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評論

王友群：習近平另外九大決策錯誤及根源

北京時間：2023-09-28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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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外媒體在廣傳一個消息：習近平正在醞釀一大軍事怪招。這個「怪招」是什麼？目前還不得而知。對此，我不想做任何評論。

9月13日，我在大紀元上發表《習近平的九個決策錯誤源自哪裡？》。今天，我再來談一談習的另外九大決策錯誤及其根源。

第一，留用江派三要員的決策。

對現任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人事安排，習有一個決策是：留用江派三要員——趙樂際、王滬寧、韓正。

趙樂際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王滬寧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韓正任國家副主席。

以江澤民、曾慶紅為首的江派，又稱以江、曾為首的迫害法輪功的「血債幫」。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以來，為了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對「真、善良、忍」的信仰，不擇手段，不惜代價，不計後果，無所不用其極。

其中最邪惡的是，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被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這是自上世紀30年代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以來的最血腥、最野蠻、最殘暴的大屠殺。

江澤民、曾慶紅，以及江派要員，個個手上沾滿法輪功學員的鮮血。

趙樂際、王滬寧、韓正，都是以江、曾為首的迫害法輪功的「血債幫」要員。

法輪功不是一般的氣功而是佛法。自古以來，迫害佛法罪大無邊。

趙樂際在大瘟疫正在全中國、全世界蔓延的2020年5月、6月兩次部署對法輪功的迫害。這表明：趙樂際壞無底線，罪大惡極。

王滬寧作為江、曾提拔重用的「最高智囊」，是為江、曾迫害法輪功提供「理論」支撐的。

王滬寧被美國著名媒體人Hugh Hewitt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人」。在我看來，王滬寧是當今「中南海最大的奸臣」。

韓正是江、曾在上海迫害法輪功最重要的幫凶。

習留用趙樂際、王滬寧、韓正，只會使中共的內政外交滑向深淵。

第二，軍隊高級將領任用方面的決策。

突出表現在習對李尚福（上將）、李玉超（上將）、徐忠波（上將）、劉光斌（中將）、張振中（中將）等的任用上。

李尚福是今年3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國防部長的。

李尚福是國務院所屬部委中級別最高的軍隊將領，是中共黨、軍隊、國家領導人之一。

但是，到8月30日，李尚福便「失蹤」了。

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9月15日對大紀元透露：李尚福是9月1日被捕的。之後，軍委裝備發展部共抓了8個人，其中6人是副部級，2人是局級。這8人都是李尚福指認的。

李尚福曾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

路透社9月22日報導，李尚福失蹤，是近期習近平隨行高官神祕失蹤案中最新的一例。10位知情人士表示，李尚福因在軍事裝備採購中的腐敗問題正在接受調查。

也就是說，李尚福被習提拔重用為中共黨、軍隊、國家領導人不到半年，就因貪腐被查。

7月31日，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樓授予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火箭軍政委徐西盛上將軍銜。

這表明：原火箭軍司令員、上將李玉超，原火箭軍政委、上將徐忠波已被解職。

李玉超被習提拔重用為火箭軍司令員，晉升上將僅1年半，「當選」二十屆中央委員僅9個月，就被解職了；徐忠波被習提拔重用為火箭軍政委、晉升上將僅3年，「當選」中央委員僅9個月，就被解職了。

李、徐兩上將為什麼被解職？綜合海內外媒體報道，他們因貪腐被查。

習提拔重用的火箭軍副司令劉光斌，前火箭軍副司令、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也因貪腐被查。

火箭軍是習2015年軍改後成立的科技含量最高的新軍種，掌管攜帶常規武器或核武器的短程、中程、遠程、洲際導彈的發射，是習對台灣、美國、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戰略威懾的王牌軍。

火箭軍司令員、政委、副司令的選撥任用，按理說，應該是非常慎重，優中選優，政治上可靠，值得信賴的。

但是，李玉超等人被習提拔重用的時間都不長就被拿下。這說明：習識人、選人、用人都存在嚴重問題。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中國軍事問題高級專家Dennis Wilder表示：「如果國防部長和火箭軍領導人被免職是因為貪腐，這表明習近平選擇高級官員的審查程序存在嚴重缺陷，並表明儘管習近平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反腐敗運動，但腐敗在體制內仍然很普遍。」

第三，設立「雄安新區」的決策。

2017年4月1日，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共同發布關於在河北雄縣、容城、安新設立國家級的「雄安新區」的消息。

報導稱，這是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設立「雄安新區」是習當政後最重要的決策之一。

但是，這個決策是錯誤的。雄安境內的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也是華北平原最大的天然大型平原窪淀。白洋淀上游來水，主要有拒馬河、小清河、白溝河、萍河、瀑河、府河、唐河、孝義河、瀦龍河等。

也就是說，「雄安新區」是「九河入窪地」。這裡應該是「泄洪區」，而不應該建「雄安新區」。

第四，「國進民退」的決策。

十年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被中共折騰到崩潰的邊緣。最重要原因是，黨壟斷經濟。

黨壟斷經濟的結果是：全國只有兩種所有制，一是國家所有制，二是集體所有制，實際上都是黨所有制。

黨所有制的突出表現是，人、財、物、產、供、銷，經濟的一切領域、環節、末端，都是黨領導。

黨領導的惡果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再管，越管越死；如此惡性循環，到最後，經濟活力被窒息。

1978年12月，中共為了自救，被迫搞改革開放。

什麼叫改革開放？就是把被中共束縛的死死的老百姓的思想鬆綁一點，手、腳鬆綁一點，把被中共管得死死的人、財、物、產、供、銷鬆綁一點，把緊閉的國門打開一點。

一句話，民進國退。雖然中共的權力在經濟領域仍然無處不在，但是，就因為這一點點地鬆綁，民營經濟立即呈現出巨大活力。

中共對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有一個說法，叫「五六七八九」。五是指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六是指貢獻了60%以上的GDP，七是指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八是指解決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九是指占全國企業數量的90%以上。

但是，習上台後，逐步向黨壟斷一切的做法回歸。習主導通過的十九大黨章明確講：「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習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在經濟領域的突出表現就是：國進民退。

「2019秋季新莫干山閉門研討會」上，曾任全國工商聯農產商會代表的蔡曉鵬說：「民營企業你覺得過得好嗎？我覺得過得不好。我有兩個群，有2000多個民營企業家，沒有一個說好的。」

2020年末習對民營企業開展新一輪監管整頓以來，民營經濟一路受到重創。孫大午等民營企業家一個接一個被關進監獄。

據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謝田講，近期，中共釋放了2,200多個民營企業家，放出來人們才知道，原來這麼多民營企業家被抓。

2020-2022年，疫情三年，中國經濟受打擊最大的，是民營經濟。

近些年來，民營經濟確實「退」了。國有經濟「進」了嗎？

經濟學者老蠻在《2023年前八個月經濟回顧》一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具體數據後，說：中共經濟已到了股市、匯市、樓市、債市「四市齊殺」的地步。

老蠻寫道：「在經濟學看來，只有一個國家的內部發生了極為嚴重的經濟危機迭加金融危機，同時對外發生了主權信用危機，三種危機同時發生，才會出現『四市齊殺』的局面。要湊齊這些危機條件，可以說極其艱難，甚至可以說屬於『完美危機』模式。」

為什麼「國進民退」搞到「四市齊殺的」地步？

因為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習搞的國進民退，實際上，是黨的權力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是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

第五，修改憲法任期限制的決策。

2018年3月11日，中共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廢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

國家元首任期制，是共和國重要的制度基礎，是一個國家是否是共和國的重要標誌，被現今絕大多數共和國採用。

「中共國」的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是共和國，國家元首就應該有任期限制。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是終身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即使毛後來沒有國家主席的頭銜，毛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

由於毛將「中共國」黨政軍最高大權集中在他一個人手上，毛因此成了名符其實的獨裁者。毛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決策錯誤，給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帶來了一場接一場的大災難。最大的一場災難，是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被稱為「十年浩劫」。

文革結束後，鑒於毛獨裁到死帶來深重災難的教訓，1982年，鄧小平主導憲法修訂時，特別作出了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留下的遺產很少，但「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被認為是一個。

習2018年修改憲法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其錯有三：

（一）違背了共和國國體的要求。

（二）是文革後政治體制上的一大倒退，為恢復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打開了大門。

（三）就中共而言，中共的最高實權掌握在中央軍委主席手中。中共黨章對中央軍委主席沒有任期限制。國家主席只是一個虛職，禮儀性的。正因為此，鄧小平不當中共中央總書記，不當國務院總理，不當國家主席，但必須當中央軍委主席。

習修改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除了為習贏得罵名外，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當時，就有外媒戲稱習為「習皇帝」，「終身主席」、「國王」等。

很多曾對習寄予希望的改革派人士，從習修憲開始，對習大失所望，或不再抱希望。

第六，提前27年終結香港「一國兩制」的決策。

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這場運動爆發的根本原因是：1997年7月1日中共收回香港後，不斷蠶食香港的自由與自治，經過22年的積累，香港民眾與中共之間的矛盾達到了一個極值，終於爆發出來了。

2019年11月24日，在中共對反送中運動持續升級暴力鎮壓5個多月後，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揭曉：在18區452個議席中，支持反送中運動的民主派獲389席，支持中共的建制派僅獲59席。這個結果是香港主流民意最真實的表達。

習如果順應香港主流民意，就應該正面回應香港反送中民眾的合理訴求。但是，習沒有這樣做。

2020年大瘟疫大爆發之際，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提前27年終結香港「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愛黨者治港，一切聽從黨指揮」。香港的「三權分立」，變成「警權至上」。香港的自治不復存在，香港的言論自由等基本自由被全面限制。

香港，這個曾經對中共改革開放作出中國其他所有城市都不能替代的重要貢獻的「東方之珠」，光華不再。

第七，「一帶一路」的決策。

2013年9月，習首次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並將其作為「大國外交」的重要戰略，開始在世界各地大舉投資。

到今年9月，習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整整10年。結果怎麼樣呢？

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中國」一帶一路」評級》報告指出，中共的投資給世界帶來七大問題：

（1）國家主權受到侵蝕；（2）投資合同缺乏透明度；（3）不可持續的財政負擔，造成債務危機；（4）脫離當地的經濟需求，不向當地工人轉移技術；（5）地緣政治風險；（6）負面的環境影響；（7）巨大的腐敗風險。

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中國成了世界最大債主。但是，大瘟疫過後，許多國家要求中共減免債務。對中國來說，許多投資可能打水漂，收不回來了。

9月10日BBC的報道中，記者問：「一帶一路失敗了嗎？」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回答：「可以大致判斷，失敗了。」

第八，「大撒幣」的決策。

2021年初，我看到一篇文章談到習「大撒幣」的問題，其中寫道：

「近四年，中國合計對外援助達到60365億元人民幣，其中，對俄羅斯援助款是4000億美元，委內瑞拉650億美元，印尼500億美元，拉丁美洲1180億美元，巴西100億美元，厄瓜多爾120億美元，非洲600億美元，安哥拉74億美元，中東國家550億美元。」

「如果中國對外援助資金平均分配給國內3000家上市公司，每家可獲得20億元人民幣。如果貸給國內小微企業，可以徹底解決全部1000萬戶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平均每戶60萬元人民幣。如果用於「三農」，可以一次性實現全部一億農民的小康目標，平均每戶6萬元人民幣。如果平均分配給每個中國人，每人4378.28元人民幣。」

尤其是，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2.8億人月收入僅537元，折合美金為每天2.53美元。他們每天的生活消費支出低於2美元。以聯合國確定的每天生活消費支出1.9美元的國際貧困線為基準，這2.8億人實際是在國際貧困線下。

在這麼多中國人吃飯難、生育難、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養老難的情況下，習的「大撒幣」決策，無疑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