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之後不到一週，習近平親帥中共政治局常委到陝北紀念延安整風運動，瞻仰中共七大會址。之後又赴河南安陽視察紅旗渠，強調所謂社會主義是拿命換來的。中共在二十大後向左激進的趨勢已經明白無誤。不難預料的是，在今後的五到十年裡，由此帶來的黨民之間的矛盾將迅速升級。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層似乎也已經意料到了未來中國社會將出現的黨與民之間對立的升級，並為此做了準備。在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前所未有地出現了三個掌管警察和特務系統的官員，他們分別是：前國安部長、現任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前公安部副部長、現任中紀委副書記劉金國；和現任公安部長王小洪。

如果說，國安部和公安部是針對國際和國內社會的特務機構，那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則是控制中共黨內的特務機構。在現任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中，有三人與中紀委的工作有關。他們是：現任中紀委書記李希，前中紀委書記趙樂際，和前中紀委副書記李書磊。

從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對中共高層官員的布局不難看出，中共正在走上類似於前蘇聯依靠祕密警察維持其統治的道路。

如此多的特務頭子們湊在一起，他們要對付的當然是那些讓中共感到威脅，或至少是讓中共覺得不放心的人。那麼，未來會讓中共心中不安耿耿於懷的是哪些特定的人群呢？

先富起來的那些人

中共在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該論點後來成為所謂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鄧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政策的理論基礎。

問題是，初級階段的理論從提出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初級階段在未來還會持續多長時間？一旦這個初級階段結束，中共將如何對待那些已經富裕起來的少數人的財富？

中共在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通過了後來成為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共享」。按照中共的解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量不斷增大，但分配不公問題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於是，如何共享經濟繁榮成為了主要問題。

這裡的核心是，習近平與鄧小平所關心的問題有了很大的不同：鄧小平想要少數人先富起來，而習近平關心的則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財富不公。

中共在其剛剛結束的二十大上首次提出：適當約束高收入群體財富。可見，中共所關心的已經不是如何讓少數人先富起來，而是把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的財富重新分配，走所謂「共同富裕」的道路。

也就是說，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在中共的眼裡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革命的對象。二十大後與中國聯通率先啟動合作專案的騰訊就是這批韭菜中的頭一根。

毫無疑問的是，外企在中國的投資也在這個被約束的財富之列。

在中共二十大後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裡，當年一度瀕臨破產的供銷社便迅速東山再起，官方宣布將重開五萬個供銷社分社。很明顯，中共已經選擇了流通領域作為財富重新分配的突破口，未來會有一系列政策出台保障供銷社的系統在國內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不難看出，那些已經富裕起來的少數人，當然也就成了中共實踐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的絆腳石。

八零後的幾代人

文革結束已經近半個世紀，而中共現在的最高層領導人，恰恰是在文革中開始懂事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習近平從上任就一直在說，不能用改革後的三十年去否定改革前的三十年。所謂「不忘初心」，當然就是不忘毛澤東那一代人的所思所想。

但時代不會為這個「初心」所停留。八零後、九零後和零零後出生的幾代人，他們不會像文革時期的中國人那樣認為這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還在水生火熱之中等待著他們去解放。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許會因為被洗腦而成為小粉紅，但他們卻絕對不會願意看到自己所擁有的自由被沒收。小粉紅們在強制清零中的怨聲載道就是一個明確的說明。

手機、互聯網和社交平台是八零後的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隨著在經濟領域對市場自由度逐漸收緊的控制，中共對資訊流通管道的管制也必將愈來愈嚴厲。中共從西方引進現代科技之後，先是建立高科技的防火牆，防止民眾上網獲得海外的資訊。近些年更是變本加厲，建立臭名昭著的社會信用體系，並將此體系與高科技的面部識別系統與個人的手機和銀行戶頭相連。

現代化為中國民眾所帶來的，不是更高的自由度，而是更多的枷鎖。

高科技時代為中共體制下生存的中國民眾帶來了一個西方所沒有的現象，就是層出不窮的為了規避網路檢查而發明的各種網路名稱。根據2020年從中國移居美國的前網路審查人員劉力朋的介紹，中國網路上當時用來替代習近平的各類網路詞彙、符號或文字與符號的不同組合共有3萬5000多個。

八零後的幾代人，沒有文革的經歷。如果按照文革的標準，今天中國的網民有多少會被劃入「現行反革命」之列？答案應該是太多太多。這幾代人中，有不少人已經躺平了，但躺平也許僅僅是第一步。因為，沒有人會年紀輕輕身強力壯就自甘選擇無所作為。但如果不選擇在沉默中死亡，就只能會在沉默中爆發。

所以，隨著中共使用高科技手段不斷變本加厲地加強對現代資訊管道的管控，八零後的幾代人也必然會越來越多地成為中共向左激進路上的障礙。

知識界與文藝界

中國的知識界和文藝界在文革後1976年到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之前，曾享有過一段言論自由相對寬鬆的環境。那段時間中共在鄧小平的許可下，出於為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老幹部平反的需要，在胡耀邦的帶領下搞了一段「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那段時間也出了一批敢於批評和反思文革的作品。

但在六四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中共給知識分子所留下的批評中共的說話空間，就永遠停留在對十年文革和反右運動的反思上。習近平接管中共最高權力之後，開始講「不忘初心」和「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於是對文革和反右這兩場政治運動進行反思的空間也越來越少了。

八九年民運之後這些年，藝壇上被整肅的大牌兒明星們每幾年就出一個。雖然多是以稅收和財務問題為由，但目的不外是一個：殺雞儆猴。

從四十年代初延安整風，五十年代末反右運動，到後來文革中打倒所謂的「現行反革命」，中共對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論管控從來都是維持其統治地位的核心手段之一。如果按照五十年代末反右運動的標準，今天中國的知識界和文藝界名人有多少可以劃在反右運動的「右派」的範疇之外？這個問題，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共體制之下的知識分子深思。

中國的知識精英在過去中共體制內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裡，既是被中共收買的人群，也是參與了收割經濟改革紅利的階層。隨著中共向左邁進走向所謂「共同富裕」的腳步，中共能否繼續讓他們分享統治者所擁有的紅利？而如果這份紅利不再，他們還會不會亦步亦趨地緊緊跟著中共左轉左進的腳步？有待觀察。但無論他們怎麼想，中國的知識圈永遠都不可能是讓中共放心的人群。因為，中共是一個不容許獨立思考的專制政權。

綜上所述，已經率先富裕起來的人、八零後出生的幾代人和中國的知識界文藝界，在未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回籠的大環境下，將首先成為中共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這同時也意味著，這幾個群體將有可能會是最早從「復興」的幻想中夢碎的人群。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新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