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北大一級教授向達文革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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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6月28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章伯鈞是毛澤東「欽點」的「中國第一大右派」。有一天,他和女兒章詒和聊天時,談到中國「歷史學界第一大右派」向達,稱讚向達是非常難得的高級人才。

章詒和來興趣了,問:「他怎麼個高級法?」章伯鈞扳著手指說:「向達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學,還能編蠻書,搞翻譯,對中國美術、壁畫也是很有研究。」

這位章伯鈞口中「非常難得的高級人才」,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一生又有怎樣的特殊經歷?今天,我們就根據孟彥弘的文章《不合時宜的倔犟》等資料,走近這位史學界的大師。

北京大學一級教授

向達跟中國著名作家沈從文是老鄉,湖南湘西人;1924年畢業於東南大學歷史系;後來先後在浙江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向達是在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第一流學者,譯著的論文和專著達100多種,重要著作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

1949年前後,有人邀請他到美國講學,他婉言謝絕了;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多次邀請他南下,他也婉言謝絕了。他對國民黨當局的一些批評性言論,使他一度被認為是「進步教授」,成為中共統戰的對象之一。

中共當政後,向達成為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大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全國政協委員。

「史學界第一大右派」

向達深受當時北大「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影響,又「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他曾公開表示:「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它做得好,不讓它變化。」不過,他的願望落空了。

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北大成重災區,向達則成為重災區中的眾矢之的。

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報導說,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座談會,「批判史學界右派分子向達、雷海宗、榮孟源和陳夢家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向達一下子成了全國史學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轟。

第一個炮轟他的是北大副校長、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翦伯贊稱,向達把中國科學院黨的領導比喻成「張宗昌帶兵」,這是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攻擊科學院的領導,「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國的「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

向達曾提出:中共建政後,中國「歷史學只有五朵金花」,絕大多數搞歷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即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翦伯贊說,向達討厭這五朵花,「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來的花朵」。

不止「五朵金花」

其實,在向達看來,中華歷史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怎麼可能只有「五朵金花」?他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精英一樣,他深愛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

他曾不遠萬里跑到英國、德國、法國、梵蒂岡,用筆一個字一個字抄寫流失海外的中國古籍。僅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就抄寫了20多萬字中國近代史料!他還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詳細的卡片,並抄錄、寫成目錄提要,記上卷子的編號、名稱、長短、所存行數,並抄下其前五行和後五行,重要的卷子還拍了照片,帶回國內。

抗日戰爭勝利後,向達是強烈要求日本賠償中國文化損失的學術界代表之一。

向達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都是在大陸中華民國時期相對自由的學術氣氛下完成的。他曾寫道:「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這才是北大的傳統精神,也是三十多年來中國大學教育的精神。這種精神,需要創始者,也需要繼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歷史作記錄與證明,詭辯、宣傳都不足以淆亂顛倒。」

向達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泰斗級人物陳寅恪的好友。陳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陳寅恪從前的得意門生、後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汪籛到廣州,勸他北上,遭痛斥。之後,陳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態度,其中就有向達。

但是,中共建政後,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切領域,都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讓向達很不理解。他曾說,考古發掘,你怎麼區別這一鏟挖下去是無產階級的,那一鏟挖下去是資產階級的?

搞民族分裂?

1957年向達被打成「右派」,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人指控他搞民族分裂活動,甚至有人說,他想當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長。

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提出,自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不應再被視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當局才接受這一要求,但沒有正式公布,湘西土家族仍處於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於是,湘西土家族人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被認定為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作為土家族的知名人士,向達自然成了家鄉人尋求下情上達的對象之一。

1956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向達回老家湘西考察。回到北京後,寫了一份報告,發表在全國政協刊物上。1957年3月18日,向達和社會學家潘光旦在政協聯名發言,認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東南有一個少數民族——土家族。這些言論現在看來仍然十分中肯,並無過激之處。但在「反右」運動中,他們的言論竟然被認為是「搞民族分裂主義和破壞民族團結」,兩人都被打成右派。

據北大歷史系的田餘慶、夏自強回憶,向達被定為「右派」,最終決定權不在北大,而在中共高層。

文革中再次蒙難

到了十年文革期間,曾經的大右派向達,自然在劫難逃。他是文革爆發後第二批被揪出批鬥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鬥,後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的昌平縣勞動改造。向達文革中的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北大歷史系教授鄒衡回憶說:「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是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晒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小時——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

同是北大歷史系的鄧廣銘教授回憶:1966年9月27日,中共「國慶節」快到了,北大這些「反革命分子」難受的日子也到了。學校命令他們立即下鄉,向達也去了。下鄉後,分為兩組。一組是嚴重的「牛鬼蛇神」,二組的罪行較輕。向達在一組。

那時,向達有尿毒症,腿腫,走路疼痛。他找監管的醫生,醫生不給他看病,只給他消炎片。哪知他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壞。鄧廣銘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達因「問題嚴重」不能回家。

預知難逃厄運

再後來,向達的身體越來越差,走路都很困難,不得不回家。回家時,他的浮腫已經到腰了。向達夫人送他去校醫院。幾個醫生一見是向達,就罵道:「右派分子」,「反動權威」。他們不給好好看病,胡亂開了點藥,就打發他回家了。向達夫人要求住院治療,這些人不准,還罵人。

從校醫院回家後,向達躺在床上對夫人說:「我恐怕是過不了這一關了。」夫人哭問:「你要是死了,我怎麼辦?」向達指著地上的書說:「我一生的積蓄都在書上,我死後你就賣書度日吧。萬一你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去找燕生,就跟燕生過吧。」燕生是他們的長子,在天津工作。

幾天後,1966年11月24日,一代歷史學家向達,在瑟瑟寒風中撒手人寰。之後不久,他留給夫人的書,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書極為珍貴,不乏善本。

章詒和回憶說:「向達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罰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一時開風氣之先,使北大成為人才雲集、英才輩出的學術殿堂。中華民國時代,北大出了不少大師級學者。

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歷次迫害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中,北大都是重災區。許多學貫中西的學者被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到今天,北大事實上已成中共的黨校,「獨立之精神」難尋,「自由之思想」難存。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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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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