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9月04日訊】2010年6月8日上午,我被轉送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
從迫害法輪功起,勞教所積累了很多經驗,警察們在每一個細節上費盡心機,體罰、熬鷹、超負荷勞動、不許眼神交流、不得互相幫助、隨時到來的搜監搜身(脫光全部衣服)⋯⋯為了對付法輪功學員,警察最大限度激發人性之惡,連坐、舉報之風盛行。家人成為要挾工具,無期限監禁更是普遍現象。
接上文《法轮功学员唱〈为你而来〉狱友一路掌声送别》。
尊嚴遭踐踏與連坐他人
我們被送進勞教所後,首先是體檢。同我坐一輛警車來的王大姐,因血壓太高而被拒收,我則被留下。一個警察拿著資料,一邊看著我,一邊與其他警察交頭接耳,勞教所警察與拘留所警察交接後,正式「接管」了我們。
我們約有二十多人站成一隊,經觀察,我發現前後幾個人都不是法輪功學員。
為了增加恐怖氣氛,警察們開始聲嘶力竭地喝斥:「把頭低下,看自己的腳尖」「不許抬頭」「不許看隊長(勞教所警察的稱呼)」⋯⋯
大家被這陣勢嚇著了,紛紛低下頭。我靜靜地站在那裡,挺直後背,目視前方。警察一看,暴跳如雷,幾個護衛隊警察衝過來,有警察手裡拎著電棍。
他們使勁兒把我的頭按下去,只要一鬆手,我就抬頭看向前方,無視他們的存在,就這樣來回折騰了幾次。說實話,我內心有恐懼,太多的法輪功學員被電棍下電擊的經歷,我是了解的。
也許眾目睽睽之下,警察怕事情傳出去,就沒有用電棍,並放棄逼迫我低頭。
隨後,我們都被帶到四大隊,即嚴管隊。
嚴管隊每一天,都充斥著強制、羞辱。因法輪功學員拒絕配合,「連坐」就成為警察對付我們的工具。
比如吃飯,每個監室的人飯前都要立正,唱所謂「改造歌曲」與紅歌,然後等警察喊監室號,大家排隊出來打飯,再次接受羞辱。這裡的監室被冠以「班」的美名。我在第四監室,也就是所謂的四班。
警察喊「四班」時,所有人要聲嘶力竭答「到」、「是」,然後才能排隊出門,跨過門檻時,每個人都要低頭看腳尖,並喊一聲「報告」,穿過監室通道,進入所謂「大廳」,離警察一米遠時,立正喊「隊長好」。警察手裡拎著勺子,坐在兩個盛飯大桶前。
這時,警察要求每個人都要低頭大聲自報:「四大隊四班勞教人員某某求打飯」,打完飯後,要說「謝隊長」。上廁所、洗漱也類似。
我曾拒絕過,不低頭,也不喊「報告」,也拒絕說「求」。警察用「連坐」的方式逼迫我,監室裡其他11人,因此被罰站、吃不上飯、不能洗漱、上廁所。
每個人都處在巨大的壓力與痛苦中,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是無法承受之重。警察的陰險之處還在於,通過連坐的方式,讓其他人敵視法輪功學員。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做出選擇:繼續抵制,讓其他人一起被懲罰,並誤解法輪功學員;或放棄抵制,承受羞辱。最終,我選擇了後者。
陰森氛圍與軟包監室
勞教所的氛圍極為隱秘。走出監室,不許抬頭;在監室內,不許看向窗戶。除了班長(非法輪功勞教人員)監視著大家外,還有24小時監控,在通道巡查的警察也會隨時破門而入。
我想,勞教所營造這種氛圍,除了方便掩蓋真相外,也讓被關押人心裡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中,從而增加恐懼感。
從所謂「大廳」進入監室通道時,途徑的第一個監室是個軟包房間,專門用來迫害不配合的人,基本是法輪功學員。
我曾進去過一次,管班警察與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友。當時,我拒絕配合前面提到的各種羞辱性行為,這位比我年輕不少的校友,翹著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東一句西一句閒扯,讓我在悶熱中直立兩個多小時,直到我左右搖晃,快要暈倒了,才讓我離開。
我被轉到一大隊的幾個月後,一個「包夾」告訴我,她在嚴管隊時,有二十多天在這個軟包監室中參與看管一位四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4個包夾,兩人一組,每組12小時。
中共迫害法輪功過程中,讓普教(非法輪功學員的普通勞教人員)寸步不離看著法輪功學員,這些普教被稱「包夾」。警察會根據不同學員的抗爭情況,教唆「包夾」對付學員。
有的「包夾」為了減刑期,毆打、虐待、舉報法輪功學員,但也有很多「包夾」很善良,她們通過觀察法輪功學員與警察的言行後,背地裡保護我們,我就遇到了好幾位這樣的「包夾」。
這位「包夾」比我年齡大,對我一直很好。她描述說,當時正值最熱的時候,那位學員因不配合,除了深夜被送回監室內睡一小會兒,長時間被關在這個軟包監室內。勞教所不放鐘錶,大家就沒辦法知道時間,據她判斷,可能這位學員最多睡二、三個小時。
警察打學員,將她雙手反綁,雙腿綑一個高板凳上。她吃點東西就吐,警察把破床單撕成條勒住她的嘴,這樣吐出來的東西再生生咽回去。不讓她上廁所,大小便都在盆裡。屋裡臭氣熏天,看著她的「包夾」受不了,就把怒氣撒在她身上,掐她、打她。
她告訴我,這位學員一週內最少瘦了二十多斤。
比嚴管隊更殘忍的是「集訓隊」,我從不同的「包夾」那裡得知,絕食或煉功,或喊「法論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學員,會被關到集訓隊。集訓隊都是軟包監室,6個「包夾」看著學員,2個一組,互相監督。一般人很難承受住集訓隊的折磨。
國際人權機構被矇騙
諾大的勞教所,發生了這麼多慘無人道的迫害,外界卻很難了解真實情況。
其實,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分手段被外網曝光後,有一些國際人權機組織經中共同意後,前往部分勞教所、監獄等地做過「調查」。
不幸的是,這些所謂的「調查」,不僅發現不了真相,甚至還演變為給中共塗脂抹粉。原因很簡單,中共能夠同意,必然做足了準備。
有警察親口告訴我,她們是怎麼蒙蔽國際機構的。當然,她說這話,並不是透露信息給我,而是試圖讓我喪失信心,放棄抗爭。
我被從嚴管隊轉到一大隊後,負責所謂「轉化」我的一個警察與我是內蒙古「老鄉」,她叫孫樹銀。
當時,人權律師與我丈夫有聯繫。儘管勞教制度沒有法律救濟途徑,律師無法介入,但大家還是希望提起「複議」,同時在外網曝光消息,讓中共感受到壓力,從而尋找幫我逃出牢籠的機會。即便出不去,外界的關注,也能最大程度確保我安全。
當時,孫樹銀在「勸」我放棄提起複議時說,曝光消息沒用,國際社會起不了作用。
她舉了例子。幾年前有一個國際組織來調查,警察用對講機聯繫,來回轉移還在抗爭的法輪功學員。無論國際組織到哪裡,都會撲空。
她說,國際組織離開後,上了高速。她們以為沒事兒了,人家突然「殺了一個回馬槍」,再次折回勞教所。
毫無懸念的是,國際組織依然撲了空。孫樹銀說,大門口警察馬上用對講機通知到所有的警察,整個勞教所立刻開始大挪移。
類似經歷,我也有過。在被關「小號」期間,只要有參觀團或所謂檢查團,我就被孫樹銀帶離一大隊。
當然,她不會告訴我真相,總是裝出一副關心我的樣子:「小號」關久了,要帶我出去透透氣,走走路。事後,「包夾」會悄悄告訴我,有外面的人來了。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