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2月01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大家談》,我是扶搖。
今日焦點:【專訪柴松】投射反共反習巨字,驚心動魄的實施過程!身邊人被抓、親歷鐵拳!壓抑後吐露心聲;彭立發第二,濟南萬達廣場歷史一幕!
2022年,中共舉辦20大之前,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打出「不要核算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的標語。四通橋事件震驚震驚海內外,也激起更多人的共鳴和效仿。
2023年,中共兩會召開之前,山東濟南萬達廣場大樓外牆,也驚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投影字符,吸引了眾多的目光。而投射出這句標語的當事人柴松,正在中南美洲的走線途中。
隨即,中共當局出動了大批警力,抓捕了柴松的女朋友和另外兩位朋友,他們至今下落不明。
新唐人電視台《新聞大家談》節目邀請到已經來到美國的柴松先生,聽他來和我們一起回憶事件的經過,和當下的感想。
扶搖:柴先生好,在濟南的萬達廣場不是投射了這個標語——打倒習近平、打倒共產黨,應該說是很大膽的,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的想法的?
柴松:真正使我產生這個想法的,也是受彭立發的啟發,然後,新疆大火案、還有白紙革命等等一系列的維權活動。通過他們的影響,我可能會有這個想法,但是真正讓我決定實施這個想法的,就還是這個疫情的無序放開、重大公務決策失誤。內心的憤怒值它是累積的過程。
扶搖:那您當時看到彭立發在四通橋的這個舉動,是在翻牆這個過程中看到的是不是?
柴松:對,很震撼。當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這個人很勇敢,特別勇敢,而且所做出的這個標語也很直戳重點,每一句話都深入人心,也是當下時刻,最能夠說服老百姓的話,我是這麼認為,然後很激動,我的心情當時很激動,我說出現了這麼樣的一個人。
扶搖:您有在北京生活過?
柴松:對,我在北京生活,我知道在那兒的政治高壓性比全國任何地方都要高。
扶搖:當時就有效仿的一個想法嗎?還是說後來才有的?
柴松:當時沒有。就是當時,第一個是對這個人好奇,就他的背景好奇;第二個就是他為什麼做這件事好奇;然後第三個就是他那種精神我很佩服。
扶搖:那您在了解之後,是什麼時候開始想這樣做?
柴松:疫情無序放開、重大公務覺得失誤的時候,我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就聯想到了彭立發給了我的啟示。
扶搖:當時您這樣做的時候,是自己有這個想法,身邊人都不知道,是不是?
柴松:對,我沒有跟任何人說。當時我在有這個想法的時候,是沒有說的,沒有跟任何人說。
扶搖:白紙運動的時候,您有參與過什麼嗎?
柴松:我當時也沒有在北京,也沒有在上海,我在我的家鄉被封控住了。我是在這個YouTube上看到的,有這回事。當時因為我在家鄉被封著,我沒有辦法行動,但是我在我的家裡,自己默默地舉了一下紙。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參與,我當時還點了兩個蠟燭,非常地感動跟激動,尤其是看到這麼多人,說出了這麼勇敢的話。尤其是在上海的那條烏魯木齊路上,喊到了「中國共產黨下台、CCP下台、習近平下台」,當時我就替他們捏一把汗,我說他們真的很勇敢。但是隨後我就會聯想到,他們可能會被抓捕,我也意識到這個事情的嚴重性,當時為他們捏一把汗。
扶搖:都是年輕人。
柴松:對,真的非常勇敢,他們很多人都是學生,那種就是為這個國家好,想為這個國家做點事情的人。
扶搖:後來您是怎麼開始一步一步計劃,然後去用這種投影儀去投射這個標語的?
柴松:應該是我從(2022年)12月下旬,我就開始陸續地買設備。
扶搖:害怕嗎?
柴松:當時買設備階段是不害怕的,隨著我工作的推進、我計劃的推進,越到後面,我越會感到不安跟害怕。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出現一次失誤,如果我出現了一次失誤,面臨的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
扶搖:因為前面已經看到了這些秋後算帳的。
柴松:對。我也知道,他們可能會對我做一些什麼,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我還是比較緊張跟恐懼的。
扶搖:有刻意表現得很冷靜、很平靜、很平常嗎?
柴松:也會有。但是你真正發自內心的恐懼是掩飾不住的。在當時那個情況下,更多的我還是思考的是整個的過程跟細節問題,如何不被抓捕、如何順利出境、如何不影響其他人。
扶搖:就一個人做了這麼多的準備?
柴松:對。
扶搖:購買器材、然後去設置、然後去刻字,我看您還刻字。
柴松:對,我自己買了一台激光雕刻機,我現學的。
扶搖:您怎麼想到的這個辦法呢?
柴松:就是我先選擇了投影儀,然後我去購買這個設備,我就讓廠家幫我刻了那幾個字,就是「徐州辣鴨頭 不賣隔夜貨」。我買過來之後,我發現這個效果還是不錯、挺好,然後我就緊接著就開始想到了,我要買這個鏡片,自己去雕刻字。
扶搖:先說一下彭立發當時是標語,您為什麼沒想著就是說用一些布標,或者說是一些就是寫在紙上,貼在哪兒,沒想這種方法嗎?
柴松:因為它不能實現遠程控制。我首先要想到的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不被抓捕。(就是說您出境之後),對。所以,我最終選擇投影儀,因為用電源控制來講它是最好控制的。
扶搖:然後是自己開始學用這些激光去刻字?
柴:對。廠家的工作人員去交流去學習,就跑了好多次,應該大概就是一個月的時間,因為前期我只是在買設備,當然也算是準備的時間,但我就沒有記錄在裡面。
扶搖:中間有沒有什麼坎坷,或者說遇到不順的地方?
柴松:有很多,尤其是我在雕刻字的時候,就是反覆實驗了很多次,包括它的尺寸,中間的材質可能還不行,我又換了一次鏡片。最主要是在雕刻字的大小,我必須要跟它廠家給我雕刻的尺寸一樣。
而且我在做這件事情,因為需要一個電腦去操控這個激光雕刻機,我特意把我的電腦重新裝了系統,而且是裝了正版的Windows,我怕這個電腦會被入侵,而且我特意問了廠家,我操作這個設備需不需要聯網,廠家告訴我不需要聯網,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會很安全。
扶搖:放心了?
柴松:對。在(2023年)1月17號的晚上,在我第二天準備要出發了,我把我的電腦主機全部拆掉了,就在我們小區的一個空地裡把它燒掉了。但激光雕刻機我沒有燒,我知道那裡也會有操作紀錄,我當時的想法是想把這個機器⋯⋯因為這個機器買得很貴,要7000塊。
扶搖:您自己出錢嗎?
柴松:對。我當時想把它賣掉,但是我時間來不及了,所以我就先放在了我的父親那裡,他幫我保管一下。
扶搖:後來被發現了,是不是?
柴松:對,後來被發現了。
扶搖:那這個是不是也連累到了您的父親?
柴松:會有一定影響,但是最終他們查清了,因為我父親確實是不知情的,他只知道我把設備放在那裡,他也不知道這個設備我幹什麼用了。
他問過我,我也沒有告訴他,因為後來我在聯繫商家想賣的時候,因為這個機器放在我父親那裡,我怕會牽連到我父親,所以我就沒有賣,就一直在那放著了。
扶搖:所以說這個過程當中,您身邊的人都不知道您做這件事?
柴松:對,知道的就我女朋友,還有我那兩個朋友。他們連那個房間都沒有進去過,但他們知道我租了那個房間。
扶搖:很多的房間其實都是有監控的。
柴松:公共區域會有監控的。然後我會不讓他們上去,就我自己進去,就我裝設備、去買東西、租房子,全是我自己,他們沒有上去過。
柴松:我意識到他(房東)有可能會過來,就是看一下你到底在幹什麼,我就再跟他講我是做廣告的,對,我在做廣告業務。就即使他過來發現、看到我在裝設備,我可以告訴他,我就是做廣告的。
扶搖:當天晚上這個字一打出來,朋友還給您拍了一段當時打出來的這個效果,好像有很多的警車。
柴松:嗯。
扶搖:當時是什麼情況?
柴松:我在(巴拿馬)戴維的一家酒店裡,我收到視頻的時間是5點41分,當地時間5點41分。啟動之前告訴他們,我說我要把那個標語展示出去,你們幫我拍一下視頻,他說好,沒有問題,然後大家就幫我拍視頻了。
因為我想的是,當時就是拍視頻會有很多人嘛,肯定不會只他一個,所以,我當時認為拍個視頻能構成什麼罪行呢?但是後來我才了解到就是,對於政治事件他們是沒有底線、沒有法律可講的。
扶搖:他們現在情況您了解嗎?
柴松:失聯的狀態。我應該是在(2023年)2月21號的晚上8點左右,是當地的戴維的時間,我微信打語音聯繫他們,都沒有人接。我先給我女朋友,沒有人接,然後我又給我的那兩個朋友打,都沒有人接。
在這個時候我就意識到,如果一個人不回我,可能他在有事情或者在忙其它的,但是如果三個人都沒有回覆我,那可能就是他們被帶走了,或者去詢問或者是去傳喚。
當然最後我跟我的朋友的女朋友聯繫上了,她告訴我當天晚上有50多個人去她家裡抓她,樓道裡都站滿了。對,她的小區裡也就很多人出來圍觀。
當時這個我的事情發生之後呢,第一個聯繫我的人是物業,因為物業有我的微信,他要我的電話,他說派出所在找你,要跟你通電話,然後問我在哪裡。
然後我就告訴他,我說你把警官的電話發給我,我說我的電話我不想告訴你。因為當時我留在物業的登記電話是國內電話,已經打不通了,然後他就發給了我。然後我的租房的中介也聯繫了我,也跟他講的一樣的事,也說派出所在找你。
扶搖:到處找你。
柴松:然後房東又聯繫我,就告訴我:「你在哪?派出所要找你。」然後我獲得了那個電話,我撥通,但是並沒有人接,所以就沒有聯繫。
扶搖:後來這一年都沒有聯繫過?
柴松:對。
扶搖:就是您到海外之後沒有再跟他們有聯繫了?
柴松:聯繫不上,我嘗試過聯繫,但是聯繫不上。
扶搖:也包括您的女朋友?
柴松:對。
扶搖:當時您出國的時候,有沒有打算帶著女朋友一起出國?
柴松:有,但是我沒能說服她。當時我有明確地告訴過她,可能我不會回來,因為我想像個人一樣過我的下半生,我不想在一個不拿我當人的地方生存跟生活。
如果說我們所有的程序是符合民主的,那麼我相信在這個事件當中,即使你決策失誤了,我們願意承擔,因為你是全中國人民選舉出來的,你也代表了全中國人民。但如果不是我們全中國人民選舉出來的話,這個政策的失誤性就應該由你來負責。
扶搖:應該說從小到大是不是都已經習慣了這種被做決定?
柴松:我們只能被服從,我們沒有決定,都是別人替我們決定。
扶搖:那個標語打出來之後,在山東當地應該說影響非常大吧?您選的是濟南萬達廣場,朋友圈裡或者說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在傳?
柴松:當時我也在我的微信裡傳播,發給了我的一些群,然後群裡也有人回應。我記得一個網友說得特別的好,他說這疫情這幾年確實把大家逼成這個樣子,有人敢說話,在微信群裡敢說話。我相信這件事情會造成影響,但影響具體多大我不知道。
扶搖:當時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您的家人責怪過您嗎?
柴松:責怪是有的,尤其是我父母,但更多的是擔心我的安危。好多人也勸我說,「你沒有必要這樣,你過好你自己就行了。」很多人都勸我說,「你要為你自己想一想,同時也為你的家人想一想。」
我的考慮,如果我還是純為我個人的話,我想我也不會做這件事情,因為它並不能給我帶來任何的經濟效益。我這個人我覺得我也很奇怪,當我看到一些我認為不公的事,我就想說話,如果我不說出來我就很難受,就特別難受、憋得,我也很看不慣這些事情的發生。
扶搖:所以說翻牆相當於是打開了一個心鎖,就看到了很多,然後也可以說也可以發表自己的言論。
柴松:對,我覺得我們生而為人,說話是上帝給我們的權利,言論自由這個不應該被任何人剝奪。
扶搖:後來這個事情一發生,然後很多的人被抓,您心裡什麼樣的感受?
柴松:擔心他們的安全。
扶搖:這也是我想問的,為什麼隔了一年才把這事說出來?
柴松:因為我首先要考慮他們的安全問題,就是我也沒想到一開始事情會這麼大,我認為我當時做足了就是保護他們的準備。但是我沒想到他們可以這麼沒有下限地株連九族,所以我當時內心很糾結。
我知道,我此時此刻最需要做的是保護他們的安全,而不是在想著我自己要表達什麼、或者我想做什麼事情,這個時候我覺得我要克制一點。但是我沉默了這麼久,我發現並沒有換來他們的消息、安慰,還是處於失聯的狀態。我就決定,我說,只有得到更多人的關注,他們才會更安全,所以我決定暴露這件事情。
扶搖:您是怎麼有這樣的一種認知的呢?
柴松:在YouTube上或者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些個其他民運人士、遭受過中國共產黨迫害的人士,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聲音告訴我,這麼做反而是最安全的,因為當足夠多的人關注的時候,他們反而會有一定的壓力。
扶搖:所以您現在也是等於想站出來幫這些人?
柴松:對,然後我還更希望的就是,我能夠持續地發聲,我不能想著做一次發一次聲就沒了,或者人就消失了。
扶搖:彭立發當時有很多人在說可能有一點可惜,就是做了一件很震撼的事情,但是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他,或者說現在都失聯。
柴松:對。恰巧就可能是因為他的這種不懼犧牲的精神,我認為才能夠這樣感動、也會影響別人,這是我內心的想法,也是我內心想做的事情。但同時我也希望能夠影響一些人,讓他們更清楚地去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中國以及認識中國共產黨,中國人不等於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代表不了中國人。
扶搖:當時疫情放開的時候沒有上來就是很高興,哇!終於解封了?
柴松:沒有,我只想儘快逃離這個地方,你忍過這一波就會無數地忍下一波,就當時在我們那個地方,就是買一口棺材都要三五萬,平時都是三千、五千。
扶搖:也就是說水漲船高。
柴松:對,因為確實當時死的人太多了,就是做這個行業的、生產棺材的,它已經就是到極限了生產力。就那個情況下,一片感冒藥也買不到,很多人花高價錢去買,然後只能買到連花清瘟,但是連花清瘟的這個,當時炒的價格也非常高,根本就是買不到,好多人就是硬扛。
而且,還有很多因為一些個併發症所導致的住不了院,哪裡都是人滿為患,在醫院、診所,你看到那麼多人,在那裡承受著病痛的折磨,無法得到及時的救治,然後又看到那麼多人死亡,這不是對生命的踐踏嗎?
就是我們封控了三年整整,這三年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有沒有增加我們的醫療設備資源?有沒有為放開做準備?我覺得這個在放開之前,應該都有準備吧,畢竟這麼大的事情。
扶搖:如果是正常社會應該會有。
柴松:我想每個人想去問一問,這三年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在做核酸,一遍又一遍的核酸,有的一天做兩次、甚至做三次。我們在把錢花到了維穩上、封路上、封控上,我不知道,這個讓我很不理解。就是在疫情這個情況下,世界很多做法跟我們都不一樣。
扶搖:您當時也經常做核酸嗎?
柴松:做一個月,封多久做多久,你去哪裡都要做核酸。
扶搖:每天下樓做核酸?
柴松:對。而且在當時,如果你沒有核酸的話,就即使你瀕臨死亡,醫院也不會收你,必須要先做核酸才會救你。在生活在中國的網友來講就只能忍,如果不忍的話,他們就會動用一切的力量,讓你去忍。
扶搖:疫情當中、還有這個解封當中,您是有經受過什麼中共政策的鐵拳暴擊嗎?
柴松:經歷過。當時我在這三年當中,我自己的生意也受到了影響,然後我也時不時地被封控在家裡,不能外出,我的自由的權利也受到了限制。然後我在飲食起居方面,種種都受到了限制,包括我買一顆大白菜,可能就需要30塊錢一斤,在國內,而且那個時候物價也非常高,所以導致了我們對生活失去了希望。
扶搖:很多人在疫情當中都吃不上飯了,有很多是被餓死的、或者說病死的這種,然後醫療的物資也沒有。您當時是在山東嗎,疫情當中?
柴松:對,我當時的主要的工作是在山東,然後平時我也會回一趟我的老家,我們兩地跑去處理一些事情,有時候也會去一下北京。
扶搖:您在山東那邊是做什麼的?
柴松:我主要從事還是房地產的租賃業務。
扶搖:當時是疫情當中有什麼政策是影響到您的業務了嗎?
柴松:會有影響,因為當時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封了很久,發現了這個疫情的時候,大概持續了是有五個多月,這五個多月我們沒有任何收入,但是我們卻有支出,所以導致了我們入不敷出。
扶搖:當時山東有封城嗎?
柴松:在封。我的了解是,像我的家鄉就是如果出現一例,一開始的政策就是整個城市都要封掉,但是可能後來慢慢有所調整,可能就封掉幾個街道,或者是通過他們所說的大數據去封鎖他們認為應該封鎖的地方。
扶搖:當時您在中國相信它(中共)說的這些嗎?
柴松:當時相信,包括我還有我身邊的人都認為這是在為二十大做一個鋪墊,在政治維穩面前做一個鋪墊,所以我們都會這麼認為,當時新疆我記得應該是封了好幾個月,新疆大火案就那個時候就還是沒有解封,所以給到的壓力是很大。
扶搖:當時您作為中介來說,或者作為地產方面的這些商業來說,他會有什麼要求嗎?怎麼去給這個二十大鋪路呢?
柴松:他們給我們的政策指示就是什麼呢,就是主要還是政治宣傳方面上,還有信息統計方面上,他更多的是跟我們要我們的客戶資料,客戶群體的居住信息需要去登記。
我在北京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所有涉及新疆跟西藏的人員,是不允許我們將標的物租賃給他。這個是因為,當然這個沒有明確的文件,都是管轄區內的派出所民警找我們談話。
扶搖:會找商家談話,然後不給他們租?
柴松:對,他會給我們施加壓力,因為他不能去講,或者跟新疆跟西藏人講,「這個房子不能租賃給你」,但是他會把壓力傳遞給我們,因為他要保證當地的社會穩定,包括政治穩定。
扶搖:租給新疆人或者說西藏人,怎麼就威脅到政治穩定了,他們有說原因嗎?
柴松:對,當時我也很好奇這個問題,因為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什麼。但是我通過翻牆之後,看到了他們對新疆、西藏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可能後來就慢慢地理解了。
扶搖:是,您說您當時還在北京也工作過?
柴松:當時生意是還可以,但是隨著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對我們造成了致命的影響跟打擊。
扶搖:當時您跟這些「低端人口」也接觸過,所謂的「低端人口」其實也都是老百姓了,那您跟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感覺他們怎麼樣呢?
柴松:都是懷揣著夢想,很多剛剛畢業的年輕人來到北京去打拚。對,而且很多人真的沒有經濟收入,他是剛剛畢業來北京找工作,每個人都懷揣著夢想來到這裡,但是可能最後北京的做法讓他們失望了。
北京很早以前,就是因為它的土地價值也比較高,很多沿街的、一樓的居民樓都改成了商鋪,但當時的手續肯定也都是申報完了,他們也都有手續,包括餐飲營業執照,包括做各種行業的執照他們都有。
但是在那個時間段,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全部不合法,然後政府派人強行把你的窗戶改成門的、或者是自己改變了主體結構變成門的,全部給你封死,恢復原來的結構,不讓你經營、不讓你營業,然後還會告訴你,你的執照要重新辦理。但是你去辦執照的時候,卻告訴你這個執照我們不批。
扶搖:當時這些年輕人,您提到很多年輕人是租戶,他們對於政府的這樣的操作能接受嗎?
柴松:大部分人還是不滿的,大家還是覺得這麼做是不是有點不好,我可能今天晚上都沒有地方住了,能不能讓我再通融一晚上?但是不可以,因為他們有任務。
扶搖:然後這些官方又不給提供住宿的地方?
柴松:對,他們真的很淒涼、很悲慘。
扶搖:剛剛從大學校園出來,一路都是唱黨好,然後就是說被洗腦長大的,然後現在剛出了大學校門就被中共給這樣對待。其實您剛才提到就是說,像中共這種極端的封門、封窗戶,我覺得跟清零裡邊的很多政策也很類似,在疫情當中您那邊就是有看到這種亂象嗎?
柴松:有。我們看到了,我們小區有出現了疑似或者是密接,那麼他這個時候就會整個小區的居民不讓出去,然後就是你連去下樓去公園兒溜彎也不可以,然後就會把有密接的這一棟樓封住,就馬上焊死。然後你自己的房間的大門就會給你貼上封條,不讓你出來。
在那種情況下,也有很多人扛不住這個壓力,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那個時間段,真的,跳樓的特別多。
扶搖:那個時候您翻牆了嗎?
柴松:我在翻牆。
扶搖:然後也看到中共的一些不好的政策了?
柴松:對。
扶搖:當時翻牆是怎麼一個經過?是身邊人介紹的嗎?
柴松:對,身邊人介紹的。他給我介紹了一個VPN,當時他是用於學術交流,所以他給我推薦了一個,他說這個VPN不錯,我每年花了180的人民幣去買了這個VPN。
扶搖:那大陸翻牆的人不少?
柴松:我那天看到了一個自媒體發布的數據,大概是四千多萬,但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是否準確。
扶搖:應該說很多人翻牆,如果看到海外的這種真實的訊息的話,其實這種輿論的擴散,在國內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效應。您當時翻牆之後有什麼比較明顯的感受嗎?是覺得怎麼這些信息都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樣?
柴松:會有,就是對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扶搖:就翻牆?
柴松:對。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牢籠裡,現在想想就生活在一個牢籠裡,它通過網絡防火牆把全中國14億人與世界隔離。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或者認識,都是通過它的官方宣傳去認識的。
所以,我當接觸了世界的信息之後,我發現我之前的認識有很多都是錯誤的。在那個整個時間段裡,我感覺到我個人就是情緒也很不好,畢竟對自己的價值觀產生了衝擊,很不好。但是,隨著我更多的了解之後,慢慢地調整過來了這個心態,發現我之前都是錯誤的。
然後,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在一開始在接觸這些信息的時候有牴觸心理、甚至也有恐懼心理,甚至認為外界的信息是謊言,因為這個是中共的政治宣傳,所以他們就選擇了退回去。但我相信更多的人隨著時間的經歷,他可能就會慢慢地去改變自己的想法。
扶搖:當時您看到這些消息有跟著周邊的人去聊嗎?敢聊嗎?
柴松:也會聊,跟我比較近的人,親戚朋友或者是去聊一聊。在聊到有些話題的時候,確實大家認識就不一樣了,就是你翻牆和不翻牆的區別就很容易體現出來。
扶搖:比如說是哪一類的?
柴松:尤其是政治類的,經濟類的還好一點,但是政治類的就是完全大家可能是對立的。對立的這個時候,可能更多的是我選擇不再去爭論,也不再去說那些,因為可能想到互聯網、防火牆就可以理解了,也就釋懷了,所以就不再去爭論了。
所以,久而久之也就不會再去談論這些話題,只會跟一些翻牆的人,或者是對這方面認識比較深刻的人去聊,可能大家才能聊到一起。
扶搖:彭立發其實被大家稱為孤勇者,您覺得您是您身邊人當中的孤勇者嗎?
柴松:在這條路上,我相信我會找到一些個我們有共同想法的人、或者對中共有共同認識的人,我覺得在民主這方面,我不是一個人在跟9000萬黨員去作戰,我相信我們背後站的是世界的文明。
扶搖:您覺得您的這份力量能夠接下來起到多大作用?有想過嗎?
柴松:我覺得在做這件事情上,當然影響力越大越好嘛。但是我覺得只要做了,不管這個影響力大小,那都是一份貢獻。
扶搖:後悔過嗎?
柴松:後悔過,我唯一的後悔就是當時沒有堅持把他們一起帶出來。
扶搖:如果有一天您能回到中國,也可以見到彭立發,您想跟他說什麼呢?
柴松:我肯定會說,我先要跟他喝一頓酒。因為我平時也不喝酒,但是這個人我覺得我一定要跟他喝一杯酒,然後跟他暢聊一下人生,然後也特別想知道他在這段時間所經歷了什麼,然後同時也會去跟他交流一下,他當時為什麼這麼勇敢,然後更多的還是再探索一下,為什麼這個人能夠影響我的一生。
扶搖:您覺得,現在在中國的這些大陸人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柴松:我覺得最需要的是做自己,就是每個人要清醒地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中國、認識中國共產黨。至於他們自己的選擇,那由他們自己來做主。
扶搖:他們如何做到這一步呢?
柴松:我覺得就要在這個,首先是需要先翻牆,我覺得(喬)鑫鑫做那件事特別有意義,就是拆除防火牆,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我覺得當謊言不再瀰漫著整個社會的時候,大家了解真相又進了一步。
扶搖:好,謝謝柴先生接受我們的採訪,非常感謝。
柴松: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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