史教訓。

【林丹】文化一詞，在維基百科中是這樣被注釋的。文化的概念是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他將文化定義爲“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爲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複雜整體”。可見文化囊括了人類社會相當廣闊和深刻的層面。可以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

文革作爲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它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爲深刻，影響也更加深遠。十年浩劫切斷了中國人，與其歷史、傳統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聯繫，顛覆了他們傳統的價值觀。它對中國人心靈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那麽文革的發動者爲什麽要以文化作爲這場政治運動的發端呢?

中共將政治浩劫定名為文化大革命的緣由

【辛灝年】眾所周知的是，文革確實是一場“革命”，因為，他革掉了太多的命。它不僅革了千千萬萬無辜百姓的命，而且革了許多共產黨人自己的命。但是，中共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浩劫”，為什麼又要被他自己稱做是一場“文化大革命”呢？它跟文化到底有沒有關係？又有著怎樣的關係？

1、文化從來就是共產革命的工具玩偶和一部份

【辛灝年】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中國共產革命是世界共產革命的一個部分。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國際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這個世界共產革命，在理論上早就由馬克思提出了“要與一切傳統觀念決裂”，以建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的觀念。在列寧十月“背叛”成功、並且篡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黨主”專制的國家之後，文化就更是公開地被當成了共產黨、共產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和玩偶。

早在1919年之前，列寧就已經規定了文學的“黨性原則”、即“黨的文學”和“黨的文化”原則，規定了“文化和文學必須是屬於黨的”。他的著名論文“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就為其後各國的共產黨規定了“文學和文化必須由共產黨來組織和領導，必須是共產黨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必須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是說，文化從思想到藝術，從主題到內容，從內容到形式，都必須為共產黨所“專有”，為共產黨所“專用”，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列寧的名言，也是中共所津津樂道的，就是“文學是整個共產主義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1919年，列寧在前蘇聯建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協會”。這個文化協會的宗旨就是﹕“號召階級鬥爭、鼓吹無產革命、規定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創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它的口號竟是﹕“恐嚇階級敵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它的行為則是﹕“打擊敵對文學、批判自由文學、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隊伍”。高爾基的名言就是﹕“敵人不投降，那就消滅他！”無產階級文化的血淋淋的形象，就這樣為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喊叫出來了。

後來，史達林根據列寧的教導，根據前蘇聯國內現實的需要，又具體地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將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及其必須“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原則，進一步推展到了“歌頌社會主義、歌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和“鼓吹階級鬥爭、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範圍和高度。文化，在史達林的手里，終於完全地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工具及玩偶”。

2、中共和毛澤東將文化當成誘發政治運動的陰謀手段

【辛灝年】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毛澤東完全地繼承了列寧和史達林的衣缽，在他們瘋狂地發動中國共產革命和殘酷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歲月里面，非但以列寧和史達林為榜樣，而且創造性地把文化當成了可以任意使用、任意玩弄的的工具和玩偶，直到把文化當成他們發動歷次政治運動以整殺人民、甚至是整殺自己黨人的血淋淋手段。

1927年，當史達林直接領導的中國共產革命遭遇失敗之後，前蘇聯為了能夠重新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首先在中國所做的，就是發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他們首先提出了 “創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文學為第四階級服務”的口號。然後就為緊密配合史達林一再交給中共的三大革命任務――“發動武裝暴動、號召土地革命、建立認前蘇聯為祖國的蘇維埃政權即“蘇區”，和旨在分裂中國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僅在上海建立了直接由中共中央文化委員會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即“左聯”，宣誓自己是“勝利不然就死”和要“進行血腥鬥爭”的文學，甚至創作小說來公然號召“殺光國民黨，以造成一個赤色的天下”。請大家參閱共產革命作家胡也頻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所公開出版的長篇小說“到莫斯科去”，及其他共產派作家的作品，就會一目了然。

上個世紀40年代初，中共和毛澤東在延安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以準備奪權打天下，同時還在理論上劃清了“歌頌和暴露”的問題，即要求“革命作家”都要歌頌“不抗戰、假抗戰和正在全面準備內戰的延安”，卻要暴露和鞭韃“正在堅持領導艱苦抗戰的重慶”。大家有閑暇的時候，可以讀一些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共產派作家們的“革命作品”。至於四十年代末期，當“毛管區”的共產黨正在發動“打天下”的內戰時，共產黨又是怎樣發動他們那些自由地生活和創作在“蔣管區”的革命作家們，在理論到創作上，利用一切形式揭露和抨擊“國民黨反動黑暗統治和國民黨反動派是怎樣要發動內戰”的。對此，只要翻一翻中共禦用文人所寫的“文學史”，就會一清二楚。

50年代，中共和毛澤東提出了“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也就是要用“文藝來為他們復辟專制、架構共產專制極權制度服務”。為此，他們便用文藝來“教育”人民必須“與一切傳統觀念決裂”，籍以否定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更用文藝來宣傳階級和階級鬥爭，籍以達到他們要用“階級性來取代和消滅人性”的共產革命目的；特別是用文藝來進行所謂的“革命傳統教育”，迫使文藝家們大量地製造具有歷史欺騙意義的文學藝術作品，如著名的“金陵春夢”、“青春之歌”、“紅岩”等等。與此同時，還密切地將文藝和毛澤東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政治運動相結合，使文學和藝術成為歌頌共產黨，歌頌毛澤東，歌頌社會主義，歌頌他們的殘暴革命和殘酷專政，歌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工具和玩偶，從而欺騙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扭曲了整整一代人的心靈。

60年代，中共提出“文學要反映階級鬥爭的現實”，為毛澤東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作證”，幾乎將所有的文學和藝術都批上了階級鬥爭的血淋淋外衣；同時開始大面積地製作“造神文學”，即神話毛澤東，樹立毛澤東在天上和地上直至在全世界的絕對權威，以為毛澤東要奪回在黨內失去的權力製造革命輿論，對此，我將在後面詳細地予以說明。至於文革中的文藝發展，就不必說了，一句“三突出”的革命創作方法，倒真的是將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創造性地發展到了“人間的頂峰”。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因為他認為小說“劉志丹”歌頌了劉志丹的陝北紅軍，而貶低了他。其實，共產黨和毛澤東早就在利用文化為他們的“奪權和專政”服務了。特別是“解放後”，文藝更是成了共產黨和毛澤東整人和殺人的“革命法寶”之一。從1949年直到到1976年毛澤東死，他利用文學、利用文藝來打擊“階級敵人”，打擊那些不夠聽話或聽錯了話的的“文藝走狗”，打擊曾在“解放前”為他們大效犬馬之勞的共產派、即所謂左派文藝家們，早已為無數文藝家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所證明。至於以批判電影“武訓傳”、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鬥爭文藝界的右派、批判“中間人物”論、批判“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批判電影“桃花扇”、電影“早春二月”等等為手段，來尋找藉口，藉以在黨內和黨外引發整人害人的政治運動，同樣是舉不勝舉。但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實為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所僅見。

3、文化終於成為中共發動文革的藉口與突破口

【辛灝年】文化（包括學術），在中共和毛澤東手里，終於成了他們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換言之，文化一如既往，成了中共和毛澤東藉以發動政治運動的有力工具和陰謀手段。還是讓我們用事實來說話。

在學術上﹕1963年，投機的戚本禹在《歷史研究》雜誌發表了批判李秀成文章。戚開初只是認爲中國正在“防修反修”，於是他就想從近代史上找到同類例證，以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也是“晚節不終”。他當然是想投機，直到今天，中國類似的學術文化人仍然是大有人在。文章發表後，他受到周揚、翦伯贊及史學界的強烈批評，戚甚至已經準備寫書面檢查。未想，年底，毛婦江青居然親自找戚談話，說“ 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揚了你，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主席認爲黨內叛徒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爲黨立了一功，你可別驕傲，要繼續寫 ”。顯然，他在有心投機、未敢邀寵之間，被正要尋找藉口和突破口的毛澤東驚喜地發現了“他的存在和意義”。

1964年，戚本禹發表第二篇論文，乾脆明確地提出了叛徒問題，從李秀成、汪精衛、彭德懷到赫魯曉夫，他都大批特批，其勢洶洶，頓時在學術界引起紛亂。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開始遵旨在理論上搬開發動一場文化革命的絆腳石。學術界的大批判風由此而全面興起。

1965年 12月，《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爲革命而研究歷史》，公開批判翦伯贊，要遵旨打倒歷史界的攔路虎。

1967年4月1日，文化革命開始後，他“終於”發表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開始公開影射劉少奇的所謂歷史問題。第二年，劉少奇終被打爲“叛徒、內奸、工賊”，戚不可謂功勞不大。因為“叛徒”問題，恰是毛要整殺劉少奇的籍口和重心。而且也正是有了叛徒這個罪名，毛才將由劉少奇借安子文之手所控制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徹底打翻，並由此而抓出了六十一個共產黨叛徒所組成的“叛徒集團”，即劉少奇的所謂嫡系人馬。至於開始曾批評過戚本禹的周陽、吳唅和翦伯贊，吳和翦均在文革中遭遇了批判和鬥爭，並因此被逼自殺；周揚則在文革中被首先鬥爭和打倒……

在文藝界﹕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5月6日、7日，《文匯報》發表《“有鬼無害”論》，點名批判了孟超的劇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此開始了在報刊上公開批判文藝學術界不抓階級鬥爭的修正主義代表人物。這顯然是一個信號。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寫了一個批語，說：“文藝界的人數很多，問題不少，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又說：“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隨後，根據這個批語，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其所屬各協會開始整風，實際上則是文藝界的文化革命已經開始。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又在文藝界整風報告的批語中指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文化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並立即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一步發動了政治批判。文化革命的批判和鬥爭已經在文藝界展開。

1964年7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共和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組織領導階段。只是這個文革命領導小組的領導者們，不合毛澤東的意，還是劉少奇的人。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復》，公開免去了齊燕銘、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也就是說，在文化界已經有“走資派”率先被免去了“官位”，被打倒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的親自策劃和江青的直接介入下，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開始直接將文化大革命引向了殘酷的政治鬥爭。明眼人都看出來，又一場殘酷的政治整殺就要漫天漫地地發動起來。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剪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幷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擔任寫稿的“三家村劄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人民日報立即開始揭發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話”以及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民間連兒歌也編出來了，到處都在唱“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壞蛋是一家……”文化可以被用來“運動群眾”發動文革的巨大“優勢”，已經充分地展現起來了。

1966年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經過毛澤東修改和同意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是江青在2月2日至20日，於上海邀集解放軍的四個人，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座談之後寫成的。3月19日，毛澤東親自作了修改，同意江青將“座談紀要”送給林彪。不久，林彪又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報送中共中央審批。該“紀要”認為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綫專了我們的政”。“紀要”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綫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綫。”這個“紀要”不僅表明了毛澤東要把這根“黑線”全部拉出來，更反映了毛澤東要以文化爲突破口，發動一場“政治浩劫”的決心。

4、文革本身就是一場“革中華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

【辛灝年】歷史的事實是，文革從開場到結束，中共始終繼續文革前十七年“否定民族歷史、批判民族文化”的做法，繼續在馬克思“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外族反動思想教條之下，號召“破四舊、立四新”，公開地、瘋狂地和史無前例地否定、踐踏、焚燒和毀棄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從黃帝陵到孔廟，從宗教廟宇到文物古籍，絕大多數都遭遇了文化革命的毒焰，它們幾乎被紅衛兵和造反派破壞無餘。他們在全國各地“沖擊寺院、古跡，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燒藏書、名家字畫、仿古工藝品；砸毀文物，燒戲裝、毀道具；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強迫僧尼還俗…… 以北京為例，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北京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在80年代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竟有4922處被毀，其中絕大多數毀於文革中。被毀的文物古跡中，最嚴重的是古代建築、各種塑像和石刻石碑。共計有200多座古建築被拆毀、拆除，700多尊佛像被砸毀，120多塊被毀棄……。” 與1871年巴黎公社反撲剛剛重建的法蘭西共和國（第三）的造反暴動中，曾大肆地抄砸焚毀巴黎的文物古籍、宮殿廟宇相比，毫不遜色； 說它是一場“要革中華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非但毫不虛誇，而且空前絕後。

5、文革瘋狂地革掉了無數中國文化人的性命

【辛灝年】毫不誇張的是，整個文革期間，共產黨和毛澤東，還有他們親自指揮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在對文化的破壞、毀滅和對文化人的鬥爭、批判和迫害上，不但繼承了文革前十七年一貫是“絕不手軟”的做法，而且將它發展到了歷史性迫害的頂峰。既使文化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破壞，更使文化人遭遇了亙古未有的殘酷整殺。由此，文化人成了文革中受害最深、最長和最慘痛的一群。多少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演員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無辜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因被強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而慘遭批判和鬥爭。僅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藝術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為共產黨打天下曾“功勛卓著”的共產派文化人幾乎被一網打盡。被共產黨封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員的舒秀文、上官雲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只能含恨訣別人間。安徽的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雖已被逼自殺，屍體還要被軍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脫光解剖”，要“尋找向台灣國民黨發報的發報機”……。據此，難道說文革還不是一場革了太多中國文化人性命的“文化大革命嗎” ？

今天，當文革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時候，竟然在海外的“紀念”中，出現了“對文革中那些被迫害至死的普統人沒有必要研究”的說法，和整個文革雖然“死傷巨萬”，竟“只有被迫害者、而沒有迫害者”的“研究”，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似乎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的是﹕與文革中任何一個被迫害至死的作家、藝術家和文化人相比，則文革中的任何一個“革命造反有功”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都顯得無足輕重。就不說千千萬萬同樣遭遇了迫害和逼殺的學者、科學家和知識分子這些“普通人”了。

【林丹】文革由少數人發動的政治運動，逐漸演變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在那个瘋狂的年代，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被卷入了其中。十年文革，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著文革的傷痕，每一個家庭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可以說文革改變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也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文革的發動者敢於以國家和民族的存亡作爲代價，來發動這樣一場政治運動呢?

中共發動文革的“表面政治籍口與內在政治原由”是什麼？

1、表面政治藉口﹕“外亦有修”和“內亦有修”

【辛灝年】中共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表面政治藉口，就是因為“外亦有修、內亦有修”，和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所謂外亦有修，就是指蘇聯出現了修正主義――否定了史達林主義，放棄了階級鬥爭，要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搞“三和一少”。於是，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曾聯名對前蘇共中央發表了9篇公開信，即評論員文章。因此，中蘇兩黨和中蘇兩國關系急劇惡化。當然在實際上，一是在史達林死後，中共和毛澤東要和前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二是赫魯曉夫在前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否定了史達林，造成了中共黨內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危機；特別是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遭遇全面失敗之後，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政治勢力，顯然對他採取了“逼宮”的行為。

所謂內亦有修﹕毛鑒於上述情形的出現，終於苦思冥想地提出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領導人和官僚資產者階級”的嶄新政治概念。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說法。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也就是說，毛澤東不僅找到了“罪名”，而且找到了“治罪”的方法，即嶄新的“革命概念”。這個方法和概念就是指﹕既然外部和內部都出現了修正主義，所以，就要在“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制的前提條件”之下，要繼續發動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號召群眾起來打倒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即“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十七年間，因共產黨在全中國的罪惡統治，而造成的“黨和民”之間的深刻矛盾，及其不容爆發的沖突，竟然成了毛澤東要繼續革命的“發動力”。也就是說，在“革命的對象”已經擺在毛的面前時，毛終於找到了“革命的力量”，並找到了“革命的契機和主題”。更何況，他那個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革命的大方向”，既然早就是共產黨“革命專政”的主體內容和根本目標，誰還敢公開反對呢？

2、內在政治原由﹕“天無二日”和“國無二主”

【辛灝年】如前所述，蘇共二十大批判了史達林也否定了史達林，特別是明確地提出了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個人崇拜現象，將列寧死後，前蘇聯所出現的殘酷專制，歸咎於史達林的個人獨裁和殘暴的史達林主義。甚至直到今天，在俄國歷史學界談到前蘇聯的罪惡歷史時，竟仍然將蘇共的罪惡全然並於史達林一身（參閱《共產主義黑皮書》，英文版名﹕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 哈佛大學出版社）。

蘇共二十大刺激了中共和毛澤東，幾乎是同時爆發的“匈牙利事件”更是刺激了神經已經緊張的毛澤東和中”。於是，一場也要反對個人崇拜和更要維護個人崇拜的鬥爭，伴隨著一場要拼命維護共產黨專制統治的鬥爭，就在風雲際會之間，悄悄地、卻又是激烈地表現出來了。

中共敢於發動文革的“歷史經驗”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要發動一場名謂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浩劫”，並非沒有歷史經驗可以汲取。

1、中共擁有列寧史達林製造暴亂內訌的成功歷史經驗

【辛灝年】第一、毛澤東深得列寧的政治謀略，即布爾什維克的奪權經驗――“用小組織搞亂大社會”。因為一個有堅定目標、堅強信念、嚴密組織、大膽謀略、並敢於不擇手段的“小組織”，相對於一個思想分歧、信念猶疑、組織鬆散、沒有策略，並且不善策劃陰謀、不敢不擇手段的大組織和大社會來說，這個小組織常常是難以想象地充滿著“戰鬥力量”。而它對大組織和大社會進行戰鬥的拿手好戲，就是先搞亂它，再征服它，就是“亂中奪權”。列寧用這個辦法，對內搞垮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人數眾多的孟什維克派，更搞亂了二月民主革命成功後的整個俄國社會，並終於在他所一手製造的大混亂中，推翻了俄國二月民主革命所創建的“俄羅斯第一共和國”，奪取了政權。

中共和毛澤東的革命，不僅在列寧和史達林的把手教唆之下，深闇其理，大獲成功；而且，毛澤東的所謂“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革命體會，就更是得到了列寧的“真傳”。所以，毛澤東在為了對付劉少奇的“大塊”黨內力量時，也決心要如法炮製。“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數人的手里”，就是毛要發動文革、摧毀黨內多數派的重要由頭之一；建立一個以他為首，以毛婦江青為“狗”（江青曾在法庭上高叫“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和以林彪、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野心家為核心的陰謀小集團，就是他所建立的一個嚴密堅定、猶如“黑幫”式的“小組織”；然後就是以“策劃陰謀和不擇手段”來搞亂對方的陣腳，搞亂自己的黨，直至搞亂整個社會，則是他的具體戰略；再就是不顧一切犧牲地直奔自己的奪權目標，便是他以“小組織”進行血腥戰鬥的又一次“革命實踐”……。毛澤東正是用這種手段，打倒了蔣介石；現在，他還要用這個手段，來打倒劉少奇。何況他畢竟還有一個“全黨全國之偉大領袖”的光環在身，更有林彪所統帥的軍隊作後盾呢！

第二、如果說劉、鄧要接受史達林的教訓，毛澤東則要吸收史達林的經驗。因為，劉、鄧為自己這一路“開國功臣”著想，必須防止毛象史達林那樣，也對他們進行一場“大清洗”，從而將他們這些共產革命家也推進共產革命的地獄；而毛面對著劉家黨試圖對他“搶班奪權”，便一定要以史達林為榜樣，來一場“大清洗”，以消除眼前的危險和“身後”的危機――毛當然擔心自己死後，他的這班人馬對他會象赫魯曉夫對待史達林一樣。好在史達林為毛早就準備好了對付自己人的整殺經驗。這就是史達林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發動的那一場“政治大清洗”。

為了驗證毛是如何接受了史達林的政治經驗的，我以為有必要將史達林的政治大清洗作一個簡單的介紹。這樣，我們才會對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過程，特別是對什麼才叫做共產革命，有一個更加明晰的歷史性認知。

一是史達林大政治大清洗的時間範疇。史達林對內的政治清洗，應該說伴隨著他上臺和掌權的整個過程。但被稱為“大清洗”的歲月，也就是高峰期，則是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間。

二是史達林政治大清洗的表面理由即導火線。一個是暗殺事件，即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遇刺身亡；另一個是史達林藉口希特勒有可能發動對蘇聯的侵略戰爭。前者使史達林有了對內大抓階級鬥爭和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由頭，後者則使史達林有了為保衛蘇聯而必須肅清內部叛徒和特務的理由。

三是史達林政治大清洗的內在原因。說白了，就是史達林要“清除異己”。因為，史達林接列寧的班，首先用的是欺騙的方法。他在和那些資歷與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有些人比他更擁有接班的影響、地位和權力的時候，他曾狡猾地提出了“列寧的事業，不是一個人可以接班的，而只能由我們集體地來繼承”。這在當時，不僅對接班可能產生的爭執甚至內訌起到了緩解的作傭，更為史達林在此後各個擊破和走向獨裁埋下了基礎。正因為如此，史達林才一步一步地在對蘇共黨內的清洗中，奪取了最高的權力，但也因此而製造下了黨內的不滿，甚至是同夥們的長期抗爭。三十年代，當史達林的獨裁權力終於已經完全穩定下來時，他便要展開一場大清洗，來解決他的宿敵，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了。

四是大清洗的對象、手段與結果。首先是對內﹕史達林製造了一個“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恐怖中心”和“托洛茨基右派集團”、即莫須有的“託派”。猶如毛澤東後來所製造的“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六十一個叛徒集團”一樣。為了清洗這個“中心”和“集團”，史達林將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時的六位政治局成員中的四個人處決，將六人中僅存的托洛茨基開除黨籍。托洛茨基後來雖然逃到了墨西哥，卻仍然於1940年被史達林派人將他暗殺。

史達林還將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寧逝世期間被選入政治局的四名委員處決；另一人米哈伊爾˙湯姆斯基被迫自殺，七人中惟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寧兩人幸存。

史達林對他的中央委員會也進行了大清洗。1934年參加蘇共第17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幾乎所有這些人或被處決、或遭迫害而死於獄中。這個比例與毛澤東清洗他的中央委員們頗為相似。但史達林用的是硬刀子殺人的手段，毛澤東則用的是軟刀子殺人的手段，毛的中央委員沒有那末多被公開處決和迫害至死。

史達林沒有放過他的軍隊。紅軍五位元帥中的3位，15位陸軍將軍中的13位，九位海軍上將中的8位，57位軍長中的50位，186位師長中的154位元，全部16位元陸軍政治委員，28位軍政治委員中的25位，均在清洗中被撤職。著名的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處決。原因是史達林要借機將參加過共產革命，曾為共産黨推翻“俄羅斯共和國”賣過命的，原沙皇俄國的舊軍官們，斬盡殺絕。這一點，中共和毛澤東早就在抗美援朝中和後來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全部做到了。而且在文革中，被餓死的彭德懷將軍，被活活打死的張學思將軍（張學良之弟），被逼迫跳井的陶勇將軍等等，其數目也相當可觀。中共文革尚未解密，確切的數字還無法出臺公佈。

在大清洗中，共產革命元勛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曾當面向史達林、伏羅希洛夫和葉果夫曾提出願意“認罪”，條件是希望政治局保證他們及其親人不被殺害。雖然史達林表面上答應給予他們這個保證，但是事後他們和他們的親人還是被關押和槍斃。著名的共產黨領袖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屬不受害爲“認罪”條件，但他的妻子還是被關進了勞改營。毛澤東在文革大清洗中的狠勁，與史達林如出一轍。

其次是對外。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前蘇聯，雖然富農“作爲階級已經被消滅”，這是史達林曾親自宣佈的。但是，1937年7月30日，即在史達林的政治大清洗最瘋狂的時候，前蘇聯的秘密警察還是發佈了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凶”和其他反蘇聯分子的命令。這個命令後來成爲前蘇聯秘密警察鎮壓人民的“依據”。史達林用重新製造階級鬥爭的方法，來保衛他的政治大清洗能夠順利進行，以免他對內部的大清洗，可能造成外部“階級敵人”趁機造反甚至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大好機遇。對此，發動文革、旨在對中共黨內進行大清洗的毛澤東心領神會。他在文革中，始終都是把大抓階級鬥爭、持續地殘酷鎮壓“新舊階級敵人”當作大事來抓。我在後面將會專門談及。

在大清洗中，前蘇聯秘密警察根據史達林的旨意，是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計劃殺人數字）來屠殺少數民族人民的。同時，前蘇聯的上級軍官們，也是按照一定的統計數據，來下令當地的秘密警察關押和處決一定數量的“反革命分子”的。這一手，毛澤東早已學會。他在1949年以後中共所發動的歷次運動中，都曾親自規定殺人的比例數字。在文革中，他更是變本加厲。

史達林死後，在前蘇共準備召開第20次黨代會時，蘇共黨內有一個特殊委員會曾下令內政部統計史達林在大清洗中的殺人數目。結果，這個來自蘇共官方的統計數字指明，僅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史達林本人就簽署了681,692人的處決令。後來，一個重要的俄羅斯人權組織公佈了前為蘇聯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單，這個名單中，共紀錄有1,345,796個俄羅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澤東在文革中殺人的“成就”要比史達林大得多。

2、中共擁有大膽嗜殺和製造內訌的雙重歷史經驗

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貧下中農出身的朱元璋，就是為了給自己的兒子拔除“接班的蒺藜”，才幹出了“火燒功臣樓”的“壯舉”，幾乎將大明朝的開國功臣們屠殺一盡。毛澤東在做了“開國的主席”之後，不僅早已在一步步地“殺功臣”，諸如打擊高崗反黨集團、打擊彭德懷反黨集團等；而且在文革中，發動群眾鬥跨、更鬥死了太多的“開國老幹部”們……

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就是利用韋昌輝殺掉了大權在握的楊秀清，然後又自己動手殺掉了韋昌輝的。這與毛澤東先利用林彪除掉劉少奇，然後再自己動手“逼迫林彪從天掉下來”，並無兩樣。至於中共和毛澤東所發動和領導的那一場現代農民造反，實際是“流民”造反，以及他們那個在歐洲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因在中國造反成功所篡立的北京洋教政權，又是如何兼收並蓄地吸取了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們，和歐洲共產革命歷史上諸如法國的巴貝夫革命、法國的巴黎公社造反，以及俄國列寧的十月背叛，所共同擁有的實行殘酷嗜殺與製造血腥內訌經驗的，我今天就不再細說了。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還包含著毛澤東自己從事和領導中國共產革命的殘忍歷史經驗。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當中國共產黨服從前蘇共和史達林的命令，在中國發動工農革命，發動武裝暴動，篡立“認蘇聯為祖國的蘇維埃政權”，甚至為了分裂中國而篡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毛澤東自己就曾遵照前蘇共的命令，在他親自發動的“富田事變”中，一次就殘殺過自己黨人達十萬之多。至於其時在史達林的命令下，他們在江西“蘇區”和所有的“蘇區”，即“前蘇聯通過第三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佔領和奪權的地區”，殺AB團，殺托洛斯基派，殺社會民主黨，就更是令人矚目驚心。特別是後來，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這一長達四年的殺人整人運動中，共產黨對自己人的迫害和殺戮，與後來毛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沒有兩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貝聿先生著的《中國左禍》及《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相關章節）。中共領袖王明，就在他的《中共五十年》這一本書中，指斥毛澤東在延安發動的“整風”，就是毛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只不過，延安整風的第一個打倒對像是他王明；而文化大革命第一個要打倒的，則是曾幫助毛澤東打倒了王明的劉少奇。

毛澤東在他所學到手的和曾親自創造的歷史經驗中，得出了兩個無往而不敗的經驗﹕一個就是“誰狠誰贏”，另一個則是“誰敢搞、會搞陰謀，誰贏”。這兩條重要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在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都用上了，也全部都用“對”了。劉少奇輸就輸在他與毛澤東相比，還不夠“狠”、也不夠“陰”。

3、中共擁有“欺騙群眾和運動群眾”的重要歷史經驗

【辛灝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還有一個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歷史經驗。這就是他比列寧和史達林更具有“欺騙群眾和運動群眾”的豐富歷史經驗，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當然，這與中國自辛亥之後的複雜歷史進程，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欺騙性，有很大的關係。

我只想簡單提及的是﹕1935年北京的“12˙9”運動，根本就不是一場“抗日救國”的學生運動，而是共產黨陰謀策劃和公開發動的一場“抗日救共”運動。即“抗日是假，救共是真”。不過是藉口抗日，以實行自救（可參閱《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相關章節）。這個運動的最高策劃者，就是劉少奇。劉正是因為這一歷史的“大功勞”，才獲得了共產黨“白區工作模範的光榮稱號”。問題是，太多幼稚的青年學生，不僅被他們欺騙了，而且被他們大大地“運動”了一番，甚至影響深遠。

在1937至1945年的“大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中，共產黨的黨用文藝家們，雖然創作了太多美麗豪邁的抗日文藝，諸如“黃河大合唱”、“遊擊隊之歌”等等，但是，共產黨和毛澤東卻“不是決心從蔣抗日，而是決策日蔣火併”；“不是遊擊戰，而是遊而不戰”；“不是抗日和真抗戰，而是不抗日、假抗戰和謀擴張”；“不是要消滅日本侵略者，而是要與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出賣正在浴血抗日的大中華民國” ； “不是開展大生產運動以堅持抗戰，而是大種鴉片在359旅駐地的南泥灣”――既要毒害日本佔領區和中國大後方的本國人民，更要用賣鴉片的錢來‘揍國民黨’”（參閱佛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雖然花籃里的鴉片“香”遍了南泥灣，“香”遍了陝北，甚至“香”到了“解放後”和全中國大陸，甚至一直“香”到了今天的台灣和海外……。人民不僅被共產黨欺騙了，而且被共產黨“運動”起來，“歌頌中共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偉大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人民還被共產黨“運動”起來，人人（包括民運人士在內）都會誣蔑、指罵曾為國、為民殊死抗戰的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不抵抗’”，竟然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之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全面投降之夜，明明是共產黨立即在“毛管區”發動了內戰，卻又是共產黨從此在“蔣管區”長期地發動了“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中共的黨史學家們早就學著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異口同聲地讚頌道﹕“1945至1949年的三大學生運動，不僅是我黨點燃的烈火……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而且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三大戰役的直接配合……”。但是，當年的年青學生們，還是被他們大大地欺騙了，更為他們熱烈地“運動”起來了。我那個一九四八年考進北京大學的大哥，後來的“反動學術權威”和南開大學名教授，當時就是“三菜一湯白麵饅頭”吃得飽飽的之後，便跟著共產黨的地下黨們上街“反饑餓”去了（可參閱《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相關章節和國內更多反思1945至1949中共學生運動的著述）…… 還需要我把類似的例子再舉下去嗎？1949年之後直至文革前，共產黨和毛澤東歷次“運動群眾的成功歷史經驗”，我看就不用說了吧！

朋友們，千萬不要小視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這些重要的和豐富的“歷史經驗”。正是這些歷史的陰謀與謀略及其一再地大獲成功，才造就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敢於發動文革以拼死一搏的“膽量”和“決心”。

第一，因為只要一談及黨內的路線鬥爭，毛澤東就是“一貫正確”。這就使他為發動文化大革命而大搞路線鬥爭，以鬥垮鬥倒鬥爛劉少奇，帶來了“勝利的先機”。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特別是1935年毛澤東做了中共的核心和領袖之後，曾有過幾次大的路線鬥爭，但幾乎每一次路線鬥爭，毛澤東都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和路線鬥爭的勝利者。在1935年元月的遵義會議上，在黨內兩條不同的“逃跑路線”的鬥爭中，毛澤東的逃跑路線佔了上峰，毛因此而拯救了黨、拯救了他們的“革命”，更因此而成為黨、特別是軍隊的領袖。在大中華民國全面抗戰爆發以後，當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真抗日路線”和毛澤東為代表的“假抗日路線”發生激烈爭執時，又是毛澤東的“假抗日路線”獲得了勝利，由此毛澤東不僅保存了共產黨，而且發展了共產黨，尤其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就是“為未來的那一場人民解放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因此雖成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大災星”，卻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大救星”。毛澤東曾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洋洋得意地誇口自己當年不准八路軍和新四軍真抗日乃是如何英明正確的談話，已經成為歷史的證據（參閱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廬山會議回憶錄》）。毛澤東在這兩大路線鬥爭中的勝利，都救了共產黨的命，更造就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特別是第一次他讓周恩來從此服從了他，第二次他則讓劉少奇成了他最重要的打手。所以，就黨的歷史、黨的命運、毛的歷史、毛的“功績”和毛與劉少奇的“主從關係”來說，只要一談路線鬥爭，劉少奇就已經不是他的對手，或者說，劉的腰桿子是硬不起來的。這就為他發動一場要打倒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一定的“政治保險”係數。

第二，對毛澤東來說，另一個“政治保險”則更為重要。這個政治保險，就是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從來也沒有放鬆過的“製造階級鬥爭、調節階級鬥爭和狠抓階級鬥爭”。因為，有一點是必須明白的，如前所說，就象史達林在發動對黨內的大清洗時，必須同時殘酷鎮壓共產黨外的“階級敵人”、實際上的無辜人民一樣；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目的，雖然只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卻絕不容許共產黨的“階級敵人”乘機搗亂和破壞，直至對他和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製造不安和危險。因此，史達林為了保證對內政治大清洗的成功，便在他自己曾宣佈“已經消滅了階級的前蘇聯”，重新製造出了一大批階級敵人，以供他“殺害”，籍以穩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毛澤東則要在從來沒有停止過的大抓階級鬥爭的同時，進一步地和更瘋狂地提出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因為“一抓就靈”，即只要敢於大肆進行“階級屠殺”，全中國就誰也不敢“亂說亂動”了，這就自然會為他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保險”。

因為，他絕不能在打倒了劉少奇的同時，竟讓共產黨和他自己的專制統治也被人民乘機推翻。這是他必須顧慮到的，也是他必須嚴加預防的。更何況，毛澤東一向擁有製造階級鬥爭和調節階級鬥爭的成功歷史經驗呢！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艱難的衛國戰爭中，就曾為了說服他的黨徒不抗日、假抗日，求擴張，大出賣，曾經大談“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問題”和“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的理論，以為他的共產黨在全民抗戰中，“決策不打日寇、專打抗日的國民黨”，和“決策日蔣火併、絕不幫助蔣介石抗日”，在黨內掃清了思想障礙。他因此曾大獲成功。……

所以，1962年，當中國大陸人民剛剛才從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過來，只因毛澤東已經有心要發動一場政治浩劫以整殺劉少奇，毛就開始高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了。此後，一直到他死，特別是在文革惡浪起伏、社會血腥彌漫的那些歲月里面，毛澤東更是一貫地、連續地和從未放鬆過的高喊“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一貫地、連續地、極其殘酷地和一次又一次地將無數無辜的人民按殺在他那把“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屠刀之下，以確保他對黨內發動路線鬥爭的絕對勝利和全面成功。對此，在我講到“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和過程”時，再詳細談及。

【林丹】有人說二十世紀人類有兩大悲劇, 一個是法西斯的暴行, 另一個就是文革浩劫。今天希特勒已經永遠地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文革的發動者 – 毛澤東的畫像，卻仍被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他的遺體仍躺在紀念堂里；他所領導的中囯共產黨仍然是中國人民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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