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這一生，就其思想而言，可以說有兩位恩師，一個是國學大師李誠，一個是北大法學權威龔祥瑞。前者是李克強少年時代的恩師，後者是他大學時代的恩師。
李誠，安徽貴池人，是桐城派最後一代文學家、著名學者，曾任安徽省文史館圖書管理員兼采編，曾師從桐城文派名士馬通伯，著有《合肥軍事概論》、《池陽雜俎》等。
李克強出身於安徽定遠，父親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鳳陽縣縣長，其後任安徽省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在李克強的少年時代，父親常帶著他與供職於安徽省文史館的李誠談文論道，常從上午一直談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邊的李克強常常為他們吟詩時抑揚頓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詩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動。
少年李克強聰明好學，李誠將其視為門生，向他講授中國的國學、治學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時還認真的給他說文解字。李誠常給李克強開讀書目錄，就文風、為學及至持身應世都給以諄諄教導。他要李克強讀《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等國史，幷給李克強整段整段地背誦《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古文選。
1977年，李誠去世。20年後的1997年李克強，在《安徽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追憶李誠先生》的署名文章，深切表達了對恩師的敬仰緬懷之情。
文中說，「時間是固定的，從每晚9時開始。他（指李誠）釋卷之後，便燒上一壺水，把腳放在一個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斷有節奏地搓足，時而向盆中添上一點熱水，時而用手揉腳板心上的湧泉穴。他做得不緊不慢，循環往復，大約近一個鐘點。就在這段時間裡，李先生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地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軼事……這種每天近一小時的講解、談論夾雜著議論，持續了近5年之久，幾乎穿越過我的少年時代，但李先生的話似乎仍未講完。
李先生喜歡『為學要像金字塔、又能廣大又能高』的治學之道。更喜歡要能『吃冷豬肉，坐熱板凳』的治學態度。因為文廟裡是供著冷豬肉的，讀書人應當將板凳坐熱，不能總是躁動不安……李先生認為，讀書人眼界一定要開闊，要能看大場面，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也就是說要讀各種類型、各種觀點的書，除有專門注重的外，對其他學識起碼做到識門。」
不難想像，聽國學大師面對面講國學長達近5年之久，傳統文化在少年李克強的心裡一定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1977年底，李克強考入北大「七七級」法律系。
當時的北大法律系擁有良好的師資，最著名的當推學貫中西的憲法行政法學家龔祥瑞。
龔祥瑞早年專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對西方政制、法治有親身體驗。中共建政後他是政治運動中挨整的對象，文革後成了當時北京最有影響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之一。聰明勤奮的李克強很快成為龔祥瑞的得意門生。
「文革」期間，公檢法被砸爛，憲法淪為廢紙。教學中一些老師對憲法話題噤若寒蟬。然而，龔祥瑞在課堂上暢談憲政真義，他認為中國要「走人類共同的憲政民主道路」。龔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比較憲法與行政法》，這本書講述三權分立、政黨政治、法治等現代政治制度的原則與解釋，完全脫離了官方意識形態，透露著激情，讓李克強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龔祥瑞主張，憲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權力機關也必須遵守。在憲法之上再也沒有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確領導」。龔祥瑞告訴學生們，憲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在龔祥瑞的引領下，李克強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
在校期間，李克強曾提交一份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同時也得到龔祥瑞的好評：「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與此同時，李克強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由法律系打印，作為教學的參考資料。
教過七七級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楊敦先親切地稱呼當年82位法律系學生為「黃埔一期」。楊敦先回憶說，「黃埔一期」思想活躍，「一般學生不能比」。楊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強，他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制的互動。
李克強師從龔祥瑞，專攻《外國商法》，寫出過經濟論文《經濟改革中市場的法律控制》，翻譯了《改進法律機制以適應經濟的發展》，並在龔祥瑞指導下，與楊百揆、劉庸安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勳爵的名著《法律的正當程序》。該譯著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強是第一譯者。
在校期間，李克強曾提交一份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同時也得到龔祥瑞的好評： 「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與此同時，李克強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由法律系打印，作為教學的參考資料。
教過七七級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楊敦先親切地稱呼當年82位法律系學生為「黃埔一期」。楊敦先回憶說，「黃埔一期」思想活躍，「一般學生不能比」。楊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強，他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制的互動。
李克強師從龔祥瑞，專攻《外國商法》，寫出過經濟論文《經濟改革中市場的法律控制》，翻譯了《改進法律機制以適應經濟的發展》，幷在龔祥瑞指導下，與楊百揆、劉庸安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勳爵的名著《法律的正當程序》。該譯著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強是第一譯者。
日後，李克強在《師風散記》一文中回憶道：
「我在讀本科的時候，30年代曾留學英國的龔祥瑞先生向我們講授英美法律課程。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正開始涌動著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並且向社會領域侵襲，計算機也在與法律聯姻。
龔先生認為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於是便草擬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時又以為，他的學生們，作為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給了我，並要求我作補充乃至刪改。
大概是因為我當時還年輕，更因為我常受先生們那種尋常心態的感染，竟然毫無顧忌地按龔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還給他。龔先生收到修改稿後當即認可，並把我和他的名字並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誌去發表。當時的法學雜誌種類還很少，可以推測，編輯部之所以願意很快發表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署有龔先生的名字。」
如果說國學大師李誠把少年李克強領入了傳統文化的堂奧，那麼法學權威龔祥瑞則讓他接受了法治思維的薰陶。
2014年3月13日，李克強在中共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說：「腐敗是人民政府的天敵，我們要用法治的思維，用制度來管權、管錢。今年要繼續推進簡政放權，而且要加快推進『權力清單』公布，界定權力的邊界，防止濫用權力。對於社會公眾高度關注的一些領域，比如像土地出讓金收入、礦產權的轉讓等，我們要全面審計，要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讓權力尋租行為、讓腐敗現象無藏身之地。
建設法治政府，這尤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聖的位置，無論任何人、辦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權限，我們要用法治精神來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
陶景洲是李克強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著名律師，他仔細看過這段話後評價說，「李克強的回答中充滿著很強的法律味，憲法至上、法治精神、法治政府、法律神聖這樣的表述很多，尤其是類似『有罪推定』這樣專業的詞語，不學法律的人，不可能那樣自然地說出來。」
可見，來自兩位恩師的國學薰陶和法治思維，使李克強的知識結構和現代觀念明顯高出同輩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可惜進入中共官場後，在中共專制體制的壓制和黨文化的馴化下，他身上的這些優勢均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共體制給埋沒了。
縱觀李克強的一生，其所作所為雖不乏亮點，但總體而言既沒能復興傳統文化，更沒能帶動中國向真正的現代法治國家轉型。這是李克強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