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7月14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週五（7月14日）的《新聞大家談》，我是扶搖（主持人）。

今日焦點：一胎暴政下，他成「多餘的人」；母親經歷似鐵鏈女，童年陰影抹不開；青春期重大醫療事故，昏厥在手術台；走進溫州工廠，感受悲傷的底層之惡；三年疫情封控，一場抑鬱噩夢；終於逃離中國，抵美逐夢。

有這樣一個青年：他在中共「計劃生育」暴政下出生；在母親被販賣到村裡、長期遭暴力毆打的陰影下成長；少年時期，又因醫療事故險些喪命，後來中斷學業，從農村走上工廠流水線，遍嚐中國底層的心酸。

在三十歲出頭的年紀，他做出一個重大決定：離開共產中國，走線去美國實現人生價值。現在，他已經成功邁出了第一步。

他就是我們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周雨，我們請他來分享人生故事。首先啊，周雨說自己從小就討厭共產黨，這是為什麼呢？

【討厭中共：計劃生育讓我成「多餘」的人】

周雨：大家好，我叫周雨，今年32歲，我來自中國安徽。

我之所以從小就討厭共產黨，它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它不是對整個制度的思考，因為那時候很小，不懂什麼是制度。這種本能的反應就是因為我的出生以及成長的90年代，中國政府正在實行非常嚴酷的計劃生育制度。因為我是家裡出生的第二個孩子，所以我們家也被這種制度迫害。

每當村幹部堵在我們家門口，催收計劃生育罰款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群人非常討厭，而且給我的童年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就覺得，是不是我不配出生在這個世界上？是不是如果我不出生，我的父母面對他們也就不會這麼難堪？所以我那個時候就非常反感他們，也討厭自己。

因為這個政策，讓我的童年就覺得我是多餘的，我覺得我是一個負擔、是一個累贅，所以我從小就很內向，也很膽小。我記得我小時候，我們家有一頭驢，這頭驢子給我們家幹了很多农活，但是後來也是因為交不起計劃生育的罰款，被村幹部給拖走了、給拉走了。

我有一個小學同桌，她是個女生，她也是計劃生育的受害者，她家的房子都被扒了，所以她父母給她起了一個小名，就叫「扒屋」，就是扒房子的意思。

我有一個髮小，他的名字就跟計劃生育有關。因為他上面有兩個姐姐，不允許他們家再生了，他媽媽生他的時候是躲在一片蘆葦地裡面生的。生下來之後，給他取的名字就叫周非要，就是我非要這個孩子，所以叫周非要。這個名字就充滿了時代的烙印，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賣到村裡的婦女很多：這是一種集體的惡】

扶搖：除了「計劃生育」留下的陰影，周雨的童年，還目睹了母親的不幸遭遇。

周雨：我們村不僅有⋯⋯像我媽媽是從雲南被買賣過來的，我們村還有很多從四川、從其它地方，貴州買賣過來的婦女。我們族裡面差不多有十來個婦女，我都喊他們嬸嬸、大娘什麼的。她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從偏远地區被買賣過來。

當然原因我不知道，她們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多少錢我不知道。但是我媽當時是，說起來很荒誕你知道嗎，我媽是我舅舅親手賣過來的，賣給我父親的。然後我族裡面有一個嬸嬸，她跟我媽是鄰村，在雲南那邊相鄰的一個村子裡面，她也是我舅舅賣過來的。相當於是我們村裡有三、四個婦女，都是我舅舅賣過來的。聽起來很荒誕是不是？

因為在那個年代，我在2017年、18年两年，我過年的時候春節去舅舅家，就是雲南，那是我第一次去雲南，我去那裡過節。我就發現那邊的交通很不方便，真的是住在大山窩裡。在八九十年代的話，那些年輕的女孩她們也渴望走出大山。然後就是一種⋯⋯再加上有一些中原地區的人，比如說河南、安徽跑過去，有時候買個媳婦，她們就稀裡糊塗的。一方面對外面世界的渴望，一方面是信息的滯後，她們也不知道，中原地帶同樣貧窮、同樣地愚昧，她們根本沒有想象到以後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所以就稀裡糊塗地過來了。

我覺得這是一種集體的惡，（政府）不會管的。因為就是村長他的家族裡面也會有這種，比如說他族裡面他的兄弟，他也會有這種買賣婦女的需求，因為他娶不到媳婦。這是一種非常愚昧，非常邪惡的一種，就是集體的惡吧。而且它到現在還在延續，當然現在少很多了。

這些婦女她們來到這邊的話，因為她們自己也沒有想象到是要經歷怎樣的一種生活，基本上就是要經歷幾年的毆打，你懂我的意思嗎？就是毆打。就是比如說，我花錢把你買來了，你就是我的物品，我首先要用暴力的手段將你馴服。所以剛買過來幾年，她們就會經歷很多毆打，一直打到你不敢走為止。

因為她們來了之後，有很多婦女她們發現，這邊的生活和她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她們就想著離開。但是在農村，在九十年代，交通很落後，通訊很落後，她們根本出不去。如果她們想走，就會被鄰居舉報，甚至幫忙抓住她。

她們連趕集的時候，都要家人陪同、丈夫陪同，生怕她們跑掉，直到她們生下孩子。所以就是，給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觀感。就是一種⋯⋯類似於我花錢的，你就是我的私人物品，他沒有對人、對女人的這種基本尊重。像我們村那些買來的婦女，基本上都會經歷長達十年、數十年的毆打，包括我的母親也是這樣。

我的母親今年已經五十多歲了，她的心中積攢了很多仇恨，我有時候會勸她放下，因為人生短暫，我不想讓她帶著仇恨過完一輩子。我就是經常去耐心地開導她。但是說真的，我這種安慰、這種勸阻，收效甚微，因為長達數十年的這種⋯⋯就是類似於軟禁的狀態，就是長期的毆打，言語的辱罵，我這種安慰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仇恨已經在她心裡面埋下了種子，並且發芽、開花。所以這是她們一生悲慘的烙印很難去抹掉。

我的老家就是跟徐州交界，四十公里左右，鐵鏈女就是徐州那邊的，江蘇徐州，很近。我看到鐵鏈女事件之後，就是讓我回憶起鄉村裡那些被拐賣了的婦女。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到偏遠農村，我村裡很多人都出去打工，因為在村裡種地已經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了。很多人出去打工，包括那些被拐來的婦女，包括我媽，她們都出去打工。

那些婦女出去打工之後很少有回來，基本上都走了，要不就是回到自己家鄉，要不就是打工在工廠裡面，或者在別的城市，重新找人改嫁，或者和別的⋯⋯重新找一個對她好的，去選擇另外一種生活，她就不再回村裡了，很多。

【險因醫療事故送命 醫院：你們告不贏】

扶搖：周雨母親終於離開令她傷心的村子。而周雨也在高一那年，去工廠找母親一起打工。他為什麼選擇輟學呢？

周雨：也是家庭的變故吧。那時候父親他中風，我那年也生了一場大病，然後整個家庭就⋯⋯因為你知道在中國生病，尤其是生大病、重病，算是一種很大的災難，對於家庭來說，因為醫療沒有保障嘛。我那年生了一場大病，其實就是腸道阻塞，因為吃東西不消化，算是醫療事故吧，我覺得。

我一開始是，我媽媽帶我去我們鎮上的醫院，我的嬸嬸就在鎮上的醫院做那個手術助理。去那個醫院檢查，那個醫院給我診斷就是誤診，我是腸道阻塞，他說我是闌尾炎，其實我是腸道阻塞，然後他就手術，安排手術把我的闌尾給摘了，把闌尾給割了。割完闌尾之後第三天，因為阻塞它還是疼，特別疼，因為我就無法正常排泄，我的肚子就脹，就很痛。

然後第三天的時候，重新給我復查，說是腸道阻塞。這次是查對了，又給我安排手術，三天做了兩場手術。我那時候才十幾歲，十四歲左右，那時候很小。十四歲左右，然後安排手術，三天兩次手術。當時做完手術就舒服很多，然後在床上躺兩天又復發了，因為沒有取乾淨，就是那個阻塞物它沒有取乾淨，又造成新的阻塞，這就是醫療事故。

然後就不能再進行手術了，因為頻繁的手術⋯⋯我那時候很小，十三、四歲，無法經受這樣頻繁的手術，就採用保守治療的方法，就在我身上，還有鼻孔裡插那個排胃液、排一些液體的管子。然後可能讓我脹氣會舒服一些，排氣之類的。就這樣保守治療，還是沒有任何起色。我的身體一直在消瘦，因為不能吃東西，因為腸道堵塞，吃任何東西都會堵塞。

我每天就是靠著輸液來維持生命。一直到第三個月，第三個月的時候無法再堅持了。然後我媽帶著我去徐州市裡面一個醫院，一個很大的醫院，進行第三次手術。

我那個手術的過程還是很驚險的。那時候我的體重很瘦很瘦，可能只有四十多斤。我第三次手術完，稱重的時候只有48斤，我那時候是十三歲還是十四歲，只有48斤，非常可怕。

我在手術台上輸了很多血，最可怕的就是手術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因為我身體頻繁地使用麻醉劑，它產生了排斥效果。在手術還沒有結束的時候，麻醉失效了，我就躺在手術台上，我在清醒的狀態下，醫生為我做手術。就那種疼痛啊，我就是躺在那裡，因為我手腳是被綁起來的，我動不了，我也沒有力氣動，我失了很多血。

在那種狀態下，就好像躺在地獄裡，因為他們在清理我的腸道，那種劇痛，就是我喊也喊不出來，沒有力氣。最後我就疼得昏過去了，幾乎是昏死過去了。手術勉強結束之後，我被推出手術室，我當時是昏迷的狀態。然後我的嬸嬸告訴我，所有人看到我都非常害怕，害怕我會死掉。

這個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我媽媽想在我手術結束後，去起訴那家醫院給我誤診，就是我們鎮上那個醫院。但是鎮上的醫院通過我的嬸嬸，因為我的嬸嬸在那上班，通過我的嬸嬸、以及村裡的幹部，向我們家傳話，向我媽傳話，說你們不要想著告這家醫院，你們告不贏了。

那個時候我們家已經搖搖欲墜，我生了這場病，花光了家裡的所有積蓄，還欠了很多錢。我父親中風，他也沒辦法出去工作，整個家庭都散了。我哥哥還在讀高中，也需要學費去念書。所以我媽媽就選擇放棄了，因為也知道確實告不贏他們。那個醫院而且還是公立醫院。然後我媽媽就選擇南下，去溫州打工。

我在家裡養病，休學養病養了一年，然後又繼續讀書。讀到高一的時候，我就也選擇去溫州打工。因為那時候家庭這種變故讓我變得很叛逆。我就覺得人生沒有盼望，在那種封閉的農村，落後的這種學校，人沒有盼望。於是我就去了溫州，去找我媽媽，我進了工廠。

【到「另一個底層」 體會農民工亂象與心酸】

扶搖：在工廠，周雨親眼目睹了另一種底層群體的困苦。

周雨：（我那時候）很多想法，因為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中國農村的最底層。然後我去了浙江溫州，就是一個很大的工業城市。我去了另外一個底層，就是從農民底層進入工人的底層，在工廠裡面做工。

溫州是中國的鞋都，他們生產很多皮鞋、各種鞋子。我就在皮鞋廠裡面上班，就是在流水線上做皮鞋。我就看到另外一種景象，也是一種沒有盼望、沒有指望的生活狀態。你看那些工人的狀態，看他們的表情，就是麻木、不知所終。

很多和我年齡差不多大的，那時候17歲、16歲就去了溫州。因為他們就是一種⋯⋯因為是最底層，他們臉上那種苦悶、那種無助，甚至底層人那種惡，都寫在臉上，很明顯。我為什麼說底層人的惡呢？確實是這樣的，因為在溫州我就經歷過搶劫。搶我的人並不是那種窮凶極惡的人，他們都是附近工廠的你知道嗎？

附近工廠的那些工人，他們一旦失業了或者是閒著無聊，他們就會出去搶劫。我們工廠裡面，包括我在廠裡住的宿舍，我那些工友他們也「邀請」我出去搶劫。對，你沒有聽錯，就是邀請我出去搶劫，就是在工廠裡面每個月有一天休息時間、放假，每個月1號放假，基本上工廠都是這樣。

他們的生活狀態很糟糕，放假的時候，不是去網吧通宵就是去賭博，要不就去嫖娼，要不就出去做一些壞事。我們宿舍裡的那幾個人就邀請我出去搶劫，就說你只要去壯個聲勢，多一個人就行了，你不用動手。

我覺得我要離開這個群體，因為這個群體是中國最悲慘的群體，他沒有任何權益。如果你在城市生活，你在城市經營一份生意，那個時候中國經濟還在增長，在那個狀態下，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縣城，你有自己的一份謀生手段，你都要比在沿海城市打工生活要舒服很多。哪怕你在鎮上的集市上擺個攤子，你都要比那裡的生活狀態好很多。

所以我在那裡，在溫州、在江蘇蘇州那些工業城市輾轉漂泊了幾年，我覺得我一定要離開那個生活的圈子。我不歧視他們，我覺得那是一種很悲慘的生活狀態。你知道我在工廠宿舍裡住的時候，所有人都不讀書，只有我一個人讀書，還在堅持讀書，因為我從小愛讀書。

後來我還去過一些其它城市。

再後來大概是到了2010年，我就回到溫州待了半年，然後我就回到我們老家縣城，離開那個生活圈子了，農民工的圈子。

那個時候我朋友經營著一些網站，就是一些什麼類似於閱讀網站，比如說古詩詞之類的。我就幫他做編輯，每天幫他採集數據呀，都是很簡單的活。那個時候我在縣城也買了一個房子，就是我自己2010年、2009年在溫州打工，攢了幾萬塊錢，然後父母再給一些，我媽媽再給我一些，我就在縣城付了首付，買了一個房子。因為那時候房價很便宜，首付是8萬多，我記得。

然後就在縣城待下來了，幫朋友做網站。但後來也沒有維持太久，我就去了合肥，安徽的省會合肥，去做銷售。就這樣輾轉混了幾年之後，2015年、16年，我去了北京，在北京的話，因為這幾年我一直在寫小說，在北京我就應聘公司的文案這個職業，因為我覺得我是有這個才華的。在北京半年，經歷了兩家公司，就做文案，兩家公司我都是做文案，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賣床上用品的。這兩家公司做文案，前後半年我又離開了北京，我就去了南京。

在南京我就開始做自媒體寫作，因為那時候「今日頭條」崛起，自媒體時代來臨。我就開始在各個平台上，比如說百度、百家號、今日頭條、頭條號，阿里的大魚號，就各個平台上面入駐，寫一些文章來賺錢。

我覺得那個時候，因為那些自媒體、那些平台處於一種爆發的狀態，一種所謂的紅利期，我覺得我趕上了。我那時候寫自媒體收入還行，比上班要舒服很多，要賺得多，所以我也不想去上班。我覺得自由自在也挺好，我可以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時間。

然後我在寫自媒體的時候，我有更多的時間去看電影，去聽音樂，去旅行，挺好的。我這個工作大概做到2019年。如果我上班的話，我就沒有時間出去旅行。我2018年去了日本旅遊，2019年去澳洲旅遊，這是自由職業給我帶來的便利。2019年年底，那個時候是11月份去澳洲旅遊，回來之後不到一個月，疫情就爆發了。

【三年疫情封控：經歷一場噩夢】

扶搖：周雨比較理想的生活狀態剛剛開始，疫情就來了。疫情三年中，中共實施極端封控政策，在中國製造了無數人道慘案。在這期間，周雨經歷了什麼呢？

周雨：我覺得疫情三年封控，這三年就是一場可怕的噩夢，對每個中國人來說都是這樣，可能有些人意識不到。

首先它對經濟的傷害是毋庸置疑的，它不是那三年就能結束的。疫情封控、「動態清零」，它對經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現在還沒有結束。

當然就我個人而言，那三年是非常非常抑鬱的。我算是比較運氣好的，因為我只經歷兩次封控，第一次就是疫情爆發的時候，我被封在家裡三個月，每個星期一家只允許一個人出去買一次菜。

那三個月的話，我基本上就是在看電影中度過，一天能看兩到三部電影，每天就躺在那裡無所事事，也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就是在思考這個國家的走向，然後思考自己未來的命運。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場疫情可能會導致我很久沒有辦法出國。我是2018年第一次出國，2019年第二次出國，2020年疫情爆發。我本來打算是每年出去旅行一次，但是隨著疫情爆發之後，我就打消了這種念頭。

再後來就是疫情的防控變得更加可怕，到處需要做核酸，去任何地方都要出示健康碼，甚至強迫打疫苗。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抑鬱了。

我沒有去查，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輕度抑鬱。因為我走在街上，有時候汽車從我跟前駛過，我都想鑽到車輪底下算了，就是那種狀態，很痛苦，每天都很痛苦。還有社區的人敲我的門，讓我去打疫苗，我是拒絕的。

但是如果不打疫苗的話，我就沒有辦法進出小區，就躲著他們。有時候他們敲門我也不開，我就假裝屋裡沒有人。反正這三年就在這種壓抑的狀態下。當然我沒有度過完整三年，我是2022年9月份離開中國的。

扶搖：2022年12月，周雨在走線途中遇到一位經歷上海封城的山東小伙子，也了解到他當時的遭遇。

周雨：我們是在巴拿馬走出雨林，巴拿馬第二個難民營出來的時候，我們一起坐車，坐大巴車去戴維城，去戴維城的路上，他坐在我的旁邊。他的手機一直是沒有電的狀態。大巴車帶我們開了很遠，我們手機才有信號，他當時用我的充電寶充電。

他的手機開機之後，他就馬上跟家裡人聯繫，告訴家裡人他平安了，他已經走出雨林了。但他父母就罵他，就說你亂跑，你為什麼要出國？就巴拉巴拉巴拉，一邊是擔心一邊是不滿意他出國。他就在電話裡跟父母爭吵，然後他跟我說，他經歷了上海封控。

兩三個月時間，他就是靠幾袋壓縮餅乾、還有自來水度過這幾個月封控。他給社區打電話，沒有人管他，他從網上、從電話裡找了很多求救的渠道，但是都沒有人管他。每天就吃一點點壓縮餅乾，也不敢多吃，因為他不知道疫情封控會封到什麼時候。他不敢吃太多，他每天就吃一點，然後喝自來水，沒有水喝，只能喝自來水。

他那個時候也瘦了二三十斤吧，瘦得只有九十多斤，本來也不胖的小伙子。他跟我說這些的時候，他告訴我，他選擇走線這條路，就是哪怕死在雨林裡、死在路上，他也不會回中國。

他和父母打電話的時候，他就反問父母，你知道習近平的女兒在哪兒嗎？你知道他的親戚都在哪些國家嗎？當然這種爭吵是沒有意義的，後來他掛了電話我告訴他，我說你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慰你的父母，告訴他們你平安了，讓他們別擔心，你跟他說這些沒用。

因為那一代人是長期被共產黨各種蹂躪、各種殘酷政策的蹂躪、各種洗腦走過來的，不是你在電話裡爭吵三言兩語就能說通的，就能把他們說明白的。我說你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慰他們，如果你想說通他們，需要你長期堅持不懈地、有耐心地和他們溝通。他當時就因為父母的不理解，然後再從雨林出來的這種艱辛，當時在車上他都想哭。

【習近平修憲後 周雨決意離開中國】

扶搖：沒經歷過差點被中共活活餓死的人，或許很難體會山東小伙說出「哪怕死在路上，也不回中國」時的心情。

那麼，周雨又是什麼時候萌生要離開中國的念頭，原因是什麽呢？

周雨：我是2017年就決定離開中國的，但是那時候我不知道去哪、很迷茫，就想著離開。然後2018年我去了日本旅遊，因為雖然我不知道去哪，但是我想出去看看。我去日本旅遊回來不久，那時候也是秋天，習近平就修改了憲法，他就做了皇帝，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期限。他做了皇帝之後，我就更加堅定我要離開。

因為本來中國就是一種半極權的狀態，當然它是一黨專政，但是在黨內它還是有一些所謂的什麼換屆，十年換一個人來管理這個國家，它起碼還有點臉在說，我覺得。但是自從習近平修改憲法之後，我覺得他們是徹底不要臉了。

然後2019年我就去了澳洲，我覺得澳洲挺好。回來之後就感受到疫情爆發了。疫情爆發封了幾個月之後，2020年9月份，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女朋友，然後我們在一起生活。她是鄉村老師，她那時候剛剛當老師。

2021年，我帶她看了六四的天安門紀錄片。在這之前，我就是偶爾地會告訴她我想出國的念頭，以及國外的好、中國的不好這種對比。她也沒有做出正面的回應，她就聽我說，她也沒有做出什麼反應，她也沒有說要和我一起走，也沒有說不和我一起走，她就在思考。

直到2021年，我帶她看了一個下午，我帶她看了六四紀錄片。看完之後，她就決定出國。因為本身她自己是一個老師，她那個時候大概當了一年多的老師，基本上能看到很多中國教育的弊端。因為在學校裡，每天最重要的事不是教學，而是做很多跟教學無關的事情，比如說學習習近平思想，寫一些報告，或者是搞一些疫情防控的事情，跟老師沒有任何關係，跟教育沒有任何關係。

她覺得很噁心，覺得在中國當老師是一件很悲慘的事。工資又低，然後你如果抱著一種，比如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種想法，你去當老師，你會覺得很失望，因為現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因為中國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把控首先就是從學校開始，中國的所有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是黨校，沒有真正的學校，很可怕。

我帶她看了那個紀錄片之後，她就決定要走。我當時已經研究出離開中國的辦法，因為那時候中國政府說，以疫情防控的理由限制中國人出境，非必要不出境，只有留學和工作才可以出去，就是你離開中國的時候，中國海關才會放行。於是我就帶著她在網上找中介，找到了一個新加坡的工作，交了中介費，然後拿了新加坡那邊公司開的證明，證明我們是去新加坡工作的，以及跟中介公司簽的合同，我們就拿著這些材料去我們市裡面帶她辦護照，因為她沒有護照。

從穿棉襖一直辦到2022年穿短袖，才把護照辦下來，跑了4次。我們市裡面那個出入境大廳，跑了4次，每一次他都像審特務一樣審我們，把那個合同一字一字地摳，每一次都讓我們補上新的材料，跑了4次，才把護照辦下來。

然後2022年9月16號，我送她去浦東機場，她就先去新加坡，因為我們工作不一樣，我那個合同出得比較慢。她是9月16號從浦東機場飛新加坡，當時她出境的時候還被浦東海關查了手機。然後感觸最深的就是，浦東機場一個外國人都見不到，那是國際化的大機場，居然一個外國人都沒見到。

我和我女朋友不敢住酒店，就在機場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疲勞很累，很多人都在椅子上睡，都不敢住酒店，因為怕疫情封控，酒店說封就封了，就會影響第二天的行程。所以我們就在機場侯機的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累，很多人都是這樣睡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出去還會不會回中國，因為那時候流行一個詞叫「潤」，我相信你也聽過。然後第二天排隊登機，我就目送她，她在海關那裡被查了手機，問她為什麼要出國，去新加坡做什麼工作，和誰一塊去，都要一一作答，查得很嚴。

一個多月之後，11月9號，就是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是從廈門飛出去的，廈門那邊比較寬鬆，查得沒有這麼嚴，就問我兩個問題，就是你去新加坡做什麼工作，然後新加坡有沒有熟人，然後我就如實回答，就放行了。

當然了我後面那幾個，就是過了海關的，我們在侯機的時候問他們有沒有被查，有兩個人說被問了很久，被盤問半個多小時，也被檢查了手機，我當時還是挺幸運的，就兩個問題就放我走了，就這樣。

【滯留墨西哥42天 入境美國後大哭】

扶搖：周雨和女朋友先後抵達新加坡。不過，他們只那裡短暫停留，就決定走線去美國。這一路上，他們遇到了哪些事？

周雨：我的女朋友在新加坡工作一個多月，然後我去了。我去了之後就在那等待，等待的過程中，我在那等了10天，公司遲遲沒有安排我去上班，我就不想等了。然後因為在國內的時候就跟女朋友說過走線的事情，我們就決定走線。

正好我國內有5個朋友，一家四口加上另外一個朋友，他們是從澳門出境，然後我們商量好一起走，於是我們就去了土耳其，我們在土耳其會合的，然後我們就一起走線了。

其實我不喜歡新加坡那個地方，因為新加坡它也沒有很多自由，它也是一個獨裁政府，可能比中國相對要好一點，因為它是一個所謂的家長式管理，我個人不是很喜歡新加坡那種環境。

（走線）我覺得忘不了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走雨林和進雨林之前坐的那兩段船。就是在內科克利，哥倫比亞邊境小城內科克利要坐一段。第一段船還是很安全的，那個船是觀光旅遊船，就是快艇。坐那個船之後，那是第一段船，然後交了錢坐船，但是白天走，那個船很安全，是旅遊觀光的，然後就到一個地方停留，那個地方叫⋯⋯我忘了名字，在那裡停留要等到天黑，等到天黑才能出發坐第二段船。

第二段船的話就很小，那個船很小很擁擠，而且是夜裡出發。白天的話不可以走，因為巴拿馬海警不讓入境，只能夜裡走。那個船很危險，曾經有人就是有偷渡客坐那個船，翻船死掉。那個船擠了二十多個人，我記得。然後我就被擠在那個船邊上，我就手死死地抓住（船），生怕被那個海浪給晃掉。

船開得很快，它在海上就是蹦蹦跳跳的那種開，因為浪忽高忽低，它就蹦蹦跳跳的，然後我就死死地抓住，死死地抓住。那個海水，加勒比溫熱的海水，又溫熱又鹹，就撲打在臉上。然後（我）就使勁地擦，越擦越鹹，越擦越鹹，很危險那個船，真的很危險。

那個船每年都會翻幾次，我聽說都是。之前有一個偷渡客，中國偷渡客，就在那個船上翻掉，但是他沒有死，他被救上去了，然後同船的死了兩個人，很危險。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難忘的經歷。

還有就是走雨林，走雨林很辛苦，如果運氣好的話，一天多、兩天就出來了，我們運氣不好，一直下雨一直下雨，我們走了三天半，第四天中午才走出雨林，當時已經沒有任何食物了。我最後兩天就是一天三根士力架，然後喝山泉水，這樣衝過來的。走出雨林的時候再回頭看，不敢想象自己是怎麼走出來的。

扶搖：走墨西哥那段時間，周雨還被抓了兩次，這是怎麼回事？

周雨：走墨西哥的時候，那段時間因為墨西哥對移民的偷渡客、非法移民的管控非常非常嚴格，所以我在墨西哥，我們幾個人，我和我女朋友，還有另外一個朋友，我們3個人在墨西哥滯留了42天。我那個朋友一家四口，因為他們帶著孩子，移民局沒有抓他們，直接放他們走，所以他們比我們先到美國1個月左右。

我們在墨西哥42天，被抓了2次。墨西哥比較艱難的原因是因為，他抓到你之後他會關押你幾天，那是一種懲罰。他關完你之後，他不是就地釋放，他把你往回拉。比如說我是在墨西哥城，我第一次被抓是在墨西哥城被抓的，然後被關了4天把我們釋放，把我們放在一輛大巴上，大巴車上全是釋放的，有南美人、有中東人、有中國人。

那個大巴車就往回開，開到危地馬拉和墨西哥的邊境。你要重新走，你懂我的意思，你要重新走。所以就第一次我們3個人是被拉到那個地方叫塔巴斯科，墨西哥的一個城市叫塔巴斯科，那個地方盛產辣椒，然後我們在那個地方第一次被拉到那裡釋放。

在那裡待了兩天，然後我們就買大巴票，再往墨西哥城去，結果還沒有走出那個塔巴斯科城市，又被抓了，那是第二次被抓。第二次被抓之後，在塔巴斯科的移民監關了一天，關了一天就釋放了，相當於我在墨西哥一共被抓了2次，一共關了5天。

放出來之後我們就不敢走，因為被抓住被關起來那種滋味真的很難受很難受。我第2次被抓的時候，她讓我們下車，那個女的移民局的執勤人員，她讓我和我女朋友下車，我們就不願意下車，然後她就用手掌用力地擊打我的後腦勺，打了3下，然後我女朋友就抱著我哭。她就為了揪我們下車，她掐我女朋友這裡，手腕都掐流血了，我還有照片呢。後來出監獄的時候都結了痂，我給拍下來。

然後我們在塔巴斯科那個城市不知道怎麼走，我們就在那裡停留了12天。後來我們找到辦法，我們就去了墨西哥城，第二次到達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休養了兩天。

然後我們又去了邊境城市華雷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走，就中國人很少有人走，中國人一般都是從蒂華納那邊進入美國，但是我們是從華雷斯那個城市進入德州。我們翻牆的時候大概是傍晚6點多，晚上6點多吧，就是過了那條河就到美國了。

當時我和我女朋友，還有我那個朋友，還有另外3個烏茲別克人，我們6個人一起翻越邊境，就是跨過邊境、跨過那條河。上岸的時候我就抱著他們在那痛哭，因為這一路走來，說真的雨林也好，坐船過海也好，那種辛苦都是短暫的。在墨西哥42天真是極度煎熬，我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往哪走，沒有任何辦法，42天太漫長了，我們的運氣實在是不好。

所以就是跨過美墨邊境的時候，我這幾個月積攢的情緒全部爆發出來，我當時就哭了，我抱著他們哭，我蹲在地上哭。那種感覺，就所有的情緒都釋放了，我覺得我終於到美國了。

【走線見聞：很多中國人 拖家帶口不在少數】

扶搖：「終於到美國了。」很多走線的中國人在踏上美國領土的那一刻，都有這樣的感慨。

據路透社報導，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期間，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美墨邊境逮捕了超過6500名中國公民，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十五倍多。有評論人士說，這說明中共標榜的「中國夢」是一場噩夢，中國人「用腳投票」。

周雨在走線路上，就遇到很多中國人，而且有一個情況出乎他的意料。

周雨：在路上基本上，你吃飯的時候都能遇到中國人，我在厄瓜多爾⋯⋯從土耳其說起，土耳其是我們第一站，我就遇到老倆口，他們應該都至少得60歲了，他們老倆口至少60歲他們還要走線。我就問他們，我說你們為什麼這麼大年紀還出來？

他們是四川人，他說他們孩子、孫子都在國內，不願意出來，他說他們倆就想出來，就覺得人生這輩子馬上過完了，就想去美國闖一闖，去看一看，然後我就加了他們微信。但是後來我到厄瓜多爾的時候，我發微信問他們到哪兒，他已經把我刪了，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在瓜瓦多爾停留的時間，停留了4天左右，基本上沒遇到什麼走線的中國人，都是當地在基多定居的中國人，餐廳老闆什麼的。

在內科克利那個地方，就是哥倫比亞邊境內科克利遇到的中國人特別多。街上那些商店賣很多雨林裝備的，比如說帳篷、靴子呀，或者是一些什麼繩子呀，就是雨林用的那種登山杖，賣裝備的店裡面擠滿了中國人，都是買裝備走雨林的。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臨時組了一個隊伍，我們本身有7個人，再加3個人是10個人，我們10個人一起進了雨林，然後進雨林之後又遇到另一撥中國人，大概是多少人⋯⋯6個人還是16個人想不起來了，也十來個人吧，我們當時是將近20個人差不多。

後來我聽說走雨林，就是結伴走雨林最多的是49個中國人，同時進入雨林一起走，我們當時是20個人左右，不算多。出了雨林之後，到巴拿馬難民營，第二個難民營，那個難民營大概容納了500多個人，當然還有更大的地方可以容納更多人。

當時我進去的時候大概有500人，其中300多是中國人，中國人是占大多數，都是從雨林剛出來的，狀態都不好，都挺疲勞的，還有很多人受傷。在雨林裡磕磕碰碰的，那個難民營裡面有聯合國派來的醫生，會給你開藥，做一些簡單的護理，人道主義救助，裡面有免費的食物，還可以洗澡上網，當然信號不是很好。

但後來在戴維停留幾天，因為生病拉肚子，在戴維也停留了4天左右，也遇到很多中國人，在同一個酒店住的，然後你後面每到一個國家都會遇到很多走線的中國人。

有一點我是沒有想到的，就是我沒想到這麼多走線群體裡面，居然有這麼多帶著孩子的，我沒想到。我本以為都是倆口子，或者是一個男的，但是我沒想到有這麼多拖家帶口的。可能各有各的苦衷吧。比如我是覺得無法再忍受國內那種生活的狀態，就是很不自由，而且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這種不自由，就是對言論的管控，對生活方面的，這種意識形態對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廣泛，我覺得實在是忍受不了。

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為疫情封控，導致他的生意失敗，然後離開中國。

像我那個朋友一家四口，其實他們在國內生活很好，他們做生意做得也挺好的，在我們縣開了一個理髮店，那個理髮店生意基本上是縣城最好的，每天都很忙，掙的錢也不少，在國內有車有房。就是覺得不想孩子在學校繼續被洗腦，走這條路也是為了孩子有一個更好的未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自己的人生也不想在中國這麼浪費了。

【在母親支持下 開啟在美新生活】

扶搖：來到美國的中國人，為自己逃離中共而高興、對開啟新生活滿懷憧憬，當然也與在中國的家人彼此牽掛。周雨這次出來，或許要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和母親相聚。他的母親對此是什麼態度？

周雨：我之前說我勸那個上海被封控的小伙兒，我告訴他，我說你不可能三言兩語說通你的父母，你要需要長期有耐心地和他們保持溝通，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和我的母親就是這麼多年下來，我和我的哥哥一直在給她灌輸我們的想法，就是一直溝通，一直跟她講一些很明顯的（國內外）對比。就是說講一些中國不好的現象，當然她也沒有去過國外，但是這種長期的溝通是有用的。

所以我在去新加坡那天，（2022年）11月9號，我登機了，我過了安檢，我說我已經通過海關了，我已經通過海關的盤問了，我已經到登機口了。我媽也為我高興，因為她也知道通過海關的盤問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可以離開中國。

然後我媽就給我回了一個微信，她就說：兒子，祝你早日實現夢想。意思⋯⋯因為她知道我想去美國。所以看到這個信息，我也是挺感慨的，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次見到她。

我在新加坡我媽就和我保持聯繫，她就問我有沒有上班，我就說公司還沒有安排我上班。一直到我決定走線之後，我也沒告訴她，我不敢告訴她，我不知道怎麼跟她說，我一直在組織語言，看看怎麼告訴她，讓她接受。

在哥倫比亞我才告訴她，我要去美國，我要走很長時間。當然她也不知道走線是什麼意思，我就跟她說，我要去美國，要走很長時間，可能有一段時間要失聯，就是進雨林。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跟她說，我無論怎麼跟她說，我覺得她都會擔心，但是我就很直接地跟她說，就像我剛剛說的，我要走雨林，可能幾天聯繫不上，我要走很長的時間才能到美國。

我就直接這麼跟她說的，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組織語言了。但是沒想到她就跟我回了幾個字，她說：兒子，媽媽非常支持你的決定。她就這樣跟我說。當時心裡真是五味雜陳，因為說實話，走雨林我心裡沒底，我很害怕。所以當時的那種感觸，心裡那種感覺，不知道怎麼形容。一方面是她對我的支持我挺感動的，一方面是我不知道接下來會遇到什麼危險。

其實話說回來也挺有意思的，走線這個決定其實是我女朋友做出來的。對，一開始我是不敢的，是我女朋友做出這個決定，然後我們7個人還聚集在一起，結伴出發。

扶搖：那麼，現在來美已5個月的周雨，對新生活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周雨：這種感覺，說實話我還沒有完全深入去體驗美國的生活。現在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每天早上站在我住的這裡，站在這個門口，小區裡面，我就看著藍天白雲，感受著這種清新的空氣，就是有一種重生的感覺，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上帝給我的恩賜，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我就想到了電影《肖生克的救贖》裡面有一句台詞，陽光灑在肩頭，彷若自由人。很美好，這一路受的苦都值得。

（接下來）就是好好生活，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是價值吧，好好地去適應美國的社會。因爲從一個獨裁的國家來到一個自由的地方，在那個國家生活二三十年，身上難免會帶著一些不好的習慣、不好的習性，我覺得都要慢慢去改。更努力地讓自己融入美國這個環境，好好工作，好好回饋這個接納我的國家，好好去熱愛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扶搖：我們祝福周雨在美國能像他期望的，好好生活，實現人生價值，回饋這個接納他的自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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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