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8月25日訊】在波士頓唐人街，梁利堂在幾年前開始「走紅」，為了向中共投懷送抱，他積極成立「大波士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向紐約中領館報告反共人士「黑名單」，向中共國安提供可招募「培養」的人選，並兩次三番受邀回中國參加統戰部會議。但這一切在去年五月他被逮捕後戛然而止。

梁利堂面臨的指控不僅揭示了他與紐約中領館間的祕密通訊，還引起了對於僑社「外國代理人」問題的廣泛關注。上個月，當梁利堂試圖以言論自由為由來推翻指控時，法官駁回了他的請求。而在紐約，王書君這名長期在民運圈內活動的人士，也被發現替中共國安做祕密線人近20年而被定罪。這兩起案件，雖然涉及的人物立場不同，卻宛如硬幣的兩面，展示了「外國代理人」案例的多重面貌，以及中共招募代理人的手法。

梁利堂堅稱，他的行為僅僅是在行使與中國（中共）官員溝通的權利，這是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但在這場法律的拉鋸戰中，梁利堂最終難逃中共代理人的指控。

01：梁案法庭激辯 法官駁回撤訴要求

此前，梁利堂一案的辯護和檢方對於「外國代理人」的定義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梁利堂通過代理律師德米西（Derege Demissie）在5月7日提出的21頁撤訴動議中說，「外國代理人」的定義含糊，可能導致任意執法。他爭辯說，梁利堂與中共官員的溝通僅僅是基於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目標，並不構成傳統意義上的代理關係。梁的行為只是在宣揚個人和組織的政治觀點，「他並非作為代理人行事，而是與中國（中共）的利益『平行』行事，或許還追求『共同目標』。」

然而，負責起訴該案的聯邦助理檢察官基斯特納（Timothy Kistner）反駁稱，第951條法律與《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是完全不同的法規，包含不同的要素。梁利堂不僅與中共利益並行且追求共同目標，他還在中共官員指導下行動，並向他們報告，這些行為符合第951條法律對「外國代理人」的定義。第951條法律允許以較小程度的「指導」來確立代理關係，而不需要反映雇主對雇員的直接控制。

麻塞諸薩州聯邦法官塔爾瓦尼（Indira Talwani）在審理此案時說，第951條將「代理人」定義為「一個同意在美國境內根據外國政府的指示或控制行動的個體」，此條文並不要求證明雙方存在「補償或明確協議」，起訴書中已經列舉了許多事實來支持梁利堂「同意受外國政府的指揮或控制」，這就足夠指控了。

梁利堂的律師又提出，第951條的指控侵犯了梁的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權，「因為梁的觀點和中國（中共）的觀點與美國的觀點相悖，政府專門針對他進行政治起訴。美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利用FARA，對與中國（中共）有聯繫的美國公民進行政治起訴。」

檢控官基斯特納反駁說，這些論點是對法律和事實的誤解，因為FARA和第951條並沒有懲罰言論，而是懲罰未登記的行為。檢方強調，第951條法律和FARA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安全，這些法律要求國內代理人向美國司法部長報告，以便公眾了解信息背後的真正來源，「防止外國主事人暗中影響美國的政策」。

法官塔爾瓦尼認同檢方的立場，認為梁利堂的行為超出了單純的溝通範疇，涉及到了具體的、與外國政府的指示或控制相關的行動，例如，對異議人士拍照、收集資訊並傳給中領館。她說，第951條法並不是「刑事化」親外國政府的情感或言論內容。該條法是通過建立一套追蹤「外國代理人」的系統，進一步促進國家安全這一不容置疑的重要政府利益。

最終，法官在7月16日發布17頁的裁決意見，駁回了梁利堂的撤訴申請，案件將繼續進行，預計明年1月開審。

02：波士頓華埠的旗幟之爭

梁利堂在去年5月被捕後，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英文版於同年9月8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操縱『證據』，讓無辜中國人民遭受不公正對待」，指責美國對梁利堂的指控是「將法律政治化」。那麼，美國提出的20頁起訴書究竟包含了哪些細節？這些證據是否足以支持對梁利堂的指控？

根據法庭文件和公開資料，梁利堂是美國公民，在美國居住超過30年，他在波士頓一家酒店工作，是當地26號酒店工會的活躍成員。此外，梁利堂在波士頓僑界也很活躍，曾任中美文化協會書記、美國中餐聯盟副主席等職。在紐英崙中華公所和梁氏宗親會等傳統僑社中，他也曾擔任要職，並參與舉辦「十一」升旗和晚宴等活動。

梁利堂受到FBI關注，最初的起因是波士頓中國城的「雙旗之爭」。

波士頓華埠的標誌性「中華牌坊」，其匾額上分別刻有「天下為公」和「禮義廉恥」，象徵著中華民國的精神遺產。作為中華民國的捐贈，這座牌坊一直中華民國旗幟和美國國旗共同飄揚的地方。但隨著中共影響力的增長，以及中共透過各種渠道對美國進行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滲透，波士頓華埠也開始出現中共五星旗。

自1997年起，波士頓的親共團體在紐約中領館的支持下，每年10月在波士頓市府廣場舉行中共五星旗升旗活動。2003年，當地華人學生學者在紐英倫中華公所外的旗桿上首次升起五星旗。

2014年，波士頓華埠的街道上首次出現五星旗。10月1日前後，中共五星旗與美國的星條旗並肩飄揚在華埠的必珠、泰勒、乞臣等街道的燈柱上。10月10日前後，五星旗則被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後來，波士頓華埠逐漸出現同時懸掛五星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情況。

03：梁向紐約中領館報告「紅旗事件」

2018年7月，懸掛在波士頓華埠牌樓和高速公路兩旁的五星旗被割壞，這一事件在中美貿易戰的緊張氛圍中引起了關注。梁利堂向紐約中領館的A領事報告了旗幟被毀的情況，並指出了他認為的破壞者。

同年8月，梁利堂向同事梁某人透露，紐約中領館想要了解一位當地律師的「政治立場」，並詢問他是否認識該律師。他還提到「大使館」將來訪波士頓，討論所謂的「黑名單」。梁利堂表示，A領事希望對五星旗被割事件「採取行動」。

大約六天後，那位同事向梁利堂發送了一封標題為「黑名單」的電子郵件。

同年9月，梁利堂協助組織了一場活動，A領事和紐約中領館的高層官員B出席了該活動。A領事隨後向梁利堂索取了一位參加活動的波士頓民選官員的職員姓名，梁迅速提供了信息。

10月5日，梁向紐約中領館高官B展示了數月前「破壞」中共旗的人的照片和視頻，並宣稱舉辦了新聞發布會。三天後，他提供了一篇文章給B，文中聲稱一名支持台灣的華社組織成員是涉事人。在開完新聞發佈會後半個月，梁利堂就受邀回了中國。

12月6日，A領事詢問梁利堂有關支持台灣的社區組織的職員人數。當天晚些時候，梁與A領事通話15分鐘。到了2019年2月10日，梁再次與A領事通話了12分鐘，並在幾天後向該官員提供了一份親台社區組織成員的名單。

在2019年2月21至22日，梁利堂還向A領事提供了紐英倫和紐約地區三家華人同鄉會的相關資料，包括會員人數和部分僑領的姓名。

04：五星旗被毀事件後 赴中國見統戰部官員

在梁利堂向中領館報告五星旗被毀事件三個月後，2018年10月，A領事將梁利堂介紹給中共統戰部下屬機構負責人C。統戰部的任務是協調「統一戰線」工作，即通過團體和個人聯盟推進中共目標。C向梁發送了參加僑聯（全稱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在中國會議的信息，梁利堂提交填寫好的表格，並與僑聯官員D溝通，提供會議參加者的名單。

梁於接下來幾週內兩次訪問中國：第一次從10月23日至27日，第二次從11月4日至15日。10月24日，梁在中國期間，僑聯官員D要求梁提供波士頓地區華人和親台組織信息。梁回覆稱已將此請求轉告給他人，並由該人直接聯繫D官員。

11月2日，梁向中共官員C發送訊息，對10月訪問期間未能見面表示遺憾，並告知11月訪問的詳細行程，包括與統戰部、中共中央台辦和國務院台辦的會議。

根據新聞報導，11月初，中美文化協會帶領三十多位華人華僑首次舉辦僑領歸國訪問團活動。團長為美國中餐聯盟副主席梁利堂和中美文化協會總顧問梁添光，副團長為波士頓華埠居民會主席、黃氏宗親會元老黃國威。中美文化協會主席何遠光、財政及黃氏宗親會顧問黃光野等人隨行。訪問團在北京受到中央統戰部、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國務院台辦、北京市僑聯等單位的「熱情接待」。

05：從中國返美 梁與中共官員協調成立新「和統會」

2018年12月，梁利堂與紐約中領館國務院台辦的E領事聯繫。同月晚些時候，E領事與其他領事，包括中領館高官B，一同訪問波士頓並與梁等人會面。12月20日，梁告知B，新的「和統會」籌備工作已經就緒，並已確定了「核心團隊」。

2019年1月，梁與人共同創辦了新的「大波士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簡稱NEAPUC），並擔任副會長。在此之前，一批中國留學生於2013年在波士頓成立了一個舊的「波士頓統促會」。

2019年4月18日，梁透過微信向另一地區的「和統會」頭目M發送訊息，告知對方「大波士頓和統會」由各社區組織的主席組成，並對新成員的接納標準甚嚴。梁表示願意透過電話進一步討論細節。

4月22日，梁將「大波士頓和統會」的徽標和註冊文件發送給中領館的A領事和E領事。梁還告訴E領事，他們已從當地組織中組建了一個「核心團隊」，並設有嚴格的會員加入條件。梁表示可以通過電話提供更多信息。

美國政府在2020年10月已經把「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列為「外國使團」，並表示該組織是由中共統戰部控制。

06：中共跨國鎮壓靠親共「僑領」運作

在2019年8月，全球多地的人們舉行集會，聲援香港的反送中抗議活動。8月17日下午3點，數百名紐約的香港人在曼哈頓華埠孔子大廈前集會，與此同時，紐約親共僑領陳善莊等人也在街道對面搞「反集會」，與NY4HK團體對峙。次日，「波士頓支持香港」遊行計劃從馬薩諸塞州議會大廈出發，一直行進至唐人街，波士頓的這場活動也遭到了親共團體的干擾。

在波士頓集會前夕的8月17日上午11點48分，紐約中領館的E領事向梁發送了一個臉書頁面鏈接，該頁面討論了即將舉行的全球聲援香港「反送中」集會。一分鐘後，梁將此鏈接轉發給 「大波士頓和統會」的共同會長胡某人。下午2點58分，梁又將該鏈接發給另外三名成員。

當天晚上10點，梁嘗試聯繫E領事，但電話未能接通。10點29分，紐約「和統會」頭目M將「波士頓統促會」在當地微信群組發布的帖子轉發給梁。10點32分，M告知梁，該帖子是關於次日聚會的微信訊息截圖，由人在中國的留學生L發布。L希望「大波士頓和統會」能提供支持，梁回應他將「全力支持」。

晚上10點49分，梁向E領事發送了兩條語音留言。10點55分，梁向E領事發送了他當天早些時候在紐約參加陳善莊等人「反集會」的視頻。11點09分，E領事回撥給梁，兩人通話約十分鐘。

晚間11點35分至11點42分間，梁向「波士頓統促會」的成員發送了數條關於當天在紐約舉行的香港人集會視頻。8月18日凌晨12點20分，梁通知「大波士頓和統會」的四位成員：「港獨份子將於18日下午2點在州議會大樓附近集會。希望大家能通知朋友和家人抽空到同一地點，共同譴責港獨。謝謝！」

凌晨1點11分，梁請求A領事通知當地華社組織F和G的成員到州議會大樓前集合，譴責「港獨」活動人士。梁表示他沒有時間準備旗幟，但F或者G組織應該有旗幟可用於活動。

早上7點47分，A領事回應「謝謝你的辛勞！」並指示梁，關於「G組織相關事宜」，梁應「直接」與他們溝通，因為「我與他們談話不太合適……這種事應以自願為主。如果我去說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壓力。但你可以這樣和他們講：『我從A領事那裡聽說你們可能還有一些小旗子』。這樣，他們可能會知道我在關注這件事。接下來，他們想怎麼處理，就由他們自願了。」

07：波士頓集會中 梁與紐約中領館連線

2019年8月18日下午2點，波士頓支持香港的集會剛開始，一群高喊親共口號的反集會人士便湧入現場，梁利堂向他們派發五星旗，又將一面大型中共旗拿給他們。

梁利堂不僅拍攝了許多參與集會的反共異見人士的照片和視頻，而且還在下午3點半左右，與紐約中領館高官B連線四次，這些通話加起來大約七分鐘，而在下午3點43分，他又與A領事進行了一次三分鐘的通話。這些連線似乎是為了協調某些行動或傳達重要信息。

當天集會結束後，梁利堂開始四處表功。次日晚上，他與A領事通話八分鐘，並將香港「異見人士」的照片和視頻傳遞給了A領事和E領事。

梁還向「波士頓統促會」的兩名成員發送訊息，誇耀這次針對性抗議的成功。他聲稱自己的「大波士頓和統會」比對方的「波士頓統促會」做得更好。見兩人沒有吱聲，梁便問其中一人，是不是害怕他搶走對方的地位，並暗示如果對方不改變做法，最終會被「淘汰」。

在同一天，梁還向中共駐美最高級別的外交官之一F發送了一條訊息，附帶了波士頓支持香港集會的視頻。在這條訊息中，他告訴F，某位支持香港民主的抗議者就是去年「破壞」波士頓紅旗的人，而此人昨天在集會中被他帶去的群眾「痛斥」。

梁利堂又向一位從暨南大學來到波士頓的訪問學者發送短信。暨南大學是一所由中共統戰部和廣東省政府共建的大學，直屬中央統戰部管理。他告訴該中國學者，自己在「接到任務」後，「連夜發了無數條微信」，才促成這次反集會活動，是他通知了所有人。

該中國學者教梁利堂「多與學生交流」，以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對此，梁回應說，「在從事這類工作時，必須格外謹慎，尤其是在公開場合談論敏感話題時，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

08：波士頓集會後 梁利堂再次受邀訪中國

2019年9月2日，梁在波士頓公共圖書館前又一次拍攝了反共異議人士的照片。他將這些照片發給了領事A，並聲稱這些異議人士「正試圖製造麻煩」。

兩天後的9月4日，A領事邀請梁利堂參加於9月27日至10月2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共建政70周年慶典活動。梁於9月21日離開美國，並於10月2日返回。

在這次為期一週的訪問中，梁利堂參加了統戰部及其它機構主辦的活動，包括會議、人民大會堂招待會和軍事閱兵儀式。期間他向E領事報告，說統戰部召開的「和統會議非常成功」，他從中「學到了很多」，這將指導他的「未來工作方向」。

根據中共國務院僑辦主辦的工作指導性期刊《僑務工作研究》，梁利堂對僑辦讚揚中共「一帶一路」。

回國後，梁利堂積極向相關官員報告了他的工作。11月前後，梁向統戰部官員C提交了一份「大波士頓和統會」 2019年的工作總結，詳細介紹了上述活動。12月13日，他將工作總結又發送給領事E。

09：拉攏中華公所主席

2019年11月和12月，梁向領事A匯報了紐英崙中華公所主席選舉的最新進展。他告知A領事，有親台灣人士試圖影響新主席，並強調他們需要「贏得這場祕密戰鬥」。

2020年1月，梁告訴A領事，他已與新主席溝通，對方現在「傾向於他們這邊」。他還建議新主席訪問中國，並鼓勵新主席邀請中領館官員參加新年春宴。

10：梁為公安物色「可培養人選」

梁利堂從2019年到2022年期間，與他的聯繫人名單中被列為「華府上海公安」（DC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hanghai）的中共官員G進行了多次通訊。起訴書稱，儘管公安部（MPS）是負責公共安全和執法的中國國內執法機構，但它也履行與情報服務和國安相關的職能，包括對持異議者進行調查。

2022年7月11日，梁與公安G進行了18分鐘的通話，並於次日再次通話10分鐘。在7月12日的晚些時候，公安G要求梁提供兩位海外華人社區副主席的信息，並計劃安排他們參觀華盛頓特區的中共大使館。

梁隨後向公安G提供了一家公司老闆兼華社組織H主席，以及一家餐廳老闆兼華社組織I副主席的姓名。梁表示，這兩位年輕有為的人選是公安G的「最佳培養人選」。公安G確認收到信息後表示將進一步了解這兩人。

不久之後，梁與這兩個中共公安的「最佳培養人選」一起訪問華府的中共大使館並會見G。起訴書提供的照片顯示，四人合影中，梁利堂手中拿著一塊寫著「警察」的牌匾。

11：波士頓集會組織者：中共跨國鎮壓廣泛

以上第3至第10小節的內容均來自起訴書。總的來說，在紐約中領館報告「紅旗事件」後，梁不僅赴中共與統戰部官員會面，更在返美後與中共官員協調，成立了新的「和統會」。這一系列動作揭示了中共如何利用親共的「僑領」和「和統會」進行跨國鎮壓。從波士頓集會中梁與紐約中領館的連線，到再次受邀訪問中國，梁的行動顯示了中共在海外華人社區中的影響力及其招募與培養代理人的策略。

梁利堂去年5月被捕後，因涉嫌「圖謀擔任外國政府代理人」和「在未告知司法部的情況下擔任外國政府代理人」而被起訴。這兩項罪名總共可帶來最高15年的監禁和50萬美元的罰款。

當年組織那場波士頓集會的香港活動人士許穎婷在接受新唐人採訪時表示，她和其他參與者在集會中遭到梁利棠等人的騷擾和威脅，她甚至被跟蹤到學校宿舍，有的參與者的汽車輪胎還被戳爆。

許穎婷憶述，集會前收到威脅訊息，包括有組織的對抗行動和暴力威脅，對方提到要帶槍械、帶木棍去攻擊他們。她清楚地記得，在台上發言時，有反對者揮舞中共國旗，試圖遮擋她的面孔，並騷擾其他參與者。在遊行隊伍進入中國城時，有人攻擊義工並破壞海報。

她強調，過去幾年香港人和很多其他受中共鎮壓的群體承受了巨大壓力，這些事件凸顯了中共跨國鎮壓的廣泛性，希望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12：美國不容「腳踩兩隻船」華社反思

隨著美中敵對加劇，美國加大了打擊中共滲透的力度。2023年4月，FBI逮捕了紐約長樂公會的兩名僑領盧建旺和陳金平，指控他們在曼哈頓唐人街設立「祕密警察站」，為中共政府當代理人。此前一個月，民運人士王書君也因向中共國安提供異見人士情報被捕。

本月初，王書君被布碌崙聯邦陪審團裁定「外國代理人」罪成。對此，「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鋒鎖指出，在美國以往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的時期，許多「腳踩兩隻船」的人過得很風光。但現在，隨著中共成為美國的大敵，王書君的定罪警示了那些為中共效力的人，他們的行為不再被美國容忍。周鋒鎖希望這些人能夠改弦更張，不要繼續走錯路。

布碌崙博主凌飛說，美國對這類行為已經算是非常寬容，叫這些人登記「外國代理人」沒啥委屈的：「王書君與中共眉來眼去、暗中合作的行為，是一個國家本身就不允許的。如果情況反過來，你去中國試一下，為美國政府傳遞這種情報，（中共）對你還有話好說嗎？」

他認為，梁利堂和王書君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體兩面，他們的價值都建立在中共的體制中，「他們都跟那個體制搭上關係，只要體制內給他們點好處、安排點事情做，他們就很滿足，覺得自己又回到體制內了。其實我覺得他們都沒有意識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你離開中國，向美國宣誓（效忠）時，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許多華人，包括那些已宣誓為美國公民的人，似乎認為宣誓只是個搞笑的形式，可以忽悠一下。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出自內心誠信的承諾。」凌飛表示，因此，這些人對美國這種建立在法治、自治和人性自我約束上的社會運營模式，從內心深處並不真正認同。

但危機中也蘊含著轉機。他說，隨著中美關係的惡化，這種壓力可以迫使華人社區進行自我反思和改變。他提倡華人應該放棄「僑團」的身分，轉而成為遵循美國規則運作的「社團」，因為「僑」字意味著不將自己視為美國人，「當他講僑的時候，他的整個的思維和做法就決定了他那樣。」

最後，他認為美國通過執法行動清理民運圈的亂象，並震懾那些親共僑團，是一件好事，這將迫使這些人放棄「通過當『僑領』曲線進入中共體制內獲取好處」的想法。 他說：「有兩種人會進步，一種是主動學習的進步，另一種是被鞭子抽出來的進步。所以，說實在的，我覺得美國打擊這些人也是一件好事。」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