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4月25日訊】近日，《民主季刊》刊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Lynette H. Ong (王慧玲)的文章《「清零失敗後的中共》 (The CCP after the Zero-Covid Fail)。文章指出，中共有兩種鎮壓模式，現在，中共的「維穩」鎮壓模式正在失效，並且，中國人反抗中共的活動並沒有消亡。

文章表示，「鑒於中國缺乏數據透明度，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中國（中共）政府因新冠肺炎崩潰所付出的全部代價。但對中國社會及其政府的影響開始顯現。」

文章指出，中共的強硬「清零」政策導致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的影響力、參與度，甚至使用的反政權口號都是非同尋常的。

中共雖然成功鎮壓，但也不是毫髮無損：它的行為打破了中國人民對其專制統治的高度信任，削弱了中共以信任為基礎的治國之道。

文章稱，中共以讓步和鎮壓相結合的方式回應抗議活動，但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也無法平息異議浪潮。再加上中國經濟放緩，這些抗議活動可能預示著，中國將進入充滿衝突的「新時代」。

兩種鎮壓模式

文章認為，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採取兩種鎮壓模式，第一種是指以「信任」為基礎的日常鎮壓模式。作者又稱為「外包鎮壓」，即「黨國召集社會上有意願的成員直接鎮壓人民，或誘使他們服從國家政策。 這種體制關鍵部分是『人』，它的力量來自於普通中國人的社會關係（關係) ，包括家庭、鄰裡和工作關係。

與警察使用的暴力脅迫不同，這種日常形式的鎮壓依賴於哄騙、說服以及施加社會和心理壓力以促使人們服從。如著名的「朝陽大媽」及「網格化」管理系統，主要由鄰裡和志願者參與，他們在當地警察的監督下與基層社區工作者合作。這些居民志願者擁有當地知識和社會關係，可以用來說服鄰居遵守中共的規則。

這種「維穩」的範圍比傳統的公然的暴力鎮壓或審查行為更廣泛，它涉及使用先發制人和祕密措施。這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通過公開脅迫或懲罰來鎮壓抗議活動的必要性，從而避免了社會反彈。

這種維穩體制，「使其能夠在社會衝突演變成街頭抗議之前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

基於對中國城市化政策的研究，作者認為，中共對社交網絡的巧妙操縱使其觸角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在最大限度地減少阻力和反彈的同時讓人們順從。這使「中共得以維持其合法性，並將其意志強加於社會」。

第二種鎮壓模式是公開的的暴力鎮壓，它應用於新疆、西藏和香港，是一種高強度監控模式。在新疆和西藏，人均公安人員數量都在增加，而且因「顛覆」行為而被捕入獄的人也屢見不鮮。

文章指出，這兩個系統，加上宣傳和審查制度，使中國公民無法認識到彼此的困境，從而防止全國性的大規模反抗。

新疆和香港的公然鎮壓可能成為國際新聞頭條，但是，「外包的鎮壓，更為普遍卻不為人知」。

外包鎮壓機制受到挑戰

文章認為，嚴格而荒謬的新冠「清零」政策，造成了普遍的不滿，公民和志願者都開始質疑它們的有效性，「隨之而來的是廣泛的抵制和強烈反對」，最終演化成了全國性的「白紙運動」。

文章說，「白紙運動」之前，由於缺乏獨立的公民社會組織，中國人民沒有途徑動員大規模運動。加上中共的鎮壓機制，包括外包鎮壓體系和公開鎮壓審查制度，任何交叉動員的跡象都受到嚴格監控。因此，「儘管社會爭論激烈，但中共政權仍具有彈性」。

但是， 「清零」政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使每個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怨恨跨越了社會群體、種族和地區的界限。尤其是「貴州大巴轉運翻車」事件和烏魯木齊大火事件，點燃了人們的怒火，使人們走上街頭。

文章認為，這是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示威以來，民眾首次表達對政治變革的要求，打破了中共政權處心積慮構建的維穩體系。

未來會發生什麼

作者對中共在後疫情時代面臨的挑戰進行了三點思考。

第一，「中共基於信任的治理和鎮壓模式依賴於高比例的民眾支持」，然而，中共的清零政策破壞了這種信任和支持。

文章認為，在「新冠清零」政策實施的第一年，人們認真遵守封鎖和檢測制度，真誠地相信中共會保護生命。但後來，人們對遵守大流行措施和國家與社會關係開始懷疑。

儘管鎮壓和「清零」政策的突然轉向可能平息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但其他形式的社會衝突仍在繼續。

包括年輕一代中消極抵抗的出現，他們對中共實現經濟繁榮的能力信心下降。儘管他們沒有表現在街頭或大膽呼籲政權更迭，但移民和躺平同樣是對黨國的有力反抗行為。事實上，這些行為可能會讓當局付出同樣多的代價，甚至更多。

文章指出，公眾信心的侵蝕將如何影響中共基於信任的治理模式的長期有效性，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但是，顯而易見的是，沒有合法性，中共將不得不通過強制手段尋求合法性，也就是說，如果想要獲得疫情前一樣的民眾服從，中共需要更多的暴力。

第二，「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彎使中共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制定一個既能使其擺脫『清零失敗』又能保持其合法性的說法。」

文章說，中共經常在危機時刻尋找替罪羊， 這次可能也會試圖找替罪羊，但選擇餘地有限。整個2020年，中共將其「清零政策」宣傳為中共制度優越於民主制度的例證，並宣傳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超過一百萬人因為新冠死亡。中共這次能讓什麼「境外惡勢力」或地方當局當替罪羊呢？

文章認為，中共在「清零」政策上的突然轉變，及無數人因中共的政策轉變而死亡，中共的制度優越性將何去何從？雖然中共在2023年2月宣稱其新冠肺炎政策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但中國人民是否真的相信這套說辭，是另一個問題。

第三，作者指出，「清零」政策結束後，中共試圖重新將政策中心調整到「經濟發展」上，但是能否實現，存在很大疑問。

之前，中共與民眾之間，存在著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中共可以剝奪政治權利以換取經濟繁榮，現在，當中共未能實現曾經的經濟水平，但仍要求人們和以前一樣無可置疑的服從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會抱怨。隨著經濟下滑，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其不滿情緒會越來越大。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最大的壓力是經濟增長放緩。

《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一份1990年起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行的學術期刊。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Lynette H. Ong (王慧玲) 是研究中國鎮壓系統的專家，在2022年出版了《外包鎮壓 Outsourcing Repression》一書。根據不明白博客的介紹，「從2011年至2019年，王慧玲多次赴中國，在8個省會或直轄市進行了超過200場田野訪問，同時建立了超過2000個媒體報道案例數據庫」。

（責任編輯：李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