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12月14日讯】知名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的新书——三卷本《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在纽约举行了发行记者会，吴国光在现场接受了新唐人记者采访。
记者问：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吴国光：“我长期研究中国的政治转型，那么也读了很多国际上各国的民主化的一些文献吧。其中一个感觉，就是中国（中共）在上一波全球民主化的浪潮当中，它撑下来了，它没有民主化，共产党继续它的垄断权力的一个统治方式。我就研究这里边到底是奥妙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中国人也生活在（像）世界上很多很多国家那样，人民自己的权利受到保障的这么一种制度下？
“这个研究我其实追寻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了。一个方面，我研究了全球化，我写过全球化的书。现在随着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这个体制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所呈现的，那些看起来好像老百姓觉得不错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发展比较好啦等等这些东西，这个开始就呈现逆转。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习近平施政路线的问题。习近平他并不是一个有大德大能这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够和整个民族的愿望相违背，甚至和共产党内的很多精英的利益相冲突，他能够把他的意志强加到所有人上呢？当然是这个体制提供了他这个（土壤），我们用一个词叫做‘赋能’，给了他这个能力。”
记者问：中共极权如今为何出现逆转？
吴国光：“我想他已经就搞了一个逆转型了嘛，但是我不断的强调一句话就是，习近平想这么做，并不是他想怎么做就能做的，他有他非常有力量的一面，就是这个体制给了他力量。在体制下，你只要爬到最高位，那所有底下这些人，不管多有能力都怕你了，都在你面前是弱者了，你想收拾谁就收拾谁了。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人，大家就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总要找到一种方式。
“所以现在我讲这个东西，就是习近平上来这么做，从一般民众到甚至共产党里的这些干部，大家都感觉到很没有希望，很没有前途，这个怎么办呢？这是刚才讲到，以至于出现了非常绝望、无差别伤害别人这种现象。那我觉得应该提出来一个，就是让大家看到一种希望，知道我们不是只能这么生活，我们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记者问：中国社会为何出现严重戾气？
吴国光：“对！他（百姓）有各种各样的积怨、积愤，看着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也做了一个事情了，就是他做的这个方式也是这个制度的暴力的延伸。因为这个制度遇到一个不满，就是用暴力来解决，那么只要你有了枪杆子，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老百姓没有枪杆子，那我有别的伤害别人的武器，那其实也是这个制度的延伸。我不是说去谴责老百姓，就是说这个制度下，你认为你可以维持基本秩序，好像大家都很安全，那这个你都做不到啊。过去你说你能够提供经济上的好处，那现在你提供不了。那么过去你说你能提供最基本的一个人身安全，现在你也提供不了。那你这个制度还有任何价值吗？没有任何价值。只说它没有价值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人们是不是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制度安排呢？
“实际上世界上另外生活方式的人太多太多了，在中国不了解，那我们怎么把它拿到中国来，到中国会怎么样用？也不可能照搬。所以我这次要提出来，我们要建设性的思考这个东西，让大家想到，比如说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不满。你既然连死都不怕，你为什么不可以站起来批评政府？你为什么不可以站起来像彭立发这么做，不可以吗？那这个事情就改变了。
“而且其实彭立发那个标语就有建设性，比如他说不要这个，要那个。不要是一个否定性的，我要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作为一个思考者，我就要把他要这个东西更加具体化。你要这个东西怎么才能要到，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就想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记者问：您想通过新书给大家怎样的启发？
吴国光：“这句话讲的很好，就是共产党至少它的这些干部们作为个体，也是处于一种非常无望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因为你可能今天升官发财，明天就被习近平搞掉了，没有基本的人身安全的保障。
“我想告诉大家，实际上你不要看到中共的宣传，好像西方的这个制度是如何的不好。但是在这些制度下，大家都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安全的保障。当然它们也不完美，但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得比它更好。那我们可以完全换一个游戏方式、换一个制度、换一个权利安排，这个东西就解决了。这不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其实很多民族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我们中国是最后一个大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我不是说你把你的东西搬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中国有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一直到今天都没接受世界普世的这些东西，他一定有特殊的困难所在。我们要把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比如说对于动乱的害怕，对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害怕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失去的东西，找到一些、提供他们一些正面的东西。知道实际上如果现在这套东西改变了，那么我不仅不是失去东西，我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得到了保障，得到了机会，那么要提供这样的东西。”
记者问：强权之下，文化精髓如何保留？
吴国光：“我想这是共产党制度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跟人们的人性是相冲突的。
“其实这个人的天性都不希望被别人控制，而且都希望不是随便有一个人就可以来侵犯我，特别是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你看他们的人性就像我刚才讲到，夜行开封的这些年轻人，他可能没有什么政治诉求，他就是有一种作为少年的张扬。我今天想起来，说走就走，我就骑个自行车跑到开封去，吃一顿灌汤包了。当然一个人去没什么意思，年轻人一大群人就去了。
“这个实际上既不是政治的威胁，也没有政治的诉求，但是这个就是人性。这个人性就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就有一种说干就干，我行我素，张扬自己个性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实际上你会发现，共产党感觉到这个东西是跟它的制度冲突了，它控制不了你。你并没针对这个制度，但是你和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冲突），这个制度就是不能让你那么游戏。共青团组织你，可以去，这党带你去游行，你就去游行，你自己这样就不可以了。你一个人也可以，你成群结伙，那不可以。所以呢，我想这个制度和人性有基本的冲突。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制度最终不可能在中国站立住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想这个人性呢，他是在生活中每个人自己去发现的。其实你不需要告诉他，我们（即使）去告诉他，他可能也不觉得。因为我在国外已经生活这么多年，我对中国的现实可能很不了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在中国生活的人教育我，他做了这个事情，我看到说，呦，是这样的，中国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记者问：您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让更多的学者出书和发表文章，去表达这些观点，您觉得这件事有多紧迫？
吴国光：“其实也不光是学者，我想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这些形态，它是学者关心的对象，但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比对我们学者更重要。我们学者只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题目，但是日常的人是每人生活在其中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不光是学者，大家要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希望每个人都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想一想，我为什么不满？我对现状有什么不满？那我希望是什么样子的？那样的东西是我想要的，你能想透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好的。
“这就比如说刚才在讲开封夜行这个东西，警察把你押回去了，不让你（做）了。学校当局甚至封锁你的宿舍，不让你（去），你是觉得我还是希望那样好呢，还是希望天天被他们封锁在宿舍里好？如果我不希望天天被他们封锁在宿舍里，那为什么我骑个自行车跑趟开封，你就要找我麻烦呢？那这原因在哪里呢？你去想这个就可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想这个东西，现在中国虽然没有政治上的变化，但是大家可能的生活的方式是越来越和共产党的控制方式就会发生冲突。
“实际上历史上也有，比如说1950年代初期，农民刚刚得到土地的时候，那么共产党要把他们的土地再收回来，他就不愿意。这个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冲突，当然共产党是用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民间现在用暴力（献忠事件）来报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了。
“当然更多的如果用广义的来讲文化，你能找到更具备和你的同样的人、找到同类的人，大家有共同这样一个行为方式，这就是文化。共产党非要让我们这么行为，那我们所有这群人都不这么行为，我们都是另外一种行为，这就是文化的改变了。我想这个改变一定会从根本上，对共产党的体制形成一个深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