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12月05日讯】身穿全套白色防护服的“大白”，因为身处中共“清零防疫”第一线，直接执行各种严格的封控措施，成为了遭万人唾骂的众矢之的。有大白向港媒诉苦，称他们这些听命办事的底层承受着上级的巨大施压，已经快要被压垮。
香港《南华早报》12月5日报导称，自从上月中国各大城相继爆发反封控抗争“白纸运动”后，身处防疫第一线的大白们变得小心谨慎，因他们深知民众已失去耐心，已经敢于挑战官方的决策。
据报导，在中国，负责执行清零政策的最底层防疫人员大约有数百万人，这些被民众轻蔑地称为“大白”的人员，多数是短期合约的雇工。他们被官方赋予了“网格长”和“十户长”之类的头衔，“虽说无足轻重却又是不可或缺”，因为这些真正深入基层的人员，正是“党中央”藉以监控民众一举一动的桥梁。不过，这些网格长与十户长等草根的干部们并未获得充分授权，他们只是机械地执行来自上级下达的各种防疫指令和要求，一边穷于应付来自高层的压力，另一边还有面对民众的怒火。
有两位“大白”接受采访时大吐苦水，为自己喊冤叫屈。
一位来自四川内江市姓刘的女大白抱怨说，上级下达的指令经常模糊不清，而且“形势说变就变”朝令夕改，基层与上级的沟通管道又很繁琐，还常常变来变去，让他们无所适从。
她举例说，来自民众的一道不算复杂的请求，得先上报主管，主管再通报网格长，网格长再通报街道办，而“一但出了纰漏，像是封控不利或封控期间衍生次生灾难，倒楣的都是我们”。她哀叹，“我们这些听命链的底层快要被压垮了。”
刘姓大白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她坦言，自己没有接受过医护的训练，遇到突发状况只能传递讯息给决策者，“像是中风及心脏病足以致命，当然我们得喊救人啊”，但是对于那些精神崩溃的人，作为大白没有相关的经验也无法处置，“我们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来帮助我们”。
来自广州市的陈姓男大白也大吐苦水：“每当我对民众执行检查，总是换来一顿夹杂粗话的饱骂，我能体谅，因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我还是得执行公务。”
他说：“上级频频警告我们，因清零是当务之急，若封控有任何闪失，有人得掉脑袋。”
陈姓大白也抱怨说，许多上级下达的防疫管制令也是含混不清，总是要求他们面面俱到，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事实上，在中共严厉要求清零的防疫政策之下，冲在第一线执行各种各样严酷到非人性的防疫措施的大白们，也成为了防疫清零另类受害者，恶劣的工作条件、超时的工作、遭白眼被诅咒还被拖欠工资，许多大白也被逼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
今年9月上旬，一位化名为Sally的公务员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抱怨说，她曾经在炎热的夏天穿上白色防护服，在街头的测试点给市民擦拭喉咙和鼻孔，“连续几个小时穿着防护服，酷热难当”，而每天得到的报酬也不过一百多元人民币。
一方面，在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下，工作条件的差劣以及基层矛盾的不断加剧，让大白们对民众的态度从最初的热心帮助，逐渐走向“共情疲劳”，一部分大白甚至变成了暴躁易怒滥用权力的“工具人”，大白粗暴对待民众的各种恶劣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大白对百姓日益变得盛气凌人，甚至动辄暴力相向；有大白自称警察爬窗进入已被送去集中隔离的居民家中消杀，有自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大白暴力踹门入户，强抓民众去方舱隔离；医院门口穿上防护服的警卫人员只顾执行“没有核酸阴性不让入院”的上级指令，导致病危的患者无法入院抢救而无辜丧命······
另一方面，在长时间饱受了各种封控之苦后，中国民众对大白的态度，从最初的关心同情，逐渐转变为反感甚至厌恶与憎恨。“大白”或是“白卫兵”，已成为中国“动态清零”高压防疫政策中一个负面形象深重的群体。
微博博主徐风暴11月17日曾经发帖称，今天做核酸时候听到几个大白在抱怨：“哎，世道不好。要去找新工作咯。”听完差点笑出声。
这个帖子下面，网友们的留言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幸灾乐祸或冷嘲热讽，凸显出民众对大白的反感已十分强烈。
针对中国大白们迅速被异化为暴躁的工具人的现象，台湾大学心理系名誉教授黄光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大白们在执行防疫政策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性被压制，就是所谓“去个人化”，而官方赋予他们的“权威性人格”不断被加强，导致他们逐渐丧失真正的自我，异化为了公众眼中的“工具人”。
（记者竺颖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