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製造業准入限制取消能吸引外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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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中共正式發布2024年版中國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其中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實現「清零」。「清零」很動聽,但與2021年版相比,並沒多大含金量,只不過是將製造業領域僅剩的2條限制措施也取消了。

是哪兩條呢?一是「出版物印刷須由中方控股」,一是「禁止投資中藥飲片的蒸、炒、炙、煅等炮製技術的應用及中成藥保密處方產品的生產」。中共一直實施嚴苛的出版審查,「出版物印刷須由中方控股」這條取消不取消並沒多大實質意義。另一條,因為中共現在強化所謂保衛「國家祕密」,即使取消了准入限制,外資真要通過正常的商業渠道獲得涉密的中藥飲片和中成藥處方產品的生產,也是幾乎不可能的。因此,中共取消這僅剩的2條限制措施,不過為自己臉上貼金,外資仍是可望不可及。

在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清零」的同時,中共也在加快開放服務業。9月2日,發布《關於以高水平開放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5方面20項重點任務。與製造業相比,服務業開放非常遲緩,因為裡面牽扯太多的既得利益群體。2015年,北京才成為全國首個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城市;2021年4月,試點首次擴圍,天津、上海、海南、重慶4地加入;2022年12月,第二次擴圍,瀋陽、南京、杭州、武漢、廣州、成都獲批開展試點,為期3年。2024年7月,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造勢,當局在瀋陽市、南京市、杭州市、武漢市、廣州市、成都市等六個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城市,就非營利性醫療、養老、旅遊、互聯網虛擬專用網絡、電信業務、娛樂演出、社會調查等領域放寬外資進入。9月8日,商務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藥監局聯合發布關於在醫療領域擴大開放試點工作的通知,允許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福州、廣州、深圳和海南全島設立外商獨資醫院(中醫類除外,不含併購公立醫院)。不過,總的來說,當前服務業的開放還不多。離服務業的全面開放,還相當遠。

以上的開放措施,對中共而言,有很強的被動性和應付性,是迫於糟糕的經濟形勢和為了牽制西方的「脫鉤斷鏈」,而非出自深遠的「頂層設計」。

外資也不傻。針對中國經濟大盤動搖和中共政局向左轉的嚴峻現實,再考量全球戰略格局向中美兩極對抗加速演變和全球產業鏈重組的大背景,外資從中國大撤退是大勢所趨。

其實,這也是對之前幾十年經濟全球化走向極端——生產布局一國化(中國化)——的糾正。中共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104萬家,累計實際使用外資超過2.4萬億美元。2.4萬億美元,這麼大的數字,都投在中國,在人類歷史上都是極罕見的。這是中國經濟最近20年爆發的一個核心因素。

但是,疫情爆發後,這一切都逆轉了(見圖表1)。在2020年攀上峰頂後,來華直接投資(即直接投資負債方)幾乎直線下降。根據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2022年同比下降47.6%;2023年再降81.7%,淨流入330億美元,為1994年以來最低。引發市場熱議。

                                    (轉摘自第一財經網站)

正是這幾年來華直接投資的驟降,才迫使當局不斷推出開放措施,把「穩外資、穩外貿」當作一個中心工作。例如,2023年,中共國務院出台「外資24條」。其中,商務部建立外貿外資協調服務機制重點外資項目工作專班,中央網信辦忙於制定關於數據跨境流動的有關規定,財政部忙於制定政府採購產品「中國境內生產」標準定義,國家藥監局忙於明確已上市境外生產的化學藥品、治療用生物製品轉移至境內生產的上市註冊申請申報資料要求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中共高調喊「國家安全」,修訂《反間諜法》《保守國家祕密法》等,搜查外資公司、抓捕外企員工,在全社會搞舉報,大大惡化了中國經商環境。

所以,中共政府為「保外資」忙得不亦樂乎,外資並不買帳。即使是中共商務部的數據,也顯示:2023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339.1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8.0%;2024年1~7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394.7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了29.6%。(注意,外商來華直接投資,中共有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兩個口徑,兩者數據差異很大。)

這裡再舉兩個具體點的事例。其一,9月2日,標普全球(S&P Global)的首席信用分析師克利福德‧庫爾茨(Clifford Kurtz)發布的市場分析報告說,「在未來兩三年內,科技公司將繼續把供應鏈遷離中國,重點轉向科技價值鏈的中游。」報告稱,在搬遷的第一階段,許多下游電子製造服務(EMS)公司,包括台灣的富士康工業互聯網,已經將投資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其它國家。目前,這一階段已基本完成,來到了很難逆轉的第二階段——把中游產能(即產品製造過程的中間環節,例如核心部件的生產和組裝)從中國轉移出去。標普報告稱,儘管存在額外成本、運營中斷和效率降低等問題,但「更加分散的地理生產布局將有助於科技公司應對地緣政治風險,包括失去關鍵供應線、懲罰性關稅的出現,或其它源於美中緊張局勢的事件。」

其二,外資律師行加速撤離中國。例如,全球權威律師數據庫Leonard Solutions數據顯示,美資律師行在中國的辦公室數量,從2022年的643所減至今年7月的545所,也就是說有近一百所關門大吉;在中國最大的73家美國律師事務所中,有32家在過去十年中減少了律師人數。中共司法部的數據也顯示,2017年至2022 年期間,在華設有代表處的外國律師事務所數量下降了16%。外國律師行在中國和香港設辦公室,主要做三種生意,第一種是中國企業在美國或歐洲併購當地公司,第二種是安排中國企業在歐美上市,第三種是協助外商到中國內地投資,包括併購中國公司。而外資律師行之所以加速撤離中國,在中共司法扭曲、監管惡化以及地緣政治緊張之外,主因還是中國經濟低靡,不賺錢。

這兩個事例,第一個主要針對製造業,第二個屬於服務業。這兩個事例,和中共官方數據(不論它們自己怎麼打架,但都在說外商來華投資下降了),都明確無誤地說明,無論是製造業外資准入限制「清零」,還是服務業擴大對外開放,都無法阻止外資撤退的步伐。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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