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各級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接著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為配合運動，高頭公社革委會先後辦了三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第一期在7月，為期25天，地點是高頭市場南邊的天后宮。第二期自1970年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下旬，為期11個多月，地點在高北村圓土樓（紹明樓）。第三期在1971年4月，為期1個月，地點在高東村永源樓（崩蓬樓）。三期學習班江城都參加了，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期，時間長，鬥得狠。
那年頭，人們談學習班色變。學習班不是什麼學習場所，而是非正式的拘留所或牢獄。借學習班的名義，革委會憑一紙通知，把被疑為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的人關押起來，集中整治。人一旦進學習班，便魂飛魄散，惶惶不可終日。
江城回憶說，第二期學習班很具規模，參加學員70餘人，由一位公安特派員主管，下設專案組，由6位幹部成員組成，其中一位是省公安廳下放的，專事內查外調，整理學員的材料，另有10多位社會上雇來的壯漢擔任執勤，日夜輪流嚴把門戶，並察看班上動靜，稍有異常即迅速處理。學員的來源，部分由公社革委會圈定，部分由群眾密告「推薦」。他們必須按公社通知上規定的時間，攜帶鋪蓋、米菜、日常生活用品，準時到紹明樓「入學」。
紹明樓是一座大圓土樓，絕大部分樓房還是空架子，沒有裝修，僅住四五家人，空蕩蕩的。樓內沒有廁所，臨時在底層一角擺幾口大陶缸，胡亂搭上木架，圍上竹蓆，便成臨時廁所。報到學員在四樓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或臥，除了吃飯、大小便，絕不許走動，更不准交頭接耳，否則「惡果自負」。
學員有這幾類人。一類是「不務正業，死心塌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有一位果農，向人傳授嫁接技術，「接梨接柿，莫叫雨水知」，雨水（節氣）前嫁接果苗成活率高，被人檢舉，說是與最高指示「以糧為綱」唱反調，煽動社員走歪門邪道，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有一位社員，攜帶煙刀，串門走戶替人切菸絲賺些家庭零用錢，被說成是開地下工廠。一位70多歲的老人，經常背上一二十斤烤菸步行到漳州去做小買賣，被指為投機倒把分子。有許多社員未經生產隊長許可，擅自到外地打工賺取家庭日用使費，被打成不務正業走資本主義道路。
另一類是「現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屬於鬥爭和打擊的重點對象。一位社員，寫春聯磨墨時，不慎將一點墨汁濺在旁邊毛澤東石膏像的眼睛上。他恐懼萬分，趕忙用小刀把那點墨汁輕輕刮掉，不料刮出一個小窟窿。因家庭成分是富農，於是有人指控其「懷著刻骨階級仇恨挖取偉大領袖的眼睛」。一位社員，其子跟別家孩子爭奪一枚毛澤東像章打架，他一怒之下奪過像章罵道：「你搶什麼死屍，我砸了它！」於是被指控咒罵毛澤東。一位社員，用彩紙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貼在牆上，後來「疆」字被風吹掉，被人舉報「惡毒詛咒毛主席無壽」。一位中學職員，無意間把雙腳架在辦公桌上，桌上剛好放著一張毛澤東畫像，於是被告密膽大包天。有一位會看相的，說林彪鷹鼻，相書說，這種人居心叵測，靠不住，被誣為「詆毀我們最最最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最最親密戰友林副統帥」。
還有一類，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站錯隊」的頭頭和骨幹分子，他們也是重點鬥爭和打擊的對象。
江城之所以被通知到學習班學習，原因有二：一是春節家門口貼了「犯上」春聯，二是寫了有政治問題的新詩。春聯是「山花爛漫時可待；懸崖百丈冰易消」，他們認為他這號人不配集毛澤東詞語作對聯，還任意加減字，屬於犯上。當時江城三天兩頭遭抄家，古字畫、珍貴書籍、文稿、筆記，凡有字的，悉被抄沒，連一張紙片也不放過。一個小筆記本裡有他寫的60多首小詩，被認定全是抒發資產階級感情，尤以《駱駝》和《柳笛》最為反動，含沙射影，不滿現實。《駱駝》詩曰：「無邊無際的戈壁，寬不過駱駝的四隻蹄；不斷移動的沙丘，移不動駝群的意志。任狂風呼嘯怒卷，飛沙走石鋪地遮天；駱駝，沙漠的船，自有它堅定的航線！」《柳笛》詩曰：「黃河沿插下的柳枝啊，彈指間已林蔭一抹。一根根嫩綠的情思，系住了高原的春色。我往昔插柳的夥伴，可記得當日的心願——我今折一個柳笛，誰來和一曲《江南》？」他們指控，「戈壁」是誣衊如火如荼的現實生活，「狂風」映射轟轟烈烈的歷次運動，「駝群」即反動組織，「航線」即路線，「夥伴」即死黨，「高原的春色」即失去的天堂。
「開學典禮」那天一早，全體學員被集中到土樓大廳，坐在一排排長板凳上，聆聽公社首長訓話。末了，一位神氣十足的巡視員，板著鐵青臉孔，聲色俱厲地給學員們交代政策：「這一次學習班非同尋常，你們必須徹底交代罪行，對於敢於藐視政府、負隅頑抗者，一打到底，該抓的抓，該關的關，該判的判，」然後再提高嗓門：「該殺的——殺！！！」凶惡的聲音在土樓震盪，恐怖氣氛籠罩全樓。
巡視員訓話結束時，又大聲問一句：「你們在坐的有誰沒有罪被叫到這裡來？」「我就是。」一位姓江的學員衝著應道。巡視員一時尷尬，瞟一眼旁邊的社長。社長被這突如其來的沖犯激怒了，厲聲斥道：「你開地下工廠，還不認罪！」江學員也不示弱，立即反駁說：「既然我開地下工廠，請問，我的廠址在哪裡？招收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資金？我只帶一把煙刀，農閒時出去替人切些菸絲，賺個零花錢罷了，這叫開地下工廠？」社長一時語塞，尋思一會兒，改口說：「你種三千株烤菸，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年頭種那麼多烤菸實為罕見，被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似乎天經地義。江學員語塞了。
學習班第一階段的「學習」是相互揭發罪行，寫檢舉材料。檢舉和告密是可怕的，它使學員間失去理智，產生猜忌以至仇怨。大家都像患了神經過敏症，警惕著，只怕稍有不慎，被當作邀功求賞進而「贖罪」的材料。人們有如刺蝟，彼此以刺相向，保持距離。有一個學員，是第一次進學習班，才來二三天就撐不住了，暗暗叫苦：「喲，這樣子下去，會被『鹵』死，會被『鹵』死！」一位「老運動員」不屑地搶白他：「哼，早著呢，你『鹵』了什麼？才下鹽缸的魚，還新鮮著呢。像我，早成鹹魚了，才真正算『鹵』著！」
那位江學員，與社長家同住一樓。一天，他突然舉報社長犯有反革命罪行，並帶領公安特派員來到社長家的窗底下。那裡有一張從小學課本裡撕下來的毛澤東彩色像，上面不僅滿布針孔，還有擦屁股的便跡。江學員指著毛像，大聲說道：「這不是反革命罪證是什麼？」特派員將這一「罪證」用報紙包裹起來，帶回去偵查。社長聞訊著慌了，第二天一早忙帶著小兒子到特派員跟前說明情況。他是，像上的針孔是無知的婦道人家平時做針線別針時留下的，便跡是不懂事的小兒晚上摸黑應急留下的，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並沒有惡意。事情發生在社長家裡，自然跟一般群眾有別，不必認真，最終不了了之。
半個月後，學習班進入了第二階段——批鬥。既然進了學習班，按當時的邏輯，不是罪也是過。每個學員必須反反覆覆、老老實實寫檢查材料，深刻反省並徹底批判自己。為了爭取早日得到較為寬鬆的處理，離開這是非之地，一些學員寢食不安、絞盡腦汁編造自己的「罪行」。為了擴大「戰果」，革委會還精心安排幾場群眾鬥爭大會，在高頭市場等處揪斗重點對象，一方面藉此教化廣大群眾，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階級嗅覺」，永葆旺盛的戰鬥力；另一方面則殺雞給猴看，對全體學員和社會上的危險分子收殺一儆百之效。
那時習慣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旦被揪斗，往往是五花大綁押上批鬥台，雙膝跪地，低著頭但前額又必須稍仰，如此尊嚴喪盡地恭聽辱罵式的批判，而且一跪就是二三個鐘頭。有個學員，是醫生，入學習班以前就被鬥了好幾次，已摸索出一些挨斗的經驗。他探索出一種比較「舒服」的跪法：雙膝跪定，額頭抵在地上，類似佛教徒五體投地。這種跪法的優點在於，一方面表示自己老實認罪，態度至誠，說不定能僥倖感動「上帝」，提前獲得寬恕，另一方面由於加上額頭支撐，可以分散身軀重心，減輕兩個膝蓋和腳大指的負荷，會「輕鬆」一些。
在學習班裡，前兩次挨斗，他都用此法蒙蔽過關，第三次挨斗欲故伎重演，被一位執勤的壯漢看穿。那壯漢快步向前，提起他頸背的綁繩，接著又狠狠把他手腳朝天摜翻在地，罵道：「嚄，還想舒服，用頭做腳！」醫生登時休克，好一會才甦醒過來。現場的群眾看客個個咋舌，學員們則無不惶恐萬狀。
經過50多天批鬥，學員們大都被狠狠「鹵」了一陣，一些被認為問題較輕，所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又有悔改表現的，如小商小販、私自外出賺錢的木工泥工等，能積極退賠「非法所得」，便陸續獲得「結業」，離開紹明土樓。
學員減少大半，剩下的都是些「現行反革命」和文革前期「站錯隊」的學員，共約30餘人，進入學習班的第三段——勞動改造。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自帶一盒飯和些許鹹菜，就地風餐。活是干不完的。公社要修醫院、修養豬場了，他們便去清基、抬石頭、砌石基、夯牆、挑磚、運木板、蓋瓦。公社沒柴燒了，他們便到深山砍樹、劈柴、挑柴。夏收夏種大忙季節，他們輪流到勞力短缺的生產隊割稻、耙田、踩稻茬、插秧。飢餓是難以忍受的，那時高頭公社各生產隊每人每年平均口糧少，多的120斤，少的低於60斤，還是原糧。他們多麼希望有個好心的生產隊長，中午能管上一頓粗茶便飯，緩解一下轆轆飢腸。無償勞動，連飯也自帶，幹活時又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認真踏實，有些群眾便戲稱他們是一群不用餵草又好使的牛，也有群眾稱他們是全能義務專業隊，人才齊全，什麼活都能幹。這樣他們又熬了9個月。
年關逼近，專案組早在幾個月前就撤掉了，只留下幾個僱用的壯漢每天監督他們勞動。大家盼歸心切，特別像江城家，5口人只有一個勞動力，一年到頭賺不到工分，口糧被扣，此時已處在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的絕境。終於，放他們回家的這一天到來了。公安特派員召開會議，對現有每個學員的罪行逐個作了簡要總結，然後歷時11個多月的學習班宣告暫停。這不是「結業」，以後「隨傳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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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