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屬於中共的隱蔽戰線，周恩來是它的創立者和領導者。

司馬璐在延安時，曾在中共的特務培訓機構棗園訓練班受過訓，專門學習過從事地下工作的技能（例如怎樣利用社會關係，找到自己的安身處，作為立足點；怎樣找一份公開合法的職業，掩護自己的工作；怎樣與非共人士打交道，怎樣利用中間份子、黃色工會、國民黨和其他人；怎樣在通信中用隱語；怎樣去聯繫「自己人」時所用的暗號；怎樣利用打麻將之類的形式開小組會；怎樣利用舞廳之類的熱鬧場所交換情報；怎樣利用敵人的公開機關，作為共產黨的祕密據點；怎樣隨時隨地迅速地改變自己的容貌和化裝；怎樣擺脫敵探的跟蹤；怎樣打擊叛徒；怎樣在被捕後應付敵人的審訊……等等）。後來在重慶時，司馬璐又曾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直接從事過地下工作。

據司馬璐介紹，抗戰期間，中共的對日情報工作與國民黨之間有較多的聯繫，都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中共的對日情報系統，大致可分為五個地區：一是以潘漢年為中心的上海；二是以廖承志為中心的香港；三是許建國、劉仁、王世英為中心的華北；四是以朱明、金仲華、邵宗漢為代表的蘇聯情報中國部；五是東北情報部門，一部分由華北領導，一部分由東北抗日聯軍陳龍領導。

周恩來領導中共的地下工作，其總的戰略布署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所以，一般的左翼活動，真正的共產黨員多數在幕後策劃指揮，被捕被殺多是外圍的人物。犧牲個人保護組織和領導，當年有許多為理想而奮鬥的共產黨員，認為這種赤膽忠心奉獻革命是應該的。

當時中共的地下工作都有什麼特點？司馬璐告訴我們，大致有以下四個要點：

第一，西瓜政策，外面一定要有保護色，裡面是紅色的，不要露鋒芒：不要以左的面目出現。要有「三化」，一是職業化（要有一點專業知識），二是社會化（要廣交朋友，而絕不能暴露自己，甚至要交反動派的朋友，遇到危險時，住到國民黨要員的家裡），三是合法化（比如男女同志以夫妻身分作掩護，不使外人懷疑）。

第二，敵人的機構要打進去，把敵人的幹部拉出來。祕密派人參加國民黨、三青團、青年軍。三教九流，

青幫紅幫，哥老袍哥，黃色工會（即不屬於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同鄉會，同學會，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就要打進去，愈是敵人心臟的部分，愈要打進去。

第三，把敵人的據點變為中共的據點，利用敵人的公開交通線，掩護中共的祕密交通線，利用敵人合法的電台掩護中共非法的電台。在敵人後方開展經濟鬥爭，如搶購銀元，黃金，屯積生活必需品，利用共軍控制區走私，包括向白區推銷南泥灣特產（鴉片），以擴大財源。

第四，儲備力量。同黨與同黨間避免直接往來；單線聯繫；必要時犧牲個人或外圍保護組織；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與甲合作打擊乙，同時又與乙合作打擊甲。用反共的面目和組織消滅反共的力量。因此，為了培養一部分共產黨員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機構的關鍵職位，犧牲一些小共產黨員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特務熊向暉在蔣介石的親信胡宗南身邊，利用反共面目，殺過不少共產黨人，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

中共的地下工作而且充滿了殘酷的「考驗」。曾經的親歷者司馬璐回憶說，「組織上對我們說：『潛伏在黨內的敵人，要比我們正面的敵人可怕到一千倍、一萬倍，他們偽裝積極與忠實，取得組織上的信任，實際上在從事反黨的活動。搞地下組織工作最艱難了，有時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忠實可靠的份子，結果卻是一個敵人的奸細。一個愈像忠實可靠積極的同志，愈要當心他。』

『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為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數據。否則的話，只好我們自己動手了，不過，那總是不得已的。』

領導又說：『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志，組織上是絕對信任他的。』

『考驗』，這中間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為了考驗一個同志，組織上有時故意給你一些無理的打擊，甚至布置好一個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驗掉自己的性命。他們又一再強調，『革命的策略沒有直線的，總是迂迴曲折的，沒有規律的，全靠隨機應變。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