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下午，河南安陽發生特大火災，至少38人死亡。習近平震怒，點名批評。但是，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並未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只是發出「指示」，派省長王凱到場坐鎮。樓陽生幹什麼去了呢？據22日《河南日報》消息，視察鄭州富士康園區。

可當日晚，富士康廠區爆發大規模抗議，大批警察趕來鎮壓，並持續至24日晨。有人被打傷、抓捕，人數不詳。24日，富士康向離職的新進員工支付1萬元，抗議平息，數萬人離開鄭州工廠。25日，鄭州以防疫之名封城。

樓陽生為什麼不去火災現場而去富士康？為什麼樓的到來並沒有阻止富士康事件的爆發？我們把問題擱在這裡，先說說富士康大規模抗議的來龍去脈。

10月中旬，鄭州爆發疫情，富士康為趕工iPhone 14，並沒有停工停產，而是實施「閉環管理」，把20萬員工限制在廠區內，確診病例可以在廠裡自行安排隔離，密接、次密接可以不隔離，讓員工自願選擇是否上班。但是，廠裡確診人數越來越多，包括「超過2萬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等等流言四起，廠方只是否認流言，並未說明廠內染疫人數；另一方面，員工稱物資缺乏，沒有食品和藥物，也有人表示被拉去隔離後，沒有人管他們的死活，哭著說是不是要把人給逼死等。口耳相傳下，大量員工衝破保安的攔截，集體出走。為了避開疫情關卡盤查，很多人選擇鄉間小路，「宛若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的逃難潮」。

雖然員工大出走，可富士康還要趕工（它是中國最大的iPhone組裝工廠，大約承擔著全球蘋果手機50%的生產業務），於是高薪招聘，中共地方政府積極配合。例如，一些鄉村接到指示，每個村莊要至少派出兩名村民到富士康工作，工作的時間在一個月到六個月之間，黨員幹部要領先、要以身作則，還極罕見的幫助僱傭退役軍人。十萬人很快招滿。為此，《紐約時報》刊發了題為「中國政府幫助鄭州富士康招工，動員退伍軍人及黨員」的報導。一些外媒報導稱「鄭州富士康高薪招工奏效 iPhone缺貨有望緩解」。如此高效率，似乎凸顯了中共吸引外資的優勢。

不料，新員工抵達工廠後認為自己受騙了：一是招工承諾的薪酬與富士康集團簽署的僱傭合約不同，一是新老員工混住，沒有分開工作，而老員工中有核酸檢測到陽性者。大量新員工試圖離開，向政府討要說法，結果與守候在門口的鄭州警察發生衝突，警方向抗議者發射催淚彈（又說是煙霧彈）和水炮，試圖驅散人群，工人則用滅火器、石塊反擊。從22日夜到23日夜，都有衝突。

從上述事情軌跡，很容易研判：

（一）無論是先前的員工「大逃離」和現在的新員工「大暴動」，都源自求生本能，屬維權性質，應予以同情、理解和支持。

（二）富士康廠方負有一定責任。11月24日，富士康聲明中說，「因入職流程中的電腦信息輸入錯誤」導致「鄭州園區部分新入職員工對於補貼政策可能發生變動的擔憂」，對此深表歉意，公司承諾各項薪資政策與官方招工海報完全一致。但是，富士康廠方的錯誤並不一定導致「大暴動」，他們完全可以重演一次和平的「大逃離」。

（三）這次富士康員工「大暴動」，直接源自中共的暴力鎮壓。正如視頻中一網民在現場說：「這麼多人啊，我們沒想鬧事，我們想維權，是他們（警察）打我們。富士康把整個河南省的GDP拉起來多少，你們想他們不幫富士康幫誰？我們好幾個人都被打到進醫院了，現在沒人管、沒人問……」

以上三點，只是表面分析。這次富士康事件深層原因，則在於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

一方面，「動態清零」造成了富士康員工對疫情的恐慌。其實，「大逃亡」消息曝光後，河南當局的調子就有所調整。據《河南日報》報導，河南省長王凱在防疫會議上強調：「不能因為有個別疫情燃點就長期無差別封控整個小區。」鄭州市衛健委也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過於驚慌。」但是，河南當局不可能公開反對「動態清零」。它的這種微調，沒什麼效果。因為實務中，照樣封城、每天測核酸，這就使社會上對疫情的恐慌不可能消除。

另一方面，「動態清零」造成了富士康廠方防疫壓力的極端化。客觀的講，即使富士康這樣的巨型企業，也難以一廠之力來滿足中共「動態清零」文件上的要求。富士康是個企業，在商言商，必然注重經濟利益的考量。對於因「動態清零」強加的成本，當然是反感的，但也對抗不了。

我們知道，富士康有與地方政府強大的博弈能力。根據陸媒報導，2010年鄭州的出口貿易額為34.56億美元，2011年鄭州富士康投產，2012年就出口貿易額暴漲至202億美元。到了2020年，鄭州富士康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出口貿易公司，全年出口總額達到了316億美元，以一家公司之力，貢獻了鄭州進出口總額的80%，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更重要的是，因為富士康的到來，2011年鄭州電子信息產業總體規模不到200億元，到了2021年已經逼近5000億元。2016年，富士康在鄭州投產的五年後，鄭州成功晉級國家中心城市。

由此，我們不難想像，為什麼樓陽生不去安陽而去鄭州富士康園區。相較而言，前者問題更大。但樓陽生去了之後，富士康問題並未解決，而是爆炸了。這說明富士康所涉及的實質問題——「動態清零」——解決的難度非常之大，遠遠超出了樓陽生的權限和能力範圍。事實上，在保經濟和「動態清零」之間，地方政府左右為難，對中央滿腹怨氣。

而這次「大暴動」，不僅直接影響富士康（加速郭台銘的海外布局步伐），也重擊了外商的對華經濟期望。「二十大」凸顯中共強硬、僵硬的一面，外商已經憂慮重重了；再來個「富士康事件」，那就快點脫身吧。

需要指出的是，諸如「富士康事件」之類，全國此起彼伏。例如，11月24日，長期封控的廣州海珠區後窖村發生群體打架事件。居住在當地的打工民眾趁機發洩對長期封控的不滿情緒，與警察打起來。後窖村在地村民說，若本月底不解封，可能要出大事。

又如，同日晚間，烏魯木齊市天山區金銀路輔路吉祥苑某住宅發生火災，官方稱10人經搶救無效死亡。可是民眾普遍認為是封控導致救援延遲，才釀慘劇。25日晚間，該市多地民眾奮起反抗，要求解封。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盃球迷在卡塔爾，沒有口罩和防疫管控，享受着比賽和歡慶勝利。這令中國民眾對「動態清零」更加反感。

概而言之，「動態清零」加劇官民矛盾、加劇中央和地方矛盾、加劇外商撤離中國，早從中共的所謂「優勢」變成了一根絞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